我们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只虫的？

如果一觉醒来，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虫子，你会怎么办？

也许你会说这根本不可能，但是格里高尔却在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就变成了一只丑陋无比的甲壳虫。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变形记》里，向我们讲述的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处境与尴尬遭遇。

因为格里高尔就像我们一样，有着卑微的职业，当下社会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旅行推销员，他每天奔波在路上，往返于各个城市，住着廉价的旅馆，穿着正式的西装，背着装满宣传册和产品的公文包，一手拿着面包一边匆匆赶路。同时，也忍受着顾客的挑剔、白眼和不信任，需要不断地核算公司目标与手中的订单，计算每天的业绩与自己的收入……

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明确的目标追求和人生规划的小职员，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全身长满了细脚，并背着一个坚硬外壳的甲壳虫。

其实，这并不是寓言，也不荒谬。在我们受到伤害、得到误解的时候，在我们情绪低落、心情灰暗的时候，在我们付出真诚、却被指责怀疑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刻，想把自己保护起来，缩进一个温暖而牢固的城堡里，休养生息。

卡夫卡想要表达的正是现代社会对人们之前所熟知而温情的传统生活的破坏。在之前，生活是缓慢的，舒适的，自由的，感性的，温暖的，真诚的；而非理性的，冷漠的，焦虑的，压迫的，以及患得患失的。但是突然之间，后者便会生硬地闯进人们的生活，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开始计算着生活。

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它们通过制造消费，使人们对物的追逐当成生命追求和价值取向，并且达成一种社会共识，凡是对自己“有用”的就是值得去做的，而无用的则可置之不理。理性地追求物质主义，成为当下的一种流行色。

格里高尔就是被这种物质主义所挤压、所扭曲、所变形的，尽管卡夫卡让他变为一只甲虫显得多少有些荒谬，但这种荒谬又是一种潜在的真实。这种真实以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格里高尔的父亲为了讨好他人不得不每天给银行里的小职员买早点，他的母亲不得不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替陌生人缝补衣服上，他的妹妹不得不听从顾客的命令在柜台后面跑来跑去，我们不得不每天忙忙碌碌地重复着单调而毫无生机的工作，等等。在讨生活中，人们渐渐地远离自己，失去自己，也忽视了周围亲近的人。

格里高尔是现代社会压迫下的一个小人物，也是企图反抗成为自我，但是挣扎无门的不幸儿。很久以来，人们就致力于个人认同与自我寻找的努力，这种认同与寻找是忠实于自己和自己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为理想的，是发自内心的自然之声，有着他/她自己的人生标准。

但这种理想很快就被外在的统一性（物质至上）与自身的功利性（只有有用才值得追求）所破坏。卡夫卡没有看到这种理想的实现，他看到的是格里高尔在现实世界里的不断迷失，不断被误写和误认。他不但没有发现人类成为和实现他自己，而是看到人类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格里高尔就是在物质主义的驱动下被异化和物化的，也是在这种物质主义的压迫下，自我退缩的。但是，前进或者后退都是在物质主义背景下进行的，是人类无可避免的遭遇，都没有出路，

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将人设计为一种物，一种为到达目标和效益的工具。而效益不仅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成为社会关系的粘合剂。于是，人们依附于工作以及为保证效率所制造的规章制度中，恪守着时间与制度。人在时间与制度中被异化，成为被时间规定的人，被制度所设计的人。人在时间与制度中，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属性与品格。

就这样，人们成为存在中的“他者”，一个他人眼里的“他者”，也是自己眼中的“他者”。一方面，人们在跟时间赛跑，企图融入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更一方面，人们又被抛入更加孤独、困顿的境地，没有人真正关心“他者”的真实遭遇，同时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存在不受破坏。甲壳虫虽然只是卡夫卡对个体及其生存环境的一个隐喻，但也反映出了社会坚不可摧，个人孤立无助。

就这样，人被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不得不忍受着孤独和隔膜。

但即使变成一只甲壳虫，也要顽强地战斗，这既是一个人的尊严，也是一只甲壳虫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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