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批判

在《活着》自序中，余华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这是为什么呢？我在读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疑惑，富贵信奉怎样的哲学，或者说余华安排了什么哲学观念给富贵，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这种诗情画意缘何而来？作品中有一道深深的裂隙如何填补？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翻开《活着》。

一切文学作品都在回应一个古老的问题：何为生命，生命何为。它有很多变种，“我是谁”“生命的意义”“人与世界”，所谓终极关怀。这是文学的使命，作家的天职，一切有抱负的作家或显或隐都在回应这个大命题。余华当然也是这类作家之一，这本书的标题和内容无不彰显着他的关注点，他要写生命，欢喜与忧愁，苦与悲。

然而这本书真的切入了吗？抓住要点了吗？表现得足够深广吗？

这是一本大故事，然而并无多少文学成色。从头到尾，死了很多人，由若干小故事组成，不乏成功的润色与精彩的语句衬托，素材力求尽善尽美，人物力求生动，事件力求有代表性，死亡也力求合理。这一切都不改变作品浮在表面，只是“苦活”“赖活”，并无丝毫生命气息的表现。

无论富贵还是其他人物，他们有心灵吗？似乎没有，他们只是麻木地活着。家珍，逆来顺受，贤妻良母，被规训得比奴隶还要乖巧，打不还手骂不还嘴。有庆虽然有点倔但仍听话，以至于被抽血抽死了也不吭声。凤霞，让嫁人就嫁人，让甜蜜就甜蜜，宛如布娃娃。春生，受不了屈辱那就自杀。富贵本人，亲人死了一茬又一茬，除了有限的悔恨，活着在他看来，“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时候也会想法子宽慰自己”。如此麻木的一群人，不是应该怒其不争吗？不，《活着》要赞美他们，借着讲述人的嘴，“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

和情节故事有纰漏，人物刻画不够深入有关吗？没有直接关系。故事再美，人物再活，不改变作品的空洞，因为它没有根，无处立。这部“作品”压根就没有切入到“生命”。

之所以它是一篇大故事而不是文学作品，是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要讲一个说教故事。一个大预设笼罩着这本十几万字的书，一切都是为了支撑一个论点而被组织起来。这个论点如余华在韩文版自序里准确点出的那样：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显示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是在做奴化动员吗？

这部作品表现了一个怎样的文学世界？麻木、迷糊、逆来顺受、傻子般的乐观、自欺欺人的满足，这样一群人的世界，他们确实“活着”，苟延残喘，受了很多苦却甘之如饴，没由来的快乐，不但反人性，还反理性。诸子百家都无法理解。这是一种独特的新发明的哲学吗？

生命在哪里呢？余华是不是误把“活着”当“生命”？为何作品只表现了生物层面的“活着”、社会学层面的“活着”，人类学层面的“活着”，唯独看不到“生命”层面的“活着”？生命不需要根，它原本就是漂在半空中的吗？也不需要寻生命之根？

这是一种阴沉的对生命的谋杀，它试图证明生命就是“活着”，苦熬，熬到死。它要说生命并没有意义，有的就是荒诞和忍受，生命毫无意义，连源初的意义也没有，人就像从石头里蹦出来，赤条条地活着，赤条条来去。余华是不是误解了存在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无从知晓。

不过，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准确说绝望主义浇灌的文学之花，取得了成功，受到了欢迎，迎合了我们时代浓厚的绝望主义思潮，也和庸俗审美趣味相投。

有意无意，这部“作品”，这本故事书，让读者留下了眼泪，获得了满足：生命是无意义的，也不必去找寻，乐观一点，得过且过，重在当下，快乐就好——恶俗的生命观。“精神胜利法”竟然悄悄回来了，“人活一世，大概都是要被砍头的”（《阿Q正传》），“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正传》）。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读来觉得恶心？

那么，余华认识到了“作品”中的核心问题了吗？应该说认识到了，“感到着自我的分裂”（中文版自序），那么是无力解决问题还是不愿意呢？不得而知。总之，这本书让人感到极其分裂，几近强词夺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麦田新版自序）。“我的地盘我做主”，不需要道理，也不需要作品自身表现出来。文学当真异化成作者的提线木偶，这就是创作的自由？

辛格说：“文学当然可以描述荒诞，但文学本身绝不能成为荒诞。”站在生命之外的写作，要么分裂，要么无聊，不但文学性丧失，故事也会变味，毕竟故事虽然往往为了说教，但说教也得经过深思，否则说不通教化不成。在这本分裂的故事书乐观的水面下，是绝望的河床。

让故事的归故事，文学的归文学，各循其本，各就其位。

里尔克有诗云：苦难没有认清， 爱也没有学成。此言振聋发聩，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