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我们来说元朝的正统性问题，来看一看元朝是如何理解自身的，以及明朝人又是如何看待元朝的。

正统性这个事儿对中国历史来说可太重要了，儒家学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正统究竟在哪儿。

同样，我们要想理解一个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理解一个作为体系的中国的话，正统性这个问题同样也是个核心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文章，它说元朝、清朝都不是中国的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人建的。

这个说法肯定是很荒唐的了，但是很好玩儿的是，这么说的人很多都会是明朝的粉丝，因为明朝曾经有过一个口号，叫做“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它重建了汉人的王朝。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明朝人又是怎么理解元朝的呢？

明朝人如何理解元朝

有一篇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写的文章，叫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这个在网上能搜到，我推荐你搜来读一下。

姚大力老师在文章里面引用了钱穆先生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钱穆先生曾经注意到，明朝的人对于元朝的灭亡，并不是从胡汉之分的角度理解的，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什么赶走了蛮夷，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和以往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他当然说过驱逐胡虏这个话了，但是他经常说的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元朝虽然是夷狄建立的，但是它统治了天下将近一百年，而天下的百姓全都有赖于元朝的生养。

所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里面也说，宋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多年，但是后来气数已尽，天命就流转到了大漠当中崛起的元朝。又过了一百来年元朝的气数也尽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明朝获得了天命，但明朝这天命不是从元朝，而是从群雄手中夺得的。

啥意思呢？朱元璋完全承认了元朝统治这一百来年的正当性。

更好玩儿的是当时甚至有一种流言，说朱元璋手下的头号大将徐达奉命北伐。但是徐达快打到北京的时候却故意地放了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

等到他再班师回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责备徐达，徐达就反问朱元璋，就算我已经把他给打跑了，可他毕竟曾经是天下之主，我要真把他抓回来你咋办？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人家曾经是皇上，你敢杀了他吗？你要杀了他，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天下人对于元朝的皇室没有任何认同，只有仇恨的话，徐达的这种顾虑就完全没有必要。

就算这个事儿是个流言，但居然这种流言能够出现，那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元朝的。

钱穆先生更注意到了，在明朝的初年曾经有过很多元朝的遗民。什么叫遗民呢？遗民就是自愿地认同前朝，而不是本朝，作为前朝遗留下来的效忠者。

打个比方，清朝的初期就有很多明朝的遗民，在民国的初期也有很多清朝的遗民，等等很多了。

在明朝初期的这些元朝遗民，你可别以为他们都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这些遗民里面有大量的是汉人。

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叫做张昶的汉人，这位兄弟在元朝的时候曾经当过户部尚书，就是财政部长，而在元朝还没灭亡的时候他就奉命出使到朱元璋的地盘。

朱元璋一看这人很能干，就把他留下了，还给他封了一个官儿，封成副宰相，这朱元璋对张昶绝对是有知遇之恩了。只要张昶愿意效忠朱元璋，那前途肯定是一片大好。

但是张昶他就亲口说，自己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仍然心怀故国，不愿意真的给朱元璋办事，反倒故意给出了不少坏招，朱元璋最后只能把他杀了了事。

注意这是一个纯正的汉人，他却“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元朝的。那些说元朝不是中国朝代的人，你回到当时试试看。

元朝人如何认识自身

当然这个情况就非常复杂了，所谓元朝人的认知，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元朝蒙古人的认知，再一个是元朝汉人的认知，这肯定得分开来说一下。

咱先说蒙古人。对蒙古人来说这事儿也很麻烦，它也有一个双重的认知，一个是从蒙古帝国的角度，再一个是大元帝国的角度。

从蒙古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肯定认为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下面分了好几支，有统治俄罗斯地区的金帐汗国，有统治中亚地区的察哈台汗国，有统治西亚地区的伊利汗国，还有一个就是统治东亚地区的大元帝国。

但是大元帝国很特殊，大元帝国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大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元帝国是有一种特殊地位的。

而且大元帝国是大蒙古帝国里面最繁荣、最富庶的一支，以这一支为基础，蒙古人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秩序。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全都被他们给整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了一个空前的东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一个局面。

游牧世界、农耕世界、海洋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欧亚大陆的规模上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蒙古帝国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各种古典的帝国和文化，当然它也超越了蒙古自身了。

元朝时的蒙古帝国

这个是大蒙古帝国的角度，可是从大元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必须得对儒家的世界观做一种回应，否则没法统治这么庞大的汉人群体。

那怎么回应呢？最深远的一个动作就是为前朝修史，也就是说写前朝的历史。新的朝代为前朝修史这肯定不是一个草原传统，草原上没谁去写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儒家传统。

对儒家来说只有修了前朝的历史，才能说清楚自己这个朝代是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才能让帝国的法统获得一个清晰的表达。

元朝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前面不是只有一个朝代，它前面有宋、辽、金这三个朝代或者说三个国家。那到底把正朔放在哪儿呢？正朔就是正统性，它到底把正统性放在哪儿？

这个事儿很麻烦，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宋的话，那大元的草原身份，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辽和大金，这从儒家理念上又肯定说不通。

这到底怎么办？人们对这个事儿肯定是争吵不休，结果是从忽必烈的时代就打算修史了，一直到元朝后期一直都没有修成，就是因为这种争吵。

元朝汉人如何认知正朔

那么说到了这儿，咱就又得转过头来看一下元朝的汉人是怎么认知正朔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的争吵都是发生在汉人内部的。

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是，元朝的汉人对正朔这个事儿也有双重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元朝内部人们的身份差异有关系了。

元朝是把帝国内部的人给分成四种，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南人指的是1279年才被蒙古所征服的南宋的人。汉人是谁呢？汉人是1234年的时候就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统治之下的人。

当然了，这个汉人里面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汉人之外，也包括那些已经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等。

到了金朝的后期，金朝的人口已经非常膨胀了，全国人口超过了5000万，虽然经过蒙古的征战，人口的损失非常严重，但也还是千万量级的。

其中契丹跟女真人的人口占比例非常之小，主体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汉人，那这个就很好玩儿了。

我们今天的语境之下所说的元朝的汉人，实际上里面包括两个群体，就是元朝所划分出来的汉人和南人。这个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很模糊，说不清楚。

所以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在后面用俩概念，用广义汉人这个概念来指汉人跟南人加一块的这个群体，然后再用身份汉人这个概念来指原来金朝统治之下的那个汉人群体。

所以我们要讲当时的汉人究竟是怎么看待正朔问题的，就一定得注意到当时的广义汉人是分成身份汉人和南人这两个群体的，而这两拨人对正朔问题的认知不一样。

在忽必烈统治的时候，大辽早就灭亡一百多年了，所以讨论大辽问题不会触动什么人的感情，大家可以比较客观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大金可是刚刚灭亡了不久，金朝留下的臣民多一半都活着，这些人就是早期的身份汉人。

在南宋灭亡之前身份汉人是大元帝国的主要人口。而这些身份汉人他们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已经一百多年了，所以他早就形成了对于大金非常深刻的认同，有很多大金的遗民。

举个例子，比如元朝很有名的大诗人元好问，兴许元好问你没听过，但他的一首诗你肯定听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元好问写的。

元好问的高祖和曾祖都曾经在北宋当官，但是元好问本人是生活在金朝中期的，而且他本人在金朝末期也当过官，所以到了大金亡国之后，元好问坚决只作为大金的遗民，不到元朝政府任职。

那么对于这样一群高度认同于大金的身份汉人来说，如果你把正朔给放在大宋，他们就得问一下了，包不包括南宋？假如包括南宋，那大金怎么算？

忽必烈的时候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很沮丧地得出一个结论，大金的地位就和五胡十六国时候的那些胡人政权差不多，只能在宋史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

身份汉人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状况，这谁受得了，这一百多年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身份汉人肯定会坚持正朔在大金，更何况在南宋立国未稳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可以向大金称臣，奉过大金的正朔，那更应该说正朔在大金了。

但是南宋所留给大元的南人，就不能接受身份汉人的主张了。因为如果大金有正朔的话南宋怎么算？南宋就只能在金史的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这肯定不行。

而且大金也是认北宋，它是有正朔的。南宋是北宋的继承人，正朔当然是在南宋这边了。

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在正朔这个问题上完全卡这儿了，没法往下聊了。

政教分离

假如正朔这个问题没法往下聊，那很麻烦，前朝的历史没法修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呢？最后索性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就给解决了，谁干的？到了元朝的后期，有个宰相是个蒙古人，叫做脱脱。

脱脱说宋、辽、金这三个国家全都有正统，或者说正朔有仨，而不是一个，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脱脱来说这个事儿很简单，但对儒家传统来说这个做法匪夷所思。正朔只能有一个，因为天命只能有一个，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才会吵得不可开交。

那么脱脱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伦理观念了，就是说究竟什么才叫文明的代表？

对儒家来说必须得讨论文明问题，不讨论文明问题这根本就不叫正朔。而正朔所在就是文明所在，没有正朔的地方就是野蛮人。

但是脱脱不一样，脱脱非常简单粗暴，他直接把正朔跟文明的关系给切开了，对脱脱来说只要你这有个国家，你能组织起来一个政治秩序，你这儿就是正朔，跟文明没关系。

这很好玩儿，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政教分离的观念。

要解释一下的是，政教分离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政治逻辑，它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

政教分离所核心关注的是什么呢？政治是否必须通过宗教或者通过文化才能获得意义，还是说政治能够独立于宗教跟文化之外自己就有意义。

如果政治是必须得通过宗教或者文化才能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合一；如果政治可以独立于宗教和文化之外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分离。

在儒家看来正朔就意味着文明所在，这个绝对是广义上的政教合一。但是如果按照脱脱的路数，你这到底有没有正朔，只看你这是否有个国家，这就是广义的政教分离。

脱脱让宋、辽、金都有了正朔、都有了正统，这不仅仅带来了广义的政教分离，这也还带来一个东西，就是中原中心这样一种观念被他给打破了。

政教分离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前提，而元朝提前给中国做了一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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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说到这儿总结一下，元朝的时候人们对于正统性的问题或者说对于正朔问题的认知，可以分为四种。

分别是蒙古人有两种：从大蒙古帝国的视角和从大元帝国的视角；以及汉人这边也有两种：身份汉人对于正朔的认知和南人对于正朔的认知。

这四种视角加在一块儿，在一个帝国内部同时在争夺话语权，那这个对于正朔问题的讨论或者认知那就非常之复杂了。

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个，你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不是中国的、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这种复杂性有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就是元朝末期的一个学者杨维桢。

杨维桢这个人是非常反对脱脱那种历史观的，在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这三部史书刚刚一问世的时候，杨维桢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

他采取的就是南人的那种史观，认为历史的正朔肯定是在宋朝这边，要顺着北宋、南宋这个脉络延续下来。

他这说法一出来马上国内很多人热烈地支持、热烈地赞成，并且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有好多人就试图按照杨维桢的这个说法来重新写宋史，把正朔从辽和金那里给剥夺出来。

但是很奇怪的是，杨维桢本人到了明朝的时候，他却拒绝到明朝政府当中任职，他成了元朝的一个遗民。

这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了杨维桢自己在内心里面对于元朝正统性的一个认可。他对脱脱的拒绝并不是拒绝元朝有正统性，只是拒绝了脱脱认为正朔可以分为多个以及正朔不一定在中原的主张。

讨论了所有的这些复杂性之后，我们再来看那种说元朝、清朝不是中国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建立的说法，这种说法太浅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