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给母亲》：春风拂冰河，忆花慰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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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就总生怕八十岁的老母亲哪一天也猝然离世。这种“忐忑”无以言说，很像夏蝉入秋后的无尽哀鸣。
也许一切都是天意吧：史铁生在腿残无助时遇见地坛，我在彷徨意乱时遇见了贾平凹的散文《写给母亲》《纺车声声》《贺母寿》《我不是个好儿子》。贾先生这四篇有关“母亲”的散文如春风拂冰河，将我心河里有关母亲的记忆一一唤醒。
《写给母亲》在开篇就抛出两句话：“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历经过至亲离世的人，会对这个“堆”字极为敏感。
最初是一秒一秒地堆，然后是一天一天地堆，再后是一周一周地堆，再后是一年一年地堆，再后呢？我想起一句话：“亲人的离世不是一时的暴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事实上，至亲的离世不止是一时的暴雨，也是一生的潮湿，这全因了一个“堆”字：不思量，自难忘！
离世的父亲在梦里梦外“堆”积起来的无数难以触摸的影像，让我无比害怕哪一天也触摸不到母亲。我也曾真切觉得父亲还在，但伸手只能抓住的虚空告诉我：父亲确实是去了，我在地上，他在地下，阴阳相隔，我和他再也不能相见！所以，我是如此害怕死神再次着急忙慌地夺走母亲！贾先生《纺车声声》里的“嗡嗡”声将记忆的时针倒转，我跟着这“嗡嗡”声走进了如团月般无比清亮的回忆之光里，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一点点消退。
在我很小的记忆里，母亲也总是“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一簸箩绵软的棉花条从母亲的左手指尖抽移成线，再在母亲右手握着摇把旋转出的“嗡嗡”声里翻山越岭，盘轮成更结实的线。只不过，贾先生的记忆是在挂着朦胧月色的院子里，我的记忆是在摇曳着煤油灯的土炕上。
那个时代的大多女性都和这两位母亲一样，心地如棉絮般柔顺善良，性情又似棉线般坚韧顽强。我分不清楚是生活的纺车将她们打磨成这个样子？还是她们将生活纺出了棉与线的滋味？很喜欢贾先生将旋转的纺车轮儿比喻成一盘磁带，这磁带在“嗡嗡”声里播放着母亲过往人生的一段又一段歌谣。
作者在文中说，自己觉得母亲太辛苦，就给母亲说“不念了，回来挣工分”，被母亲痛骂了一顿。我在上初二时，看到周围小伙伴都辍学出去打工，也曾给母亲说：“妈，我不念了，出去挣钱吧？”结果，也被母亲训了一通。其实，年少时候，真正爱学习的孩子并不多，尤其在那个被贫困的绳索紧紧捆绑、辍学如果子掉落般寻常的年代。我能坚持每天“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上学，全因为不想再惹母亲落泪。
奇怪的是，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是那么强烈地渴望我能坚持读书。然而，在我考上大学从书海里找到读书的乐趣真正爱上学习时，母亲却和贾先生的母亲一样，时常看着我说：“世上的书哪能读完呀，出去转转吧！”我当时总以为母亲是怕我读书读傻了，因为她的确又说道：“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呀，把人读傻了。”直到看着自己孩子读书的辛苦样，才明白母亲和贾母一样，都不过是心疼儿子的身体罢了。
“母亲织的布，密、光，白的像一张纸，花的像画一样艳”，记忆中，我母亲织的布则全是花色的。自从奶奶将织布机留给母亲后，她就在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的偌大织布机上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织布大战。
十几种样色的线轱辘罩在织布机架上，母亲坐进机凳系好腰带，将纬线塞进梭子，“脚一踏，手一搬，哐里哐当，满机动弹”，那如同一尾大鲤鱼的木梭子就在母亲左右手的推接中滑溜穿行于上下经线之间。历经月余，当一匹布落机后，贾母是拿去集市卖钱换日用品，我的母亲则是叠好收藏起来给我们兄妹几个攒着结婚用。直到今天，我们一家人还习惯在睡前贴身铺上母亲织的“棉布”。这经纬交错的密匝匝的棉布呀，多期望母亲能和你一样寿久安康！
但“父亲在世时，母亲从不让给她过寿的”。我母亲和这《贺母寿》中的贾母一样样的：说着一样样的话，做着一样样的事，一样都不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一样都不愿意给自己隆重过寿。那一代女人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思维方式多打着“夫唱妇随”“男尊女卑”的烙印，她们习惯在男人面前降低自己的身段，却在男人落难时又能迸发出一往无前的勇毅和苦力支撑的坚韧。也许，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模样吧。
贾先生在《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中说：“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她来城里住，她不来，说父亲三年没过，没过三年的亡人会有阳灵常常回来的，她得在家顿顿往灵牌前贡献饭菜。”我母亲也是如此，她说：“我哪里也不去，谁家都不去，我就在我这窑里待着。你爸回来也有个去处。”
还能说什么呢？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好儿子”，因为我得住在城里，一得上班，二得帮儿子带孙子。母亲又说：“你们不要惦记我，把你们各自小家过好，你们过得好我就过得好！”母亲像一根万能火柴，只尽情燃烧自己，一辈子都如此，无论对父亲，对孩子，还是对待邻里。
贾先生的父亲被定为走资派，拉到远远的大深山里改造了七年。七年里，“没有父亲的工资，我们兄妹又都上学，家里就苦了母亲。”我是真切体会过这个“苦”的，这种“苦”不是舔一下黄连的苦，而是孩子要钱，你却拿不出来的噬心的“苦”。
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一贫如洗的农民夫妇要供养四个孩子上学，即使没黑没明地辛勤劳作也只能勉强度日。每周最让我开不了口的就是问母亲要五元钱的生活费，每学期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开学第一天问母亲拿学费。那是比从小孔里挤牙膏还要艰难的“挤”钱，那是在父母血汗里硬“榨”钱。
就在这比黄连都“苦”的日子里，父亲过的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我们都说父亲是被母亲惯坏的，他在家里从没做过一顿饭洗过一次碗。父亲说：“男人嘛。”这个在母亲跟前一辈子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我们的父亲在临终前说：“我没啥交代的，都好着呢。”我想：父亲是含着母亲这块糖了无遗憾地走的，他走在母亲前面是幸运的。
那个时代的农民都渴盼孩子努力念书跳出农门。第二代考入大学跳出农门走进城市后，他们为了把“气根”努力扎进城市的水泥地，就把第三代又托给父母养育。贾平凹先生的母亲，周齐林先生的母亲，我的母亲，等等众多人的母亲都承担过此等任务。家族的意义在于托举，而父母这一代人用他们毕生的精力托举着两代人飞翔。“母亲的伟大不仅在于生下血肉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多近，她永远使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
母亲是个天性温良的人，脾气再坏的邻居都愿意找她聊天，穿着再脏的乞丐她也会给吃食。哪家有人生病了，母亲就会整些鸡蛋去探望；哪家有红白喜事了，母亲就上门去帮忙。常年在外的我们在村里的人气全是母亲给积攒下来的。“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母亲用她与生俱来的宽厚和睿智暖和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敬重母亲！
和贾先生一样，我至今也没有叫过母亲名字，因为“避讳”。连父母之间也是用大姐名来喊对方。那个年代，喊父母名字是莫大羞辱。孩童之间吵架打架可以，但如果喊对方父母名字，那就等于自找绝路。
这么多年来，父母的名字只出现在我填写的学校表格里。直到父亲去世，当我看到父亲的名字出现在花圈中，出现在悼词里，出现在墓碑上……我才意识到：原来，人在离开时就会丢掉在世上的各种身份，只留一个“名字”告诉世人：我曾来过，我现在走了。
三周年是服丧结束的日子。在这连魂灵也无法再挽留的时刻，贾先生落笔《写给母亲》，但那已经入土三年的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究竟能否收到儿子的这份思念与问候呢？不得而知。“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真真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哪！
还是趁着母亲安康健在时，多一些腻在身边的陪伴吧！
什么是好散文？大概如这般能给人以精神疗愈或者思想启迪的就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