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6《孽子》白先勇

前言：

今年的阅读重点是中文书籍，而白先勇先生作品的豆瓣评分都远超8分，于是便购买了《树犹如此》、《台北人》、《纽约客》、《寂寞的十七岁》和《孽子》这五本书。完成了《树犹如此》、《纽约客》、《台北人》和《寂寞的十七岁》的阅读后，开始了《孽子》的阅读。

正文：

白先勇是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的第八子，是当代著名作家，其创作的《台北人》在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排名第七，占据了在世作家中的最高排名。白先生亦是当代最为知名的昆曲制作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荣誉主任。在流行音乐横行，传统艺术衰落的时代，他却可以让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被大众所熟知。旅美学者夏志清教授如此评价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白先勇在序言中写：“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寂寞的十七岁，没有家人的理解，在学校里上学，用自己的情绪关照周围的世界，那些并不与我亲近的人，并不激起我强烈兴趣的事物。它们，就这样成了我情绪的一部分，来到笔下，变成一本书。

《孽子》是一部描写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台北一群被家庭和学校遗弃、冷漠的青年聚集在台北的新公园里，在杨教头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非法的地下同性恋王国。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该书的主角是一群孩子，是一群因同性取向而被家庭放逐、被社会驱逐的青春少年。所幸，这些孩子在台北公园的一个角落里寻得一方天地，觅得一些同道中人，在最深最深的夜里，在那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里，彼此关照着，庇护着。故事中的人物过着在别人看来不堪生活，他们中，有故事的叙述者“我”名叫阿青、小玉、吴敏、老鼠等。

白先勇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说，“他写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法言说的苦楚转换成文字。不足为外人道的痛楚，让人魂牵梦萦的幻影，转换成文字，那么痛苦也许就会消解许多。”这些孩子大都被家人遗弃，家庭背景多有不堪；父母有的卖淫，有的赌博，有的坐牢，有的有外遇，更有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生父何在。总之，他们大都出身一个不干净的家庭。但尽管如此，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他们的“罪孽”。和家庭一样，社会同样没有给他们一个立足之地。哪怕是新公园手掌大的那块地方，也只能在晚间聚在那里，且担心着被警察抓走。

《孽子》虽然是以同性恋者为描写对象，但更像是叛逆者的故事集，好像所有的一切对青春鸟们都是枷锁和牢笼，他们可以冷漠无情甘愿游走在社会的最底层，也可以为情奋不顾身非死即疯，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悲剧让他们还报以绝望、惨烈和极端的行为：“我们围绕着莲花池一圈又一圈，追寻着充满爱与欲的梦魔，就像走进了一个新世界。”

阅读《孽子》的感动在于，尽管这些人不被认可、不受尊重、处在社会边缘处，但他们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友爱、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他们对“恩公”心怀感激之情，他们无偿帮助流浪儿，他们对圈子之外救助自己的傅老爷子更是知恩图报、戴孝送终。虽然人性有被破坏、被蹂躏，但总会被人看到、感知到，当这城市夜间被掩盖的一面突然间被看见，那感觉就像是一束强光猛然间打亮，直逼人们内心最原始、最深邃的所在。

故事的结尾是阿青带着一个在公园长椅上捡到的小男孩，伴着新年的炮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狂奔，这一幕既悲凉又充满希望，也寄予着作者的期待，期待这一群有血有肉甚至比常人有情有义的边缘人，不再背负着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流浪。

我忍不住边读边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会不会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而他们同故事中的人们一样为了自我保护而不得不有意躲避着人群、掩盖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毕竟，很少有人坚信自己能直面公众的非议，而像白先勇先生这样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情感。即使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中国人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仍然传统保守，恐同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作为少数群体的同性恋群体，仍然游走在社会边缘，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只希望，社会能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厚待那些和我们一样有着真情实感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