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河》

尽管每年七月都要经历一次高温的暴虐，但是贝拉·朗格博仍然无法忍受这种似曾相识而又对其保持警惕的疲劳感。她拖着一只藏青色的牛津布行李箱，沿着伊顿河的堤岸一路小跑。她甚至能够嗅到指甲盖般大小的汗珠正顺着她的鼻翼流下来，热腾腾的，像是在淌着火辣辣的血液。左侧河面上没有多少船只，只有奄奄一息地呼吸着的靛蓝色河水，而远处的阿尔菲斯桥底下倒是有两个躺着午睡的流浪汉；右侧地面上的人也都躲在密闭的建筑物里，贝拉·朗格博可以瞥见，在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店铺里面，那些人就像站在玻璃窗后面呆滞的玩具模型，滑稽、胆小而无动于衷。

突然她离开堤岸，跑着穿过马路，在路对面的一栋公寓楼前停下来。她鬼鬼祟祟地——她也不想这样的，可她没有忍住——左顾右盼，像是个间谍，接着她推开防盗门，走了进去。

防盗门上剥落的锈迹沾了她一手，她把箱子立在地上，两只手互相拍打着。随后她又牢牢抓住提手，往上张望着。她的步子明显放慢了，也许是箱子太重的缘故，她已经无法再像在堤岸上那样拉着它飞奔了，而是只能提着它，一级楼梯一级楼梯地往上挪动，终于她在一个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她抬起脑袋，仰望着站在三楼房门前的一个女人。

“对不起，纳尔逊夫人，”她对女人说，“我来晚了。”

“我们布拉诺的女人可很少迟到。”女人嘴里嚼着东西，对她说。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两三岁模样的男孩。

贝拉·朗格博继续提起箱子，走上楼梯。见她慢慢走上来，纳尔逊夫人用一只胳膊抱着孩子，另一只胳膊腾出来去开门。她转动门把手，敞开门，然后后退一步，想让贝拉先进去。

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但很齐全。陈旧的水楠木茶几和沙发被安置在最明亮的、朝阳的窗边；进门左侧是一间开口式的厨房，不锈钢的厨具明晃晃地照耀着房间阴冷的角落；地上褪色的尼龙地毯显然是不久前刚清洗过。直到亲临这一切，贝拉·朗格博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纳尔逊夫人转过身来，朝向她，而孩子趴在她的肩膀上，脑袋病恹恹地倚靠着她的后脖颈。

“你想租多久都行，”纳尔逊夫人说，“我以后都不会住在这了。”

“那您去哪住？”

“我要回布拉诺去了，我在那里还有家。”

“那纳尔逊教授——”

“他和一个该死的妓女住到一起去了，”她说，“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就离婚了。”

纳尔逊夫人说话的时候面无表情，而嘴巴却像是在高温烘烤下已然开始不安分地抽搐、蠕动、变得虚幻模糊的橡胶。她说话的余音平稳地在空气中飘浮着，并最终落到贝拉的鼻尖上。她闻到了那股呛鼻的烟草味。

纳尔逊夫人说完，想要坐到沙发上去歇一下，于是她又转回身去。这时贝拉·朗格博才发现抱住孩子屁股的手少了一根无名指。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黑黝黝的皮肤使她像是一口生满青色铜锈的老钟。而她旁若无人、兴致勃勃地嚼着烟草的模样，又让人觉得她还年轻。

可是她毕竟不年轻了。与肯特·纳尔逊教授五十七岁的模样对比，她至少也有四十一二岁了。再加上她怀里的孩子，她的确是不年轻了。是的，她已经老了。贝拉心想。

“一共有一间卧室，一间盥洗室，厨房你已经看见了，”纳尔逊夫人接着说，她把头瞥向北面的厨房，嘴里还一刻不停地、使劲地嚼着烟草，“这里没有闲下来的房间供你放些杂物什么的。”

“哦，这些房间就够了。”贝拉·朗格博说。

纳尔逊夫人从沙发上站起来，环视了周围一眼，接着便向门口走过去。走路时她趿拉着（贝拉没注意到她坐下时把脚从鞋子里抽了出来）她那双人造皮革的绑带鞋，鞋跟撞在地板上发出咚咚的噪音。最后她停在门槛前，转过身子来，空荡荡的无名指位置露出了孩子象牙白色的裤子。

“我不会多收你钱的，”她说，“你想给多少就给我多少吧。”

“谢谢您，夫人，”贝拉说，“但价格还是您来说吧。”

“白让你占个便宜你不占？”

“您比我更需要这个便宜。”

“肯特·纳尔逊就这么教你们的吗？让你们去装好人？”纳尔逊夫人打开房门，带着恨意猛地朝外吐了一口，把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吐了出去。她接着说，“这浑蛋果然不知道人是靠占小便宜、靠自私自利活下来的。”

贝拉·朗格博紧盯着她，不肯放过从她眼睛里泄露出来迷失在空气中且迟迟不肯狠心将自身终结的无助感、紧张和恨意。

“八百块一个月，”她说，“多了我不要，我也用不到。”

贝拉·朗格博朝她点了点头。“您今晚最好先住在这儿吧，睡个好觉明早再走。”

“不用，姑娘，”纳尔逊夫人说，“我行李都拿回去了，这次是特地来和你见一面的。”

说完她抱着孩子走了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贝拉本来跟在她屁股后面，想要送她到楼下，却被关上的门拦了下来。她回到房子中央，任由对未来变幻多端、难以预料的糟心事的恐惧感从四面八方包裹着自己。但马上她又走向过道，推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

那是一股辛辣的、滑溜溜的潮湿味。布满黑霉斑的墙壁，猩红色的窗帘，病态的铜质吊灯，情欲过剩的床铺，狂野而堕落的长方体里，这一切都被密不可分地缝纫在一起。贝拉走到另一侧的床沿前，坐了下去，她面对着窗外浓稠的阳光，突然开始想念起纳尔逊夫人来。

她低头扫视着四周，想要找出些与纳尔逊夫人或是她丈夫——肯特·纳尔逊教授——有关的任何东西，但是除了灰尘和透明的光线，房间里空荡荡的。她于是伸出胳膊，拉开床头柜下面的抽屉。第一层什么都没有。马上她推回去，拉开中间一层，里面有一本撕成两半、叠在一起的《赫索格》，其中一面的最下方还有用红笔写下来、但和上面内容又毫不相关的“感想”：这都是他罪有应得！

她把书放到床上，接着去拉开最下面一层的抽屉。刚开始她以为什么都没有，直到全部拉开她才看到里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纳尔逊夫人把左手扶在肯特·纳尔逊的右肩上，并扭过脑袋来和丈夫一起朝着镜头微笑。他们看起来很和谐，和谐得简直是装出来的。贝拉心想道。

她把照片和书一起放到床头柜上，打算等下次见到纳尔逊夫人时还给她。但一想到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再回到县城里来，贝拉马上又把它们一起放到第一层抽屉里去（实际上从她放进抽屉这一刻时，她就把这件事给忘干净了）。这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因为她自己清楚，经久不衰、树根般紧紧勒住她身体的失眠症会足以花掉她几个小时去睡着。她八点就躺到了床上，临上床之前，她站到窗台前，打量着伊顿河上亮起彩灯的观光船以及船头船尾推推搡搡的黑影。几分钟后，她走到厨房，回来时手上攥着一瓶冰镇的马丁尼酒还有一个高脚玻璃杯。她把它们摆到窗台上，若有所思地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她在权衡到底是借助于酒精还是药物使自己睡过去，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后者。

她没有再去碰酒瓶。她走到靠门的床头柜前，拉开第一个抽屉（她已经把行李箱的物品都安置妥当），从里面拿出一盒扎来普隆片。然后她第二次走到厨房，倒了杯水，把药喝了下去。回到卧室，她就躺到了床上。她开始感到天旋地转，而她自己也清楚这是错觉，可就是这种可耻的、霸道的视觉误差让她变成了一个不能控制自我的笨蛋。“好吧老天，我就是个笨蛋，只有笨蛋才能睡着，只有笨蛋才明白世道艰险。”她对自己说。

第二天她没有很早起床，她醒来时已经九点钟了。下午一点她还要到一家叫做皮里斯的出版公司去面试。她痛恨面试，就像痛恨失眠一样。她每次坐在那些贼眉鼠眼、色淫淫地盯着她看却私下商量将要拒绝她的面试官面前时，并没有自卑，而是由衷地看不起他们。她总是在内心阴险地暗自揣度，并以最大的恶意构造着他们糜烂的、活蹦乱跳的潜意识。除此之外，当听到他们问出的问题时，她也会诚实地不作回答，因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她只能看到自己的大脑皮层上隐隐闪烁着的一句话：人到死不都还是在后悔吗，他们凭什么要我在此刻做出所谓正确的选择？

贝拉出门时不到十点钟。她拿着一片烤焦了的吐司面包，慢悠悠地背着书包下了楼。天气比昨天清爽了许多，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她穿过马路，重又回到昨天离开的堤岸上，打算接着往前走。绯红色的观光船身像是一张张漂浮在河面上的、涂了口红的嘴巴，并且不听使唤地翕动着，使贝拉顿时觉得毛骨悚然。而靛蓝色的河水是庄重的，是不可被挑战、被征服的，仿佛是修女绵软而轻飘飘的头巾，或是牧师拂过肮脏空气的黑袍。贝拉边走边张望着河面，甚至都忘记了面包已经咽到了胃里。她往前慢悠悠地走着，经过她的人身上无一都留下一股不断地被复制与传递、无精打采的龙胆香味。“早知道我也喷点香水了，”她在心里悔恨地想到，“那帮该死的老浑蛋就喜欢女人身上的气味。”

也许已经十二点钟了，她出门时没有戴手表。她记得她那块便宜的塑料电子手表放在了很久前穿过的灯笼裤子里，但是不是的确在那就另当别论了。慢慢地她就要走到皮里斯的大楼了，在几分钟前她就开始用指甲戳自己的掌心，但直到看见大楼时才意识自己的指甲有多长。贝拉和所有正常人一样，都享受着用剪指刀剪掉指甲时、难以抗拒的生理上的快感。她想，指甲就像疾病，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刻降临，但它们怎么也敌不过一对锋利的钳口，或者也像贝拉·朗格博现在这样，怎么也敌不过人愚钝的记性。

皮里斯的大楼被一层淡茶色的釉面瓷砖包裹着，即使是在这个阴沉沉的天气中，也难以自制地反射出亮晶晶的白光。大楼并不算高，但贝拉仍要费力地仰起脸才能看清所有的线条和棱角。也许已经十二点半了吧，或者四十，贝拉心想，但我并不觉得有多饿。她把手按在小腹上，接着又按在腹部左侧，她甚至觉得比刚吃完那片吐司面包时还要饱。她又看看大楼，突然开始憎恨起它来，突然想要一走了之，留下那些奉行官僚主义、把发布命令当做使命的面试官们对着贝拉·朗格博这个名字骂骂咧咧。也许已经一点了吧。贝拉只好拦住一个迎面走来的男孩，男孩告诉她已经一点一刻了。

她看着男孩一直走出去十米远，接着她也转过身子，往回走去。这下她走得更慢了。她以前从没有干过这种事，并非以前不敢，而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虽然这种背叛式的逃离暂时带给了她发泄性欲般精神上的快感，但是马上她又变得焦躁起来。她战战兢兢地在长满淡黄色的啤酒花和山姜的堤岸上平移着，完全看不清河面上绯红色的船只，或是河对面蒙着纱织的遮阳头巾钓鱼的人。渐渐地，她已经看不见那个男孩了，借助于自己谵妄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她推测，已经接近下午两点了。

她回到公寓楼下，瞬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仿佛是一块被谁扔出的石块似的飞速地窜到楼梯上。她两步并做一步，大跨步地在楼梯上狂奔。突然她又像昨天一样瞥到了一个干柴般畸形而虬曲、散发出一种死人特有的悲怨的身影。纳尔逊夫人抱着孩子，正站在三楼门口盯着她。

“你好，小贝拉，”她俯视着贝拉说，嘴唇一张一合像是一台鼓风机，“我等你好长时间了。”

“夫人？”贝拉故作惊讶地说，因为在瞥到那悲剧的影子时她已经惊讶完了。“你没回布拉诺去吗？”

“没有，到了车站我才发现，我把车票给丢了。”

“那您昨晚去哪睡了？”

“我就在车站旁边一家小旅馆里住下了，”纳尔逊夫人说，接着她叹了一口气，“你要是让我为同一件事连续花两次钱，我可做不到，所以我就干脆不买票了。”

“那您不打算回去了吗？”贝拉继续慢慢地登上楼梯，接近纳尔逊夫人。

“回去当然要回去，但我总得先把这倒霉事给忘掉。”

“没错，人碰上倒霉事总是要先缓一下，否则我们的自尊心都没地方搁了。”

“你去哪了刚才？”

“哦，我去面试了。”贝拉心虚地说，但马上她意识到还是说出实话好。“不过我没上楼去，我就在楼下待了一会，接着回来了。”

“你不满意那份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纳尔逊夫人又嚼起烟草来了，她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仿佛是在狮子在嚼血迹斑斑、爬满苍蝇的生肉。

“不，我很满意，”贝拉回答她说，“可是……”她生硬地停顿了一下，瞅了瞅纳尔逊夫人怀里瞪着眼睛四处张望的男孩，“我可能不适合从事出版业的工作。”其实贝拉自己清楚，她自己也无法编织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如果单纯为了搪塞的目的，可能是她意识到自己没有喷古龙水而已。

“你不能这么意气用事，”纳尔逊夫人说，“人总得离自己害怕的东西近一些，要不永远都没法知道那东西可能是烂酒糟做的。”没等贝拉说话，她马上转过身去，把孩子放在沙发上。“我想你不介意我来做饭。”

“不介意。麻烦您了。”贝拉朝她微笑着说。

她也坐在沙发上，只不过坐在了男孩对面。这个男孩长了一张狐猴般谨小慎微而又稍显愚蠢和幽默的脸，他的耳朵反而很大，像是海鸥颀长的双翼。接着她扭过脑袋看向厨房，纳尔逊夫人的背影像是被迫镶嵌在穿过窗户的光晕里似的一动不动，只留下从她的身体里迸发出来的切菜时的咚咚声。她在切苣荬菜，贝拉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而她究竟要做什么对她来说也无所谓，因为她从来不会在食物上斤斤计较。她曾经一度甚至现在都无法对自己隐瞒她鄙视美食家这一事实，她觉得美食家这一行业过分夸大了这一粗鄙的、按部就班的生理需求，而将它打造成一种即使不是美食家（例如婴儿、精神病人或是味觉丧失者）也能从中体会到美感的艺术，因为它不具备任何特殊性，因为吞咽本身就足以使人慰藉。

所以贝拉盯着她的后背，不管她究竟要做什么菜。突然纳尔逊夫人转过身来，手上还拿着一板白色的药片。她用那只少了根无名指的手举着药片，问贝拉：

“这种药是你吃的吗？”

“嗯，扎来普隆片，”贝拉说，“我用来治失眠的。那实在是太痛苦了，简直是噩梦，是醒着时的噩梦。”

“我想你最好少吃点，”她说，“精神错乱可对你找工作没有任何好处。”

说完她转过头去。那个男孩从一开始就在看着她的母亲，他似乎想要对她说什么，但却又像是个哑巴似的缄默不言。

“查宁，你该多和朗格博小姐说说话。”纳尔逊夫人已经开始在煲汤了，但她头也没回，靠那狭窄的背影来发出声音。

“嗯。”男孩小声说。

“朗格博小姐，”纳尔逊夫人接着说，“我以前打算，等他长大了让他学圣杜里琴，可是我现在又不打算让他学了。”

“为什么？”

“世事无常啊，小姐，”她说，“肯特·纳尔逊没留给我们一分钱，他上学都成了问题。”

“纳尔逊教授没有再回来过吗？”

“没有。他是头野兽，”纳尔逊夫人说，“是一头文绉绉的野兽。我一直设想，如果不是查宁，他早就会用他的派克笔杀死我了。即使我没进过他的课堂，可我能想象得到，我的天哪，他那副假正经的模样，企图用西装做掩饰、以浅浅的皱纹作为杀手锏的阴谋，他的五官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中真正的、纯粹的淫邪态度。你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吧，是呢，这又不怪你们，这个世界耍起人来可有它独特的规则。你们囿于观念，心想，一个大学教授，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心想必也是高尚的吧。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你也从没见过那个妓……那个女人吗？”贝拉吞吞吐吐地说。

“呵，没见过。”纳尔逊夫人这时已经转过身来，她走到洗手池，边洗手边说，“就算没见过，我也清楚得很那个贱女人长什么样。她的嘴唇肯定红得跟猪血似的，脸上涂满了白粉子，长得年轻点，也许不比你大多少。无非就这样，呵，我用不着见她就知道。”

贝拉没有说话，她呆呆地看着查宁，查宁低着头，用力地掰着指关节，但他两三岁的手指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纳尔逊夫人擦了擦手，端来了一盘切好的培根（所有食物基本上都是贝拉带来的，除了沙拉酱和其他调味品）、一盘蔬菜沙拉（基本全是洋葱）和三个变冷的牛角面包。蔬菜沙拉的盘子里吹拂出一股淡紫色的薄荷和迷迭香的气味，这气味仿佛禽流感似的盲目地寻觅着猎物，并最终击毙了贝拉，盘踞在她的意识的悬崖边上。

吃过晚饭饭后纳尔逊夫人又要准备离开，脸上戴着那副因败给一个年轻妓女而略有不甘的倦容，手牵着查宁·纳尔逊，站在门口。贝拉没有挽留她们，在她的贫瘠的、毫无营养的想象里，萨拉托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两层小旅馆正发出思念的呻吟声，敞开怀抱等待着拥抱她们。所以她自认为是给纳尔逊夫人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有机会再见。”

贝拉不会猜到这个机会仅仅只有一个夜晚的容量，因为第二天一早纳尔逊夫人又抱着查宁来了。她敲门的时候还不到八点钟，贝拉艰难而愤恨地从失眠造成的余波里坐起身来，拖拖拉拉地朝着门口移动。

纳尔逊夫人仍旧是抱着查宁，只不过这次她还没有嚼烟草。按照伊壁鸠鲁主义者们的看法，我睡个懒觉是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说是正义的，可她就像是一头恶魔，一个挑衅权威的后来者。贝拉心想。她让她们进门来，这才注意到她四根手指的手提着一袋咖啡色的硬欧包。

“抱歉，朗格博小姐，”她语气微弱地说，“我们想在这待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就离开了，我已经买了回布拉诺的票。”

“没事，夫人，”贝拉说，“我也需要有个人陪我说说话。”

纳尔逊夫人把硬欧包放到玻璃茶几上，嘱咐查宁让他自己坐到沙发上。她表情无助地看着贝拉，铅灰色的五官暴露了她更加绝望、更加郁郁寡欢的奥秘。她的目光穿过空气，升到高处，又惨烈地滑到贝拉死气沉沉的脸上。

“我买来了面包，等会你洗漱完就能吃了。”

她接着坐到查宁对面的沙发上，像是个陌生人似的扫视着周围。她先是看了看厨房，又扭过头来看了看窗台边的花盆里干瘪的一叶兰叶子，同时她还神经兮兮地用指关节敲打着沙发扶手，任由发出的咚咚声抹平此刻房间里虚伪的沉默。而贝拉这时已经在盥洗室了，通过镜子反射，她还能看到她坐在客厅里，疲惫地东张西望着，漫无目的而又无动于衷。

这天的确直到晚上她们才离开的，走的时候她牵着查宁站在门外，另一只手悻悻地攥住门框。贝拉像是镶在门内的地板上似的，一动不动，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们后会有期，朗格博小姐。”

“后会有期，夫人，”贝拉说，接着她又顺从她的潜意识继续往下编造，“祝您早日走出阴影。”

“为了查宁我会的。”她说。

她们往楼下走去，和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一起被淹没在楼道的黑暗中。贝拉关上门，洗漱完后就躺到了床上。这次她没有吃失眠药，她觉得自己总得尝试着自然睡去，而不是借助药物的麻痹作用，但是那种陌生的、突如其来的、无依无靠的恐惧感使她的精神变得更加振奋，思维更加活跃，意识更加沸腾，她不得已坐起来，闭着眼让自己缓一会。

早上不到七点，她晕乎乎地睁开眼睛，感到眼球一阵刺痛，像是有道闪电在她的黑魆魆的视野里钻来钻去。她不是自然醒过来的，而是被街上的吵闹声给叫醒的。她走下床，走到窗台边，拉开涤纶布的劣质窗帘，瞬间被山丘般巨大的、强有力的晨光给吞了下去，她闭眼缓冲了一下，接着把脑袋抵在窗玻璃上往下看。蚂蚁搬密密麻麻的人群把街道显得异常狭窄，仿佛是一根落入蚁群中的银色绣花针。靠近堤岸的位置站着几个外貌显眼的、身穿警察制服的男人，他们双手无意识地掐着腰，其中一个脸上满是珍珠光泽的警察充满骄傲地指挥着河面上的一条船。

那是一条旧渔船改造的打捞船，吊杆像是一根水肿的、弯曲着的手指头似的站在船中央。从吊杆末端伸出一张硕大的尼龙渔网，在靛蓝色的水肿像是一堆死鱼般漂浮着。船上还站着几个警察，他们和那些负责打捞什么的人一起，都套着橘红色的救生衣，从远处看像是河面上漂浮着的几个颜色鲜艳的果实。

贝拉不明所以地打开窗户，把头探出窗外，打算弄明白他们在打捞什么。

“老天爷，”船上有个没穿警察制服的人喊道，“我们为什么不去下游试试，这会他们指不定都躺在河口了。”

接着堤岸上的警察围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谈起话来，随后那个脸上带着珍珠光泽的警察朝船上喊道：

“往下游走，赶紧的！”

她猜测是在打捞溺死的人，或许刚溺死不久，又或许已经在水下的黑暗中飘荡了一夜了。她看到船往下游开走了，堤岸上那些身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好事之徒们也陆陆续续地紧跟船只往下游走，原先拥挤的河岸重新明亮起来，像是被抹布擦去墨点的窗玻璃。不久后，她就看不清人群了，撑起吊杆的打捞船也只剩下一团海藻般呈墨绿色、模糊不清的光影。贝拉于是关上窗户，带着被迫早起的怨恨和无奈走去了盥洗室。

她呆若木鸡地啃着昨天剩下的硬欧包时，关于溺死者是什么身份的各种猜测还在她的脑子里孵化、繁殖着，并慢慢占据了她的大脑皮层，甚至要从她的毛孔中翻滚着溢出来。但马上她又止住了这种想法，她觉得这样对死者大加猜测未免太过狂妄，这就像是她在向死者炫耀她还具备鲜活的思考的能力似的。

饭后贝拉没有去面试，最近她把预先安排的面试都放弃了，因为她认定纳尔逊夫人总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她半躺在沙发上，把脚搭在茶几边沿，翻开那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赫索格》。没错，就像前面所说的，她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她干脆自己看了起来，把纳尔逊夫人与这本书不确定的缘分交由上帝来决定。她读了很久，任由每一个散发着臭烘烘的油墨气味和摩西·赫索格几近爆炸的焦虑情绪的文字咬住自己，直到她累得闭上眼睛。

后来她仿佛在梦里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这敲门声的间隙还有一个过分正式的、野猪般尖锐的男性嗓音在挥舞着她的名字。因为敲门声越来越明晰，似乎就要撕裂她的脑袋钻出来，她渐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梦，而是一场近在咫尺的灾难。她猛地从沙发上坐起身来，战战兢兢地仔细听着门外声音。门外似乎有三个人，他们交谈很少，但是有两个人仿佛是在焦躁地踱来踱去，只有一个人在使劲敲门，其间还喊着她的名字：

“贝拉·朗格博小姐，”他声音尖锐地喊道，“贝拉·朗格博小姐。”他重复道。

贝拉在纠结他们是谁，纠结该不该开门。她想，她刚搬来这没几天，是哪个熟人已经打听到她住在这了，如果不是熟人的话，她以前在学校里也没与别人结下什么仇。也许是柯利福·冈萨雷斯，她想，但那家伙已经回布拉诺去了。那会是肯特·纳尔逊教授吗，毕竟她可不担保纳尔逊夫人会把这事告诉他。

但是那个野猪般的嗓音她从未听过。她只好哆哆嗦嗦地反问了一句：

“是谁？”

“警察，”门外的声音说，“我想你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

贝拉惊讶而又莫名其妙地站起身，走过去开门。门外只站了两个警察，站在最前面的就是不久前她看到的站在堤岸上朝着船只指来指去的那个警官。他的眼睛像是两颗涂满了松子油的、锃亮的玛瑙石，中间仿佛架起一根隐形的麻绳以来悬挂那高高的鼻梁，而鹰钩形的鼻尖把他衬托得像是一个来自北欧的小丑。他的嘴唇很薄，像是两片粘在一起的、赭红色的玫瑰花瓣。这个整张脸呈一个倒梯形的、仿佛是一件拙劣的石雕艺术品的的警察一脸凝重，迟疑地颤动着脑袋，似乎已然忘记了他在堤岸上虚张声势的领导模样。站在他背后的警察与他相比显得很年轻，看起来不比贝拉大几岁。他鹅蛋般稚嫩、光滑而未曾饱经风霜的脸像是从某个搽脂抹粉的妓女那里偷来的，而他的嘴唇却在阴影里显得乌黑，鼻尖上因滋出的油脂而变得亮闪闪的。他虽然挺直腰板站在他的队长或是什么上级领导的后边，但还是因为两人世故程度的对比而显得畏畏缩缩，像是个勉强撑起身体的帕金森综合征患者。

“朗格博小姐，”站在前面的警察骄傲地说，“我想你已经听说了吧。”

“警官，”贝拉说，“我知道你们警察喜欢以这句话开头，但听到这话的人事实上都不怎么了解情况。”

“你不知道露西·纳尔逊溺死了吗，”他一脸不耐烦地回复道，表情更加凝重起来，“还有她的儿子，应该是叫查宁，查宁·纳尔逊。”

贝拉的瞳孔瞬间放大起来，她似乎看到纳尔逊夫人抱着查宁从阿尔菲斯桥或是仅仅是堤岸上跳了下去，凝滞在空气中的微风吹散了她的短发。她们径直坠向伊顿河张开的血盆大口中，一直沿着黑暗往下陷落，直至与河水融为一体。不，怎么可能，贝拉心想，我还等着以后把书还给她的，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先生，”贝拉气喘吁吁地说，“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你确定是她吗？”

“为什么不是她？”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显示出一股先知者的傲慢神态，“我们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去确认一下尸体，顺便通知你这个消息。除了你，我们也暂时找不到她其他家人。”

“喔。”

“你知道她丈夫在哪吗？名字好像是叫肯特·纳尔逊，一个大学教授。”

“不知道，”贝拉诚实地说，她完全没有心慌，就像是在呼吸，“听纳尔逊夫人说他们不久前离婚了，然后教授和另一个女人住到了一起。”

“嗯，这我们都知道，”站在前面的警察点了点头，接着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一根靛青色的毕加索牌钢笔和一个封面上画着一座米白色灯塔的记事本，“问题就是他住的地方在哪。”

他本来以为贝拉是在抵触性地撒谎，以为她会由于欺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负罪感和恐惧而说出真相，但最终他只是把笔尖按在白纸上，恍然大悟般地盯着贝拉。

“老天爷，”他马上说，“你不会真不知道吧？”

“没必要骗你，先生。”贝拉淡然地说。

“算了，你先跟我们来吧，你有权看看他们的模样。”

贝拉只换了双人造革的绑带鞋，穿着她在家一直穿着的、薄薄的腈纶裙子就跟着他们出门了。他们来到楼下，街道上的人显然少了不少。她远远地眺望，但没发现有人群密集的地方。她跟着他们上了警车，坐在后排。她上车之前，那个年轻点的警察帮她开了车门。

“你真不该对每个女人都这样，”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警官对他的同事说，那个年轻的警察正放下手刹，挂上档准备拐上公路，“叫我我都会害臊。”

“我只是想给她们留下个好印象，”年轻的警察愤愤地说，“如果我是电影明星，我就不用费这个力了。”

“哼，你脑子都长女人身上了。”

车辆开动了。警车沿着昨天贝拉路过的街道缓缓开动，像是在沙土里缓慢穿行的水滴。贝拉的眼睛一直飘荡在车窗外，期间皮里斯出版社淡茶色的大楼不经意地滑进了她的瞳孔，她没有特别在意，而是继续无动于衷地注视着窗外。

他们最终来到一座破旧的大桥前，贝拉下了车，看到桥面下灰头土脸的桥墩子上用红色油漆刷了“伊比利x”几个大字，她不认识这座桥，因为她从没有来过这么远的地方，残破不堪的大理石和钢筋垒成了这座桥最终的遗体。桥面上站满了人，堵住了试图过桥的车辆，七八个穿着荧光色制服的警察挥舞着警棍，在车辆形成的空隙之间手舞足蹈着。贝拉跟着他们来到桥上，大约走到三分之一的位置，他们挤进了蜂窝般的人群，来到桥面边缘的大理石栏杆前。露西·纳尔逊像是一尊戴着假发、裹着湿淋淋的黑色的过膝太阳裙和长袖格子衬衫的青灰色的女性石雕，她的皮肤像是涂满了水泥，毫无规律地膨胀着的五官像是从她的脸上结出来的苹果。她的儿子躺在她身边，像是关节脱臼的木偶人，散发着满是戏谑而又寒碜的味道。

“他们可真是倒霉，不是吗？”那个年轻警察说。

“她也许只是想不开，但她为什么想不开，还要带上她的儿子，”那个自以为是的警官说，“可怜的小伙子，我猜他长大后一定是个医生。”

“也许和肯特·纳尔逊有关，”年轻警察顿悟似的说，然后他朝向贝拉，“你觉得肯特·纳尔逊和这件事有关系吗，朗格博小姐。”

“你们是警察，我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没错的话，你毕业之前，肯特·纳尔逊曾教过你吧。”

“是，不过我不了解他，你们或许可以去问问他。”

那个警官最后也没有回答贝拉。他只是砸吧了一下嘴唇，又轻佻地用指头揩了一下鼻尖，然后朝着人群外若隐若现的荧光色叫喊道：

“去找两副担架来，我们得先给他们母子俩找个好地方睡觉。”

晚上贝拉站在卧室的窗户前，手里攥住开始融化的扎来普隆片。她目睹着又想象着，窗外的伊顿河上漂浮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臃肿的黑色身影在努力地拼接成广阔的黑暗，他们的欢笑声其实是在呻吟，他们的酒杯相撞时的清脆声其实是在告慰更多互相矛盾的灵魂。他们时而投身水下，时而变成流浪狗，对着在黑暗怀抱里酣睡着的、无法被救赎的城市肆意狂吠。

完成于2019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