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廊下的石墩

石头厝

“厝”是福建人对房屋的普遍叫法。

盖一次厝是一个男人一生的一大任务。父亲超额完成了这项重大的任务，他在知天命前盖了2次厝。

父亲第二次盖厝严格来说是扩建，因为就是在他第一次盖厝的旁边继续盖而已。从中可以看出父亲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在第一次选址的时候不仅选在村公路边，方便出行，还预先做好了扩大的准备。

在那个没有什么节育工具的年代，一生到底会有几个孩子，真难以说准。村里有一对夫妻，关系紧张到天天一大吵，三天干一大架，却生了十一个子女，直到生殖系统像一条断源的河流，慢慢干涸了，生儿育女的任务才停止。

这位头发斑白、腰身佝偻的老母亲，两个干瘪垂坠的乳房，一个时常在孙子嘴里叼着，一个在最小儿子吸啜着。他们家左右被夹，无处扩展，黑瓦下的几间逼仄小房，插葱似的，塞满了大大小小的一家人。

厝可以单栋独立，也可以联排组成，屋檐向四周缓缓舒展，从高处往下看，一栋栋厝就像一架架展翅欲飞的B2轰炸机。檐下便是门廊，门廊绕房间、厨房一圈，一栋厝就呈一个“回”字形，单栋的这个“回”又瘦又长，要是联排的，联得越长，这个“回”字就越发的肥和扁。

夏夜，皎洁的月光轻轻地洒在门廊上，他便披着一身洁白悄悄地走近她的窗前，或学虫鸣鸟叫，或吹口哨。她的心被悦耳撩人的声音融化后，窗门就会羞答答地推开，甜美的乡村的爱情故事就此一次次、一代代地演绎下去。

父亲第二次盖厝因为时间从容，所以材料准备充足，厝盖好的时候，剩下了一些材料，不便堆放，便将这些剩下的材料送的送，改用的改用。但其中一块石头却送不出去，也无处可改用。

这块石头原本是用来做地基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打好地基当然是盖厝的第一要紧大事，为了使地基牢不可破，因此得把软散的土铲去，换垒上坚硬的石头，梁柱立在硬如铁的石面上，厝便稳如泰山了。

石头来自山上。村子山上散落着一个个黑黝黝的巨石，它们就像上帝随意撒下的种子，只是上帝忘了给它们点化发芽，东一个，西一个的，冷冰冰地伫立在天地之间，成为现代石匠们采收的果实。

石匠们在农闲的时候，背上锤子和钢钎，在石头上叮叮当当地又敲又凿，砍肉似的一块块地卸下来，卖给盖厝或者筑堤坝的人。因为有这门手艺，石匠们的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在村子里显得高人一等。为了提高效率，有时石匠还会在凿得幽深的石孔洞里塞进炸药，引信燃尽，“轰”的一声巨响，白烟滚滚中，石头便四分五裂，落花流水。

我们家剩下的这块石头肯定是炸药炸出来的。因为要是一锤一钎凿出来的，会有一个个明显的凿痕，且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就是长方形的，面平工整，垒起来严丝合缝。它不仅没有凿痕，形状也长得莫名其妙，既不是正方形，也不是长方形和菱形，歪歪扭扭的没个正形，又重，足足有100多斤。好在有一面还有些平整光滑，让人忽略去它那起伏褶皱的一面。

花钱花力气把这么大块既不中用也不中看的石头弄回家来，肯定是父亲看走眼了，他的英明因此要受到质疑了。父亲开始有些恼火，想再花大力气拖到河里扔了，眼不见为净。

但父亲那会忙，没功夫去搭理它，等到闲下来的时候，他的脑子也冷静了，精明的细胞又结结实实地填满了他的脑袋—决定把这块没用的石头扔在廊下，每天出门必定得看它一眼，它就像警示牌一样，提醒自己凡事要小心谨慎，不要做买这块石头一样的亏本买卖。

石头静静地呆在廊下的柱子边上，光滑平整的一面朝上，凹凸不平的那面朝下，因为不稳，怕我们这些小孩子去玩弄夹伤了手脚，母亲找了几块碎石片垫进去，弄得稳稳当当的。从此，它再也没有挪窝了，石头变成了石墩。

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父亲一生种地，村子都鲜少出，哪还有什么犯错吃亏的机会。这块石头履行警示的职责任务几乎为零，倒是发挥了其他大作用，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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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傍晚放学坐在石墩上，背倚靠着柱子，翻开小人书看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夕阳和晚霞斜斜地洒进门廊，柔柔的光线仿佛长了魔力，似乎唤醒了小人书里边的人物，他们一个个跑出来，和我一起赤足在田野上奔跑、欢笑。

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坐在石墩上，不时发出只有我自己知道滋味的“嗤嗤”笑声。几次，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走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的额头，确定我没发烧变傻了，才去做饭喂鸡。

斗转星移，春去夏至。小学五年级盛夏一个月圆的晚上，我照例舀起一瓢瓢水往赤条条的身上浇着，当把一身热火浇灭擦身时，我大惊，小便工具的边上居然长出了几根黑毛。但我不敢声张，我害怕自己变成了狼，因为小时候人变狼的故事听多了，狼的印象不仅很凶会吃人，而且全身长满了毛。

我内心忐忑，面上假装淡定，兵荒马乱地穿起衣裤，忧心忡忡地坐在石墩上。月光如银般地泻在门廊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此后，我坐在石墩上不再以看小人书为乐趣。但小人书仍然要捧在手上，它可以掩饰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慌乱游离。

我眼光真正的焦点是投向路过的姐姐们。她们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尽管步履匆匆，但她们行走的姿态总是那么柔美，像柳条在风中轻摆，像金鱼在水中游弋，聘婷曼妙，楚楚动人，她们就像一块磁石，牢牢地吸引着我的眼球。

厝门前是村里唯一的公路，厝又安在村口。我坐在石墩上，就紧紧地扼住了整个村子的咽喉，进出村子里的姐姐们无一人可以从我的眼底下漏过。

开始，我眼睛还没转向她们，心跳就“砰砰”狂跳，小小的心脏仿佛要冲出胸腔，顺着姐姐们的脚步奔跑。几次过后，胆子大，目光逐渐定了下来。

其实真正掩护我的不是小人书，而是我年龄，哪个姐姐会在意一个嘴上没毛的小屁孩去欣赏她呢？

每次看着她们婀娜的身姿，身上有一股说不准的东西在涌动，就像肌肤被轻轻抚摸过那种痒酥酥的感觉，驱之不去，欲罢不能。当她们的身影渐行渐远后，心中又怅然若失与孤独空洞。

我在莫名的烦脑中成长。

但烦恼没有写在我的脸上。

那时的我虽不知道这样的烦恼是对是错、是善是恶。但我知道，这样的烦恼难以启齿，不可张扬显露，更不能放出来泛滥成灾，只能深深地捂在心底，让它窒息腐烂。

我到城里上了高中后，烦恼的来由才慢慢弄懂。石墩却被奶奶、母亲以及村里一个叫“大火”的近邻占据了。

“大火”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脑子不是很清楚。村里的老人说，“大火”这个样子可能是被名字害的，因为他五行缺火，家里人为了让他的火旺旺盛盛的，所以干脆叫他大火，可能没想到火太旺，把他的脑子都烧透了。

他的厝离我们厝约50米，但不在路边，小时候大人怕他乱跑，惹祸，都把圈在家里，20几岁后，再也憋不住了，经常窜到路上晃荡。

有一天，他晃荡到我们厝，正好累了，一屁股坐在石墩上，凉丝丝的感觉真是舒坦，然后他就像发现新玩具似的，爱上了石墩，时常跑到这里坐着看风景。看着看着，他也看出了门道，那对呆滞的眼珠子，蜗牛似的，慢慢地爬到过往的女性身上。

他很大方，毫不掩饰性情，见到穿得漂亮的女性，就笑哈哈地喊一声“妖”，或者“去找老公吗？”

回应他最多是“神经病”3个字。里头明显带有丝丝的嗔味。大火也不恼，咧着嘴哈哈笑，涎水在笑声中飘然下坠，鸡如获至宝，迅速凑过来，把涎水抢光。

奶奶和母亲占用的时间在周末和周一。大火摸着了规律，这时候他不会来抢占。可惜大火在石墩上没坐几年就去世了。

每个周末的下午，石墩就成了奶奶和母亲轮番守候的阵地，母亲去煮饭和喂猪了，奶奶就坐在石墩上；奶奶去喂鸡或收衣服了，母亲坐在石墩上。目光专注地朝着我们进村的方向张望，眼神里充满了期待、焦急与担忧。

有几年，我们兄弟姐妹同时在城里读书，不同年级，也不同学校，又没有电话可约定，所以回家的时间难以一致，只能一个个陆陆续续地回家。

奶奶和母亲望回家一个了，又继续坐在石墩上眼巴巴地望着。有几次我早到家，跟着她们俩一起望着姐姐回家，夜色慢慢笼罩下来，奶奶和母亲就站在石墩上，双脚高高地踮起来，颈伸得长长的，脖子上的筋一条条被拧得青青紧紧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村口。

奶奶见到我们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都望大了，才把你们望回家啊。”

因此，我们即使再顽皮，也不敢毫无预告的情况下突然不回家，即使遇到特殊情况，迟了也要想方设法捎口信告知她们俩。否则，奶奶和母亲会疯了。

1988年夏的一个周末突降暴雨，上游的水库顶不住了，泄洪解压，县城四周顿时一片汪洋。城区成了孤岛，进不来，出不去，我们困在学校回不了家，奶奶和母亲彻夜不眠，轮番坐在石墩上干等。

每每一家人齐了，饭菜的香味和欢声笑语便填满整座厝。

周一，奶奶和母亲先是送我们到门口，待我们起身，她们中一人便站在石墩上，踮足伸颈地目送我们渐行渐远，直到在视线中消失了，才依依不舍地转身。

到我们全都在城里工作后，通了电话，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稀了。周末前，有没有回家，我们都会打个电话告知。即使明知我们不会回去，周末的时候，她们依然会在石墩上或坐或站地朝前张望。

要是有回家，她们俩早早分工好，母亲去杀鸡宰鸭，奶奶就像战士放哨似的，坚守在石墩上，仿佛我们认不得自己厝门似的。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石墩在奶奶和母亲的衣襟与足底的厮磨中越来越光亮，她们的头顶越来越白，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身子越来越干瘦，就连眼球也像被抽干了水似的，越来越黯淡。已然如秋天熟透的树叶，慢慢脱水、萎缩、衰弱、脆硬，风轻轻一招手，就随之凋落。

母亲凋落后，接着是奶奶、父亲。血肉之躯和亲情眷念终究抗不过自然规律与难卜的意外，我们只能用泪水和哭号来向上苍申诉。苍白无奈。

而今每年的清明节，我才会与石墩见上一面，静卧在门廊下的它，已包裹上一层绿绿的苔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