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从讲台和田埂间吹来的风

母亲又在阳台清理刚从地里弄回来的萝卜了。七十有五的人，弯腰时脊背会轻轻弓起，像被岁月压弯的扁担，可双手灵巧，浑身上下依然带着当年在老家田埂上的利落。她常常在阳台上整理她在荒地里种出来的劳动成果。今日却忽然说：“要是你爸在，这日子多好呀！”

一句话让时光倒回几十年。宁家寨的土坯教室就在对面半山腰的老槐树下。父亲的讲台是块磨得发亮的木板。白天他站在那里，教全村的孩子念“人之初，性本善”，教算术，教写名字，教唱歌，下课还教踢毽子、滚铁环。那时候他严厉得很，谁写错一个字，戒尺就会落在手心上，虽然从不用力，只说：“写字如做人。字是脸面，做人更要堂堂正正。”可学生很畏惧那双严厉的眼睛。

傍晚的田埂是另一个课堂。父亲刚放下粉笔，回家就要扛起锄头，我们姐弟四个跟在后面，跟他一起学干活儿。他在前面走，脚步稳稳的，蓝布褂子被汗水浸出深色的印子。"这行距要匀，就像做人要懂分寸，"他边锄草边说，"苗子要扶正，不然长歪了，结不出好果子。"我们蹲在田埂上，看他把歪斜的玉米苗一棵棵扶直，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座沉默的山。

他教我们种地，更教我们做人。那年小哥偷摘了邻居家的橙子，被父亲罚在门口站了整整一下午，直到认错才让进门。"不是自家的东西，一根针都不能拿，"他的声音种种地落到我们几个孩子的心上，"穷要穷得有骨气。"可转过天，他又把家里刚摘的橘子装满一篮子，让我们送去给邻居，"孩子不懂事，大人要补礼。"

父亲五十岁那年腊月，那天他还在考场上阅卷，晕倒在了阅卷场上。到医院我们才知道他已经是癌症晚期。尽管接连做了两次手术，还找了无数中医，第二年重阳节，他还是舍我们而去。父亲和母亲不辞劳苦，供我们四个孩子读书，我们刚刚跳出农门，都才步入社会，他还没有来得及享福啊！

母亲呢？为了我们也是操碎了心。我们小的时候，她教我们的，都藏在日常里。大哥和小哥争着挑水，她没有骂哥哥们，只说：“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这力气，不如去帮奶奶挑两担。”姐姐中考失利，哭了好几夜，她坐在炕边，把剥好的核桃塞进二姐手里：“跌倒了算不得什么，爬起来再走，你爸当年教过的。再去读，你一定可以的。”她自己更是榜样——大爷家的稻子熟了没人收，她带着我们去帮忙；二婶生了病，她把攒的鸡蛋送去，说“都是乡里乡亲”。

父亲当年常对我们说"人生一世，不要局限自己，一定要走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今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终究是顺着父亲指的路，一个个走出了大山。

自从父亲走后，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把我们拿回家的东西摆在桌上，看了又看，像欣赏什么稀世珍宝。然后长叹一声：要是你爸在，这日子该多好啊！

这些年终于把母亲接来跟着我住。我总怕她闷，变着法带她出门。前几年还跟着我去越南，去三亚，走哪里都兴致勃勃，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可她这一年多越来越不爱跟我出门了，总说自己想看的都看到了，想吃的都吃到了，不想离家太远，还是家里方便。

前几日整理旧物，翻出父亲的教案本。泛黄的纸页上，他用钢笔写着："教育者，先育人，后教书。"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做人要勤劳善良"，原来他们教我们的，从来都是同一件事。

看着母亲的背影，忽然懂了——父亲的严厉与母亲的坚强，从来都裹着最深的爱。就像宁家寨的山，沉默却稳重；像老屋前的河，温柔却坚定。那些从讲台和田埂间吹来的风，带着他们的声音，一直跟着我们，走到很远的地方。

夜里给母亲掖被角，她睡得很沉，嘴角带着笑，许是梦见了当年的宁家寨——父亲在讲台前讲课，她在田埂上锄草，我们四个追着蝴蝶跑，风里都是梨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