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下(二)
如果你到过羊城,一定会知道有座越秀山。如果你到过越秀山,一定能见到过山上的五羊雕像。如果你顺着五羊指引的方向向山下眺望,你一定能看到滔滔不绝的珠江水。如果你顺着珠江水漂洋过海到天涯海角,你一定能看到一个美丽富饶的海南岛。我要讲的正是四十二年前海南学子在越秀山下的故事。 题记
4、我们的307
说到轻校生活不得不提到307。307是我的宿舍编号,也就是男生宿舍楼第三层的第七号房间的编号。
我们的男生宿舍是一幢四层楼砖混结构的房子。属于五六十年代模仿苏联的老式建筑,楼道居中、红墙绿瓦、水泥地板。楼道里没有卫生间,欲想方便得到楼下的公卫去。公卫是蹲坑式的,用一个大桶挂在半空利用杠杆原理定期冲水。和现在的厕所完全不一样。厕所的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有时臭气薰薰的只能将就着用。楼梯口的灯光时明时灭。到了晚上手电筒是必不可少的照明工具,如果没有手电筒夜间小解你将走错别人的房。
冲凉房设在一楼的右侧,完全是露天的。有一排露天的水泥台子,台子上安装有一排水龙头供大家使用。人多的时候还得排着队。冬天的时候户外很冷。这对于过惯了暖冬的海南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受罪。所以冬天里我是能省则省的。隔天才洗一次澡几乎成了常态。为学校节约了不少的水资源,也算是那些年为学校做点微薄的贡献了。
第一次推开307宿舍的门我遇到的是陈平同学。他身穿绿色的军装,扣着风纪扣,一看就知道是队伍上来的人。那时候见到队伍上人我总是敬其三分。因为我的四叔也曾经是队伍上的人。他有一套《志愿军一日》的书我拜读过。里面有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对我现象比较深刻。七五年我曾经在榆林部队的军营里当过两个月的泥瓦匠,眼见了军人严明的纪律和威武的配装。所以我是很仰视军人的,只要是穿军装的我都会对他肃然起敬。我们班上应该有不少人是部队子弟。
我们宿舍里排列着四张木制的双架床。分为上铺和下铺。陈平的下铺是杨斌兄弟,他的床靠近窗户那一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通往教室和食堂的那条大路。我们每天都在那条路上往返十几回。靠近窗户边上,每天都能听到同学们敲打饭盒的声音。女排取得三连冠的那个晚上,很多人就是用敲饭盆的方式来庆祝的。
住在他对面床的是志琳和寿强俩。他们四位好像都是应届毕业生。其中有三位是客家人,常常听他们在宿舍里讲客家话。偶尔陈平和志琳交谈时也讲几句粤话。不管他们在叽咕什么我是一概的听不懂。就像他们听不懂我说海南话一样。可见我们的民族语言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呀!如果他们要用客家话骂我“村巴佬”我照样是会笑纳的。好在他们对我的态度十分友好。像对待非洲兄弟一样。因为刚刚洗脚上田的我,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十年,其肤色近似于非洲的黑人。如果不小心掉进火车轨里,我在猜测是否有人会把我当成煤渣一样的拿去烧火了呢?如果真的能那样,百年之后就能为国家省火葬费了。善哉。
同宿舍中我最佩服的是梁志琳同学,不管是学习还是出操他总是高人一等。学习上他是韶关地区中学生数学竞赛的获奖者,操场上他是班里足球队的守门员。如果你遇到了数学难题找他不会错,如果宿舍里换灯泡找不到梯子找他肯定行。所以陈平总是称他为“老高”。
第一次听陈平叫他“老高”时我还以为志琳姓高哩,我在门上对照查了一下名字,才知道他姓梁,老高是陈平发明的呢称,是对他“三高”(身体高,学识高,风格高)的一种肯定。但是做为同学我更愿意他是姓姚,姚明的姚。起码也应该姓汪。就是中国排球队员汪嘉伟先生那个汪。这样我们就成为名人的同学了。
他除了脑子比汪先生聪明外,老高的长相与汪嘉伟先生比较相似,瘦瘦的、高高的,还会面带微笑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汪嘉伟先生的粉丝。姚明先生还没有长大。
同宿舍的五个人中好像杨斌同学最为节约了。节约到为省时间四年里他的蚊帐从来没有收起过。每月十九块钱的助学金他总是舍不得花。学校食堂里的“角钱猪血”似乎很少见到他去买。除了吃饭,很少见到他花钱的地方。
他天生还有一股不服输的性格,爱拼才会赢应该是他的座右铭。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些年学校里的伙食不太好,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是个常态。但是杨斌似乎很少睡午觉。不管是读书还是踢足球他总是那么的生龙活虎。他和小慧等几位芳龄十八的同学都是我们班上的“足球先生”。
杨斌还有一个拿手好戏是制作“红茶菌”。他制作的“红茶菌”菌体厚实,菌液透明清澈。酸酸甜甜的十分爽口。听说红茶菌能改善营养不良,所以我常常与他分享饮用红茶菌的心得,而他却向我传授制作红茶菌的经验。在营养不良方面我和他算是难兄难弟。具体的表现是早上起床的钟声响了N多遍还是想着赖在床上起不来。
在同宿舍的五个人当中,唯有吴老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平时说话不多,精神十足,红光满面,力气超大。是辦手腕的高手。普通话说的比我好一点点。平时在宿舍里说话的声音很轻,除了学习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看电影和逛街时他是陈平的跟班,足球场上他是杨斌的搭档。每当考试成绩出来时,吴老爷和我们统统的成了老高的粉丝。因为每次考试老高的成绩总是略胜一筹。
总之,四年的同宿生活,我在307是轻松愉快的,同学之间没有发生过面红耳赤,更不会同室操戈。偶尔也有的冷战,也总能风轻云淡的一扫而过。原因是我们都是无产者,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当年主席也是这么说的。世界上的一切矛盾和争端皆因于利。所以说利益是个双刃剑。才有了那个“福兮祸所伏 祸兮福所倚”的道理。利之,祸也。
5、纸本四O四
常常有人问我,你们班级“纸本四〇四”代表着什么意思?传递了什么信息?我总会对他说:“你这人真没文化,猜不就能猜出来了么?”
其实说这话时我自己都没有十足的底气去猜它。纸本两字可以顾名思义为“造纸专业本科班”,但是那个四〇四代表什么呢?后面那个四懂得的知道它代表的是年级,而前面那个四和中间那个零又代表什么呢?至今我也是一头雾水。就像读诗经时不了解诗作的历史背景一样,只能是瞎猜。数字背后的文化含义真的不是文化的问题。
纸本404班一共有四十一位同学。女生七名,男生三十四名。他们都是从广东省的各个地方“怀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其中广州和汕头的学生最多。几乎占据了生源的一半。
不少人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师。班长和副班长和学习委员三位同学还是本校中专部的青年教师。他们的文化功底是比较扎实的。为人处事也十分的老道。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已过而立之年,最小的刚过豆蔻年华。应届生占据了大多数。老三届廖廖无几。据当年参加招生的老师说,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才定夺下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班里的牛人很多。有地区数学竞赛的获奖者,有高考化学满分者。有人是绘画高手,有人是书法行家,有人是排球健将,有人是足球先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八仙过海而来的班级。就像一个交响乐团,可以奏出一阕动听的乐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老师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这个班级里教我们的都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教数学的李老师是广东省数学学会的成员。文革前他已是华师数学糸的讲师了。他讲解高等数学时从来不带稿子,但却能像讲故事一样的引人入胜。听他上数学课常常使我茅塞顿开。
教化学的陈老师听说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许多年轻的老师都敬他三分。他上课时总是像老先生一样的曼斯条理。很善于照本宣科。听他上课很像听艺人说书。
还有教我们专业的郭教授和成老师,他可是我们广东造纸学会的副理事长和专家哦。郭教授后来当了学院的院长,是屈指可数的牛人之一。有幸的是他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我们的班花。她遗传了她老爸老妈的基因。既漂亮又聪明。甜美的长相背后书还读得那么好,是“别人家孩子”的那一种。是不少男生暗恋的对象。可惜那些年大学生校內是不充许谈情说爱的,所以无人敢于越过雷池半步。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肥水流进了别人田。白白的浪费了那么好的人生机会。郭教授退休之后郭副教授成长起来了。他操起了老爸的教鞭,正如宋祖英唱的那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值得一书的肖大姐。入学那年她巳经是两位孩子的母亲了。但仍然象年轻人一样孜孜不倦的伏案耕读。除此之外,她还担任我们的生活委员,管理着年轻人的胃。从学校总务室领饭票到登记发放是一件锁碎的事。沒有耐心的性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做不好的。可肖大姐做到了,而且连续做了四年。有这样的大姐管着我们的胃,是我们的福气。大姐始终是乐观积极的,也是开明豁达的。那时候我便在想,这样的女人一定是不老的女神。四十年后我在同学聚会时见过大姐一面。仍然是那么的年轻。心态还是当年那个样。它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笑一笑十年少”的结果。
6、我们班上的七朵金花
除了肖大姐之外,我们班上还有六朵金花。四年间这些鲜花一直在三楼的那间教室里静静的绽放着。雍容华贵典雅大方。
我们的教室坐落在靠近学生食堂那幢楼的三楼上。对面是工艺美术学校的教学楼。在美术大楼里我们常常能见到漂亮的模特在那里走动。她们都是一些愿意为艺术而献身的年轻人。有了他们世界才能变得丰富多彩。
我们教室的旁边还有一棵很大的紫荆树。紫荆树枝繁叶茂,时不时的爬进了三楼的走廊里,到了冬天,紫荆花开了,红红的花辮散落在教室的过道上,过道成了花的海洋。它和我们班上的七朵金花组成了一处美丽的风景。
共中最耀眼的那一朵我们称之为班花。谁是同学心中的班花?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她藏在每一位男生的心里。有的在那里已经结了果。有的还在那里静静的等待着。
如果非要把我们班的七位女同学比喻成七种花的话,我愿将她们比做:牡丹花的高贵,紫荆花的安静,玫瑰花的艳丽,水仙花的清澈,腊梅花的高洁,迊春花的笑容,杜鹃花的盛开。但愿她们的生活都像花一样的幸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