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荒野上的大师》：也是黄金时代
抑或，不少人知道林徽因是因为徐志摩，因为她的美丽，她的文学才华，却忽略了她最重要的身份——建筑师。
作者张泉在《荒野上的大师》一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研究古建筑，走出书斋，走向旷野，在极为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为挚爱的建筑事业东奔西走,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野心”，为实现这个愿景所做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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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旅行大凡有着诗意的想象，以为他们可能一边欣赏路上的风景一边进行考察，实际上，考察之路无比艰辛。张泉说：“诗意只是苦尽以后的回甘。”
在北京，当时叫北平，梁思成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这座古都。每一条胡同、每一个院落甚至每块城墙砖，其实都暗藏玄机，并与他血脉相连。多年后，他大声疾呼，试图保卫这座古城，恰因这里埋葬着他一步一步丈量出的老时光。
梁思成与林徽因走出书斋，走进田野的第一站是河北蓟县，梁思成在此完成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蓟县，长途汽车总是不准时，暴雨又时常不期而至。天灾或者人祸，都可能影响考察行旅。张泉说：“在河北遭遇的这一切，只是漫长旅途的开端。未来的路上，能找到食物都是幸运的事。北平、河北一带的考察，是万里之行的起点。
之后，他们去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生活更加艰苦，但当他们在康城石窟中看到呈现出的门楣、栏杆、塔柱等丰富的古代建筑细节，激动不已，叹为观止。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他们更加相信，中国建筑拥有特殊的“独立性”：“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式样，大部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仅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
梁思成在山西应县木塔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梦寐。考察过大同、应县以后，梁思成打算向山西中部进发。
那个夏天，梁思成与林徽因走访了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八个县，调查了三四十处元明时期的古建筑。一路上辗转奔波却又惊喜连连。他们想要证明，在中国大地上仍存在着唐代木构建筑，但它依然远在天边。
不记得在哪本书中看过林徽因在山西考察留下的黑白照片，娇小的身材攀援在古建筑上，哪里是我们惯常见到身着旗袍从旧时光款款走来的女子；林徽因的美，哪里仅仅是外表，那份优雅深深刻在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着。
林徽因说：“中国建筑史如同一部侦探小说。”博学多才，颇具文学素养的她写出：“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诗意的句子，构建出中国式的建筑艺术美学。
古建筑遗存帮助他们一点一滴“翻译”出《营造法式》这部“天书”。每次田野调查都能解决诸多疑难，但与此同时又留下更多困惑。
张泉说：“他们还怀着更深的愿景，更大的野心。他们不仅要访古、寻古、存古，事实上，更试图改写自己的时代。”他们希望通过调查、研究古老中国的营造传统，最终影响当下建筑界的实践，甚至制定新的规则。尽管这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抗战中，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最终落地李庄。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李庄的名字，那个地处长江上游，上承宜宾，下接泸州，流向重庆的偏远小镇。自从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知识分子迁徙后，从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就可以顺利抵达。“小小的李庄，成了这一代学人的挪亚方舟，载着他们迎向未知的命运。”
在李庄，梁思成开始学习蒸馒头、做饭、做菜、腌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着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一对本该拿笔、图纸的夫妻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花在维持生计上。这同样也是《我们太太的客厅》中那个优雅美丽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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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泉写道他们的儿子梁从诫长成与当地小孩一样黑壮，讲着四川话，很有意思地联想到《呼啸山庄》的哈里顿，这同样也是林徽因笔下“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流亡的日子里，他们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千百年光阴的侵袭，大美无言，遗世独立。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总会有丝缕微芒，能够照亮一隅，慰藉人心。
“东方建筑，木构之间，大美无言，顽石之中，亦有苍凉。”
李泉在书中言：“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在国难烘托下，愈发悲怆。
李泉写道：“1955年，林徽因在风暴来临前病逝。人生中的最后六年，她参与设计了国徽、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的墓碑，是由梁思成设计的。他在碑上留下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为爱人的一生盖棺定论。在林徽因复杂的身份标签中，他只选择了建筑师这一个身份。可惜，哪怕这菲薄的、完全无害的七个字，也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去了。”
“许多年后，人们记住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家，记住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记住了种种绯闻与情感的暗涌，却大多不记得，有许多时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没有留在那间舒适的客厅里，而是宁愿去荒野与山村间辗转，把自己交付给古老的建筑遗存，交付给那些消逝已久的时光。”
读了李泉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不禁唏嘘，是什么力量让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还有陈寅恪、傅斯年、王国维、吴宓等。作者说：“许多年后，人们会发现，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开创的时代，同样曾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