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一座消失城市的记忆

原创非首发，首发公众号：随风似水，ID：随风似水，文责自负。

许久未对一本书如此念念不忘，再次读完《江城》，依然与两年前初读时一样，久久沉浸于书中的片段与脑补的画面中。对《江城》的迷恋，不仅是那个中文名为何伟的作者，也不仅是作者笔下那座消失的小城，更有对青春的怀念。无论人、事、物，还是环境，总要隔着距离，在烟雾朦胧中方能发现身处其中不能感受到的美。

隔着三十年岁月读《江城》，江城换了新貌，作者老了，光阴瘦了，唯有江雾笼罩中消失的江城与永远回不去的青春。

何伟，本名彼得·海斯勒，是美国著名的非虚构作家和记者。 1996年，27岁的何伟作为“和平队”志愿者来到重庆涪陵师范学院（现长江师范学院）任教两年，这段经历促使他写成《江城》。

这不是一部情节完整，有贯穿整本书人物的小说，而是由一个一个碎片构成，以作者顺江而下来到涪陵到溯江而上离开涪陵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像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中国一段特定时期一座小城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1996年，涪陵还属于四川，我也是四川人，在绵阳市一所大学工作，学校也有外教，对何伟笔下的校园生活毫不陌生；对三峡的描绘让我感触颇深，去过两次三峡，分别在三峡大坝修建前后。1996年至1998年，也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年华，当时却不知。何伟的《江城》就这样掀起我潮湿的记忆。

原来，我的青春岁月属于社会的转型期、国家飞速发展的过渡期，身处其中却不自知。何伟，一个外国人，既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以他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笔触，让我在一个又一个碎片中读到熟悉的环境、似曾相似的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人类无言的忧伤，看到一个时代的巨变、一个国家的奋起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却也有太多无法挽回的失去。恰是那些失去，给《江城》铺上苍凉的底色，让我们看到一个城市的消失，也是精神家园的失落，更是个体在时代巨变中的无力感。

最直观的失去，便是那座因建设三峡大坝而永远沉入江底的江城——涪陵。

1996年的涪陵，是依靠长江生存的一座江边小城，没有高速公路、不通火车，与外界唯一联系的就是水路，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何伟到这么偏僻的小城任教，不是没有选择，而是他的使命感。他认为这个闭塞之地，上级领导难得来检查工作，越偏僻的地方民风越淳朴，也越能让他观察中国，是描写中国的最佳之地。

何伟生活在涪陵期间，正是三峡大坝修建前夕，恰因他的外国人身份，以记者的敏锐、细致、冷静的观察，隔着距离，捕捉到国人眼里忽略的东西。人们普遍看到这场世纪工程宣传画中的色彩，而对即将失去的家园，当地人却没有任何激烈的反应，这种“漠不关心”令何伟非常震惊。

何伟对三峡大坝的描写，并非直接聚焦于宏大的工程场面，而是关注具体生活中的暗涌。他写道：“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看不到任何不快的迹象。在我居住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对三峡工程有过不满。”或许，我们太多中国人习惯服从与沉默的接受。这种沉默，恰是何伟书写的重点，他将此归结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心理差异。在他看来，涪陵人的集体主义局限于家庭、朋友和单位这些紧密的社交圈，缺乏西方人的“社区感”，普通百姓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时，通常逆来顺受、将一切苦难与变迁默默吞咽下去。也许，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命运”。那些即将消失的灰色房子、石板路和老店面，与人们的静默一同构成了何伟对这座“消失的江城”的记忆。

我们多数人相信权威的宣传，标语上的口号，而不会质疑，即使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命运。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同何伟一样关注到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人们。当整个民族高歌猛进时，这部电影却将镜头对准了那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沉默面孔，捕捉到他们无法言说、也无处诉说的忧伤。三峡大坝修建前，我与母亲游览过三峡，当时已听说要修三峡大坝了，抱着担心将来再也看不到原来美景的心态去游览，却丝毫没有担忧一座城市的消失对当地人的影响。

何伟最动人的描述是细节，而非宏观议论。在他用大段文字议论关于三峡大坝修建的意义、移民安置、文物保护之后，写了一个极具力量的片段：他因当地限电（讽刺的是，大坝的初衷之一正是解决电力问题）而无法享受公寓暖气，在屋里挨冻。他写道：“我不会再去多想涪陵的挡水墙有没有用、移民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安置、白鹤梁会不会得到充分的保护。我考虑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往往是这样的文字，这种近乎自嘲的接地气文字消解了之前宏大思考的虚浮，让讨论从高空回到地上。在切肤的寒冷面前，一切关于宏大工程的叙事皆变得遥远而抽象。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普遍心态，这既是何伟对自己思考的反思，也隐喻了涪陵百姓面对大坝时最真实的处境，其实也是我们多数人的心态，比起遥远的未来，眼前的温饱冷暖才是唯一能抓住的现实。

何伟作为三峡大坝的见证者虽有遗憾，却是幸运的。他能在大坝建成前，亲眼目睹三峡中流白鹤梁的题刻在寒冬露出水面，坐上颠簸的慢船在江上观赏夜晚，感受那个尚未改造的三峡。在书的结尾，他写道：“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彼时的激流虽已消失，但记忆的激流将因他的文字而永存。

何伟在《江城》中记录最多的是在无法挽回的巨变面前，人们默默承受巨变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韧性，这本身就是最值得记录的历史，让我们痛切感受到那些失去之重。白先勇说，他写作是为了表现人类无言的忧伤，何伟的《江城》莫不如此。

一个城市消失了可以重建，精神家园的失落却不能重构，唯有在记忆中追思。

彼得·海斯勒取了一个极为普通的中文名——何伟。他说，对于参加“和平队”到中国服务没有理想主义的幻想，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果说真要留下什么东西的话，令他高兴的是他在涪陵并没有建立什么，没有组织什么，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恰是这种“无为”的姿态，让他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也是带着自己的使命感来的，把在涪陵两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点一滴记录下来。偏僻闭塞，处处是坡，只能靠双腿行走的小城，正直、善良的师专老师，淳朴、保守的大学生，贫穷、尽职的神甫，热情、豪爽的面馆老板、美丽、务实的银行职员……他们皆与何伟保持着纯真的关系，也是何伟离开涪陵后最深的怅惘。

离开涪陵后，何伟在1999年、2001年、2002年多次重返。重返后，他深深感到当初那种“纯真”不复而在，源于涪陵的巨变、何伟身份的转变、以及那段岁月本身的一去不复返，一如我们永远回不去的青春。

何伟离开时，涪陵这座中国内陆小城还带着计划经济末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混合气质。1996年的涪陵没有铁路，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都得坐船，正如何伟在书中所写，通常人们哪儿都不会去。这种封闭性，使得何伟与当地人的每一次互动都显得格外郑重其事。重返后，这个小城发生了巨变，涪陵通了高速公路，有了铁路，人们再也不会坐船慢慢摇过去。那种因封闭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因陌生而产生的郑重，皆随着现代化进程消逝。

何伟29岁离开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籍教师，重返后，他已成为《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写出“中国纪实三部曲”，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身份的转变让他再也回不到当初“无为”的姿态融入涪陵人的生活。

人生就是由一段又一段的风景构成，行过的路，看过的景只能留存于我们记忆中。何伟在变，他的学生也在变，他认识的涪陵人当然也在变。学生毕业，各奔东西。面馆老板黄小强已实现了他当初的梦想，拥有多辆车，生意也越做越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向前飞奔。令我感动的是，这位已成为大作家的外国人还与当年的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都要通过电子邮件给他曾经的学生写信。无论外界怎么变，只要内心不变，即使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却不会彻底失去。

两年来，何伟不仅学会汉语，还会讲四川话，但他在离开之前深深意识到，不管自己如何努力，依然无法被当地人真正接受。离开前夕，何伟和亚当（与他一起支教的另一位外籍老师），因拍摄告别录影带在街头被围打，普通市民“变成暴力群氓，几乎是瞬间完成”。那一刻何伟明白：“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既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涪陵人担心他们拍到中国落后的一面，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隔阂，与纯真友情无关。

那些无法重返的纯真关系，被何伟写入《江城》，这本书是他的记忆，也唤起我的记忆。马尔克斯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日子，而是你记住的日子。”因为有此书，那些纯真关系不会被湮没；因为读了此书，永远回不去的青春方呈现出烟雾朦胧之美。

《江城》虽不是小说，但何伟笔下的人物生动、立体，他们就像我们熟悉的老师、同事、朋友、邻居、年高德劭的长辈……他们为此书画上浓丽的色彩，映在苍凉的底色上，让《江城》有了温度。

比江城的淹没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年轻鲜活的生命走向悲剧的命运。最让我难忘的是何伟记录了两名青春被辜负、命运被裹挟的女生。

两名女生并非书中主角，却是书中最沉重的角色，何伟用冷静、克制的笔墨描绘她们从沉默走向毁灭的命运。女生珍妮，是何伟的同事亚当班上的学生。品学兼优，却在一个假期中悄无声息跳了江，我们不知道她为何跳江。何伟通过学生的日记和课堂作文得知这个故事，让他非常震惊，叙述却相当克制：“原来一个人可以如此完美地隐藏自己的痛苦。长江既是滋养涪陵的母亲河，也是带走一切的沉默见证者。”从何伟的文字中读出他的不忍与悲悯。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精神苦闷，找不到人生出口，终被无言的痛楚，无可倾诉的困苦打败。不由想到我在大学工作那些年，偶有听到有大学生自杀，从未公开报道过，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这条路。青春，是残酷的。

倘若说跳江的珍妮是被内心所困，那么堕胎的苏珊则是被外部世界彻底抛弃。

苏珊在考试前发现怀孕，需要堕胎。但在九十年代的内陆小城，未婚先孕对一个女学生而言简直是毁灭性的灾难。何伟在书中写道，苏珊怀孕后陷入极度的孤立：她不敢告诉家人，不敢让学校知道，只能求助于几个要好的同学。然而，苏珊怀孕的事还是被学校知道了，通知了她的家长，面临着被开除的处境。何伟与一名女生聊起苏珊，女生说这是自己的私事，学校没必要搞得人尽皆知，何伟也赞同这个观点。他没有详细描写苏珊退学的经过，也没有作任何议论，仅通过学生的只言片语，读者也能感受到那种渐渐收紧的窒息感。一个女孩因为一次意外，被整个系统、整个社会判定为“失格的人”。

苏珊最终辍学失踪。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是回了老家，还是去了某个无人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何伟悲伤地写下这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一个被时代洪流无声吞没，连去向都无人知晓的年轻女性。

当然，这样的事在哪里都可能发生，但在那个年代，那座小城，在一名外国作家眼里却有别样的色彩。正如何伟所言：“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嘴角边。”

在苍凉的底色上，《江城》更多展现的是人性的温暖。教他中文的廖老师与孔老师，面馆老板黄小强，天主教堂李神甫……构成了何伟在涪陵生活的人际关系。

刚到涪陵时，何伟一点不懂汉语，学校为他安排了孔老师与廖老师。孔老师三十二岁，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何伟描述他的外貌：“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浑身散发出宏声香烟的气味……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他略显肥胖，可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他有些瘦小。他很和善，笑脸常在”。孔老师从小父母双亡，在贫穷农村长大。因为有苦难的经历，他对时代的巨变平和而乐观。何伟来到涪陵的第二年春节，还到孔老师家里做客，接触到他的岳父与妻妹。岳父的弟弟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工作，两人多年未见面，仅保持着通信，让何伟感受到中国特殊时期对普通人命运的巨大影响，他不发评论，仅冷静地记录。妻妹在福建工作，已尝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甜头，不愿再回涪陵。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心态。

相比孔老师的平和乐视，廖老师则是一位严肃的对话者。廖老师二十七岁，教授现代汉语，何伟笔下的廖老师：“非常精瘦的女子，留着一头长发，举止十分文静。她没有孔老师那么爱笑”。起初，她会把很多问题上升到“我们中国和你们美国”的高度，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他们的讨论，在何伟笔下“就像在打鸦片战争”。但何伟欣赏廖老师的坦诚，她“不同于当地的一些干部，探讨起问题来总是打官腔。”廖老师即使在怀孕妊娠很严重时依然坚持爬高楼到办公室给何伟上课，让何伟看到中国知识女性的韧性，令他非常敬重。

孔老师与廖老师不仅为何伟打开了语言之门，更为他打开了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教育体制、中国文化心理的门。倘若孔老师与廖老师代表何伟与知识分子的交往，那么黄小强则代表了他与涪陵最普通民众的连接。这种连接，反而更加纯粹和持久。

黄小强是“学生食家”小面馆的老板，何伟与另一位外籍教师亚当经常到他那解决伙食。1996年，何伟刚认识他时，他的儿子刚出生。何伟在书中记录了他的愿望清单：“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入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两岁的儿子有更好的房子，过得更踏实”。非常朴素的愿望，务实、具体、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何伟没想到，连黄小强自己都没想到，短短15年的时间，他那些看似有点困难的愿望基本上都实现了。可见，一个时代的巨变给普通百姓生活带来质的飞跃。

何伟来涪陵的第二年春节，黄小强一家还邀请何伟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看春晚。这种融入家庭生活的亲密，纯真的友情，在当时的中国内陆小城，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极为难得。何伟曾坦言，他与“那一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面馆家人的关系，比他和师专里说英语的老师们关系要来的密切”。何伟每次重返涪陵，都是黄小强来接。后来，黄小强回忆道：“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二十年没变过”。也许至今，他们还保持着联系。这也是《江城》令我动容之处。

在《江城》众多鲜活的人物中，李神甫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他带着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记忆，从历史长河中走来，在长江边那座破旧的小教堂里，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何伟认识李神甫时，李神甫已八十多岁。何伟写道，李神甫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见过法国人修建的教堂被改造成织袜厂，见过自己肩头上挂过的那些丑陋不堪的文字，见过教堂在1981年重新开张时，不到二十人诚惶诚恐地前来听他做弥撒。

教堂墙上挂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对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苦难，李神甫没有抱怨，唯有沉默。何伟的文字让读者看到一个孤独的老人背负着最沉重的历史。

李神甫的教友大都很穷，教堂破旧，传教士奇缺。但正是在这种匮乏中，信仰反而显得更纯粹。李神甫的信仰，与何伟在美国见过的任何信仰都不同。何伟描写那些前来做弥撒的老妇人：“她们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在这些信众的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丝毫没有美国那些穿戴得体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装模作样。她们付出的是自己的虔诚，这样的虔诚无法用金钱衡量，而最虔诚的莫过于李神甫。”

李神甫与何伟父亲的相遇，是全书最动人的篇章之一。何伟的父亲来访涪陵，在天主教堂与李神甫见面。两个素不相识、来自地球两端的老人，用拉丁文一人一句完成了一段弥撒仪式。何伟写道：“他们的生活毫无交集，然而在那短短几分钟的背诵中，他们越过时空和语言，看见了彼此。”灵魂在信仰层面的相遇，非语言可抵达，超越了文化、国界、时代。后来，何伟把他的稿费捐给了李神甫，维修破败的教堂。

何伟专门用一章写李神甫，让读者看到涪陵不仅有面向未来的年轻人，还有背负过去的老人。何伟离开涪陵多年后，三峡大坝蓄水，老城部分被淹没。那座李神甫守了半个世纪的教堂，也许已消失，也许还在，但无论如何，李神甫的形象已经通过《江城》永存。

两年后，何伟离开涪陵，他的学生来送别。那天，天气炎热，细雨濛濛。彼此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何伟已上船许久，他们依然盯着江心，哭了起来。何伟写道：“我看着他们在雨水中站立着，想着他们会有怎样的未来。”每次读到这，都让我湿了眼眶。长江一如既往，但在两年时间里，这里的人在何伟眼里发生了巨变。何伟被一连串回忆定格着，催促着他动笔。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江城》。

最近，在中国美术馆“碧水东流——中国美术馆藏长江主题艺术精品展”中看到一组摄影作品，拍摄于三峡移民之前，倏地让我想到何伟的《江城》，遂重读，再次将我带回两次游三峡的多年前。

三峡大坝筑成的多年后，我带着孩子重游，早已忘记它原来的风貌，是何伟的《江城》将我拽回并不遥远的往昔。江水汩汩流淌，一座城市消失了，风景悄然变化，曾经在路上相交的人也变了，那些留存于何伟记忆中的旧时激流也通过他的文字映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