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戏园丨茶俗

绍兴是鱼米之乡。绍兴大班主要活动区域在城乡的庙台、祠堂台和草台上，但进入上海初期，也先在茶楼、饭店演唱。女子越剧从嵊州乡间到绍兴、宁波、杭州，上海更是在茶楼茶室。曲艺的“莲花落”、“鹦歌班”的主要活动阵地始终在茶室，至今如此。

戏院即使是专业的场子，30年代前也都设有茶座，一边饮茶，一边看戏。绍兴城区最大的觉民舞台，1932年拆去茶几，池座扩至1100余位。可见，茶室、茶园、戏园，在结构上关系何等紧密，自南宋的瓦舍勾栏到现代，观剧喝茶始终延袭不断。清末民初，“茶园”、“茶楼”实质就是“戏园”，当时的许多画报上，画“茶园”的形象资料完全可以证明：中间是“万年台”式的戏台、中间池座中看客都一边喝茶一边观剧，周围的“走马楼”都是包厢，也是边喝茶边观剧。所以，茶须臾不能与观剧相分离。

“平水珠茶”历史上曾列入“贡品”，绍兴人喝茶成习，城乡到处是茶、茶馆。据民国25年统计，绍兴城内大街小巷有茶店206家，到民国36年尚有164家，至于各集镇，如安昌、柯桥、东浦、漓渚等地，连村头村尾都是茶店。这些茶店便 是曲艺和小型戏班的主要演出场所，例如大江桥脚的“万森楼”，顶层是茶楼，中层是饭店，下层是肉铺，建 国初期绍兴大班的旦角冯美娟姐妹就是从“万森楼”茶楼唱戏出科，先唱越剧，后改唱绍兴大班旦角。两块门板一搭，看客数十人，每壶茶抽取一定比例给艺人，类似这种表演形式， 在绍兴城乡茶室比比皆是。茶楼、茶室的名字都 极雅致，去的大都是“粗人”，但店名极“细巧”，如绍兴大营旧社会都是锡箔作坊，那里的茶客都是锡箔师傅，那里共有茶室30余家，店名有“梅香阁”、“清泉阁”和“福禄寿”等。清道桥有“迎宾茶室”，利济桥有“聚贤茶楼”，淅河弄有“鼎新茶楼”，县前街有“第一楼”，上大路有“丽水泉”，下为浴室，上为茶室；花巷布业会馆有比较高雅的“适庐茶室”。此外，新市场有“新华茶园”，火珠巷玄帅庙和乌龙庙、大善寺内等均有茶室，当时茶室里表演的曲艺如莲花落、鹦哥班，一般都清唱、不化妆，脸上略施脂粉，一把纸扇，一件竹布长衫，或一顶瓜皮丘帽，一般是下午一场，夜里几场。茶室除喝茶，同时也是下层群众私下买卖交易和解决纠纷的场所，上大路的“天香阁”、“碧湖”是锡箔作坊的交易场所；“宝珠茶楼”是米店老板的集散地；西营里有一个茶室，是黄金交易市场；大江桥的“万森楼”主要是南货栈、水果栈的交易场所。所以，在听戏、喝茶同时，也是劳动人民休息、散心、娱乐、听新闻和排解非法律范畴矛盾的场所。

绍兴比较高雅的平湖调又称“南词”，属弹词一类，盛行于江南，早在清乾隆间已见诸于文人的诗、词，一般不以卖唱的形式出入于大户人家，艺人大都为文人墨客。民国初年、潘子峰曾于绍兴大路“新园新社”添设丝竹社，培养出郑杏村、范仲良、潘少安等一批平湖调乐手。这说明“平湖调”也开始与茶楼发生联系。抗战国难临头，平湖调艺人大多家道中落，出于生计，不能不落海茶园，随茶收资，以便糊口，大多落脚于绍城高级茶室“适庐”，这里有亭台海山池鱼之胜，环境幽雅，四周回廊，内设红木桌椅和藤榻藤椅，加上旁边又有全城最大的菜馆“知味馆”。1935年7月10日的《绍兴晚报》有一则“适庐茶室”的新闻广告，其中写到茶、戏和“灵市面”：

要坐，太史式藤椅，

要眠，美人式藤榻。

如其要喝茶，

该到花巷“适庐”去。

喜欢热闹些，灵灵市面，中间散厅里；

喜欢幽静些，谈谈正经，旁边房间里。

中心有丝竹管弦之雅，

到处有新鲜香艳之花。

…… ……

1948年4月11日《越报》有一个署名“真木”的作者写道：“前几天和友人去一个茶室里听了一次平调，……那天唱的是《渔家乐》。……”这则史料更进一步证实了平湖调下茶室的事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阳春白雪”的高雅曲种在社会动荡的情势下，已很难再恪守传统的信条，而不得不屈身于低下层听众，虽说“适庐”是高雅茶室，与原来只进出大府第厅堂的身价相比，已经日薄西山了。

曲艺的盛衰与欣赏对象的变化互为因果。早绍兴城曾称“锡半城”，据1936年统计的数字，全城有锡箔作坊750余家，有工人30000余人，加以机纺工、酒酱工，都是一些不识字或仅识少量字的文盲或半文盲约在10万人左右。除了绍兴大班，他们还喜欢在茶店里听像“香篮五十”的那些诙谐、滑稽而又带一点赤裸裸性描写的说唱，引得全茶室轰堂大笑，这对终日以体力劳动为生计的听众来说，颇感刺激、颇能解颐，从而获得身心疲惫的暂时解脱。作为表演艺术，用什么形式可以探讨，但封建士大夫们可以在自己的厅堂中演出那些色情的故事情节，却把在茶室、草台上所演出的那些类似情节，斥之为“淫词”、“下流”，其实有失公允。过去，接洽“鹦哥班”、“莲花落”的“包场”，“接头”地点，往往选地城门口的茶店中进行，可见曲艺艺人社会地位之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