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小说流派症候分析

　　前言

　　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是指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范畴和称谓，主要指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半个世纪至今的文学。包括中国20下半叶的17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新时期文学（1976-1989）、和后新时期文学（1989－）。相应地，中国当代小说也就是指20世纪中国后半叶几个时期的小说。

　　本文所探讨的“世纪末”是八十年中后期代至新世纪前的小说创作。本文的主旨是对当今小说的创作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小说在本世纪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1、中国当代的先锋派小说

　　后现代小说产生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后现代小说与后现代主义一样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内涵。但不确定性恰恰就是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这同时也说明了后现代小说本身只能在其自身中才能得到理解。后现代小说包括各种不同异质的文学流派，诸如新小说派，黑色幽默小说、跨掉的一代小说等。同时也包括不易划分流派的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埃科和洛奇的小说创作。一般文学史认为后现代小说的特征如下：创作原则的不确定性，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叙事的实验性和话语的游戏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界接受现代主义的进程中同时也大量涌入并被迅速的移植到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之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运用，无疑是在一个充满异质文化并置的全球化语境中“他者”话语的一次“借挪式”操作。中国先锋派作家对后现代主义的自觉学习和运用，并非来自对后现代文化和理论的接受，而是从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中直接汲取营养。以残雪、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无不受卡夫卡、博尔赫斯和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在“先锋派”对西方后现代小说的学习和模仿时，由于自身写作特点与接受视角的不同，形成了仍然坚持深度模式和意义追求的现代小说和采取叙事零散、语言错位、零度写作观的后现代小说两种不同的方向。前者以残雪、苏童、莫言等为代表，后者以马原、格非、韩少功、孙甘露等为代表。而余华则转向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

　　中国的先锋派小说虽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但是在90年代非但没有继续和繁荣，反而逐渐的淡出了小说创作的主流。由于中国后现代小说对语言的过分推崇，对叙述的极端迷恋，将传统的文学关注“写什么”转向了“怎么写”，以及其不稳定的文学实验性质，使小说写作如同在无底的棋盘上一样，没有坚实的根基。很快导致这种先锋实验写作在尝试了由对西方后现代文本移植和模仿的叙事技巧用尽之后，使得他们的创作逐渐远离当代的社会生活，而不断的退向写作本身，最后不得不在无底的棋盘中迷失和消亡。先锋性也同时消失殆尽，而成为明日黄花。

　　当先锋派小说“风靡一时”，而又迅速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的根本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毕竟不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孕育和激发。虽然中国文化内部以消解和反叛为旗帜的文化解构运动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后现代传播的诱因，但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正在推进之中，虽然具有了某些后现代文化的因子，可是毕竟不具备西方后现代小说产生的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和结构—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文化根基。因此，在中国小说家移植和运用后现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不可能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人的生存境遇相融合。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是模仿外国后现代小说的典型，这种形式的移植，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表现出明显的不自然，现在具体将《哈扎尔词典》与《马桥词典》比较，前者以古代西方宗教与文化历史为背景，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的教义和思想融入文本之中，集宏大的文化与知识性之大成。而《马桥词典》则以一个小村落为背景，将一些琐事编织在一起，全无文化与因素和深层的知性思考。这样的只学习和模仿形式和技巧而无真正的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层思考必然会导致中国“后现代小说”的昙花一现。

　　90年代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后现代小说退化成为一种极端的形式，并与网络小说合流，出现了大量的“大话”“无厘头”小说，文学经典被颠覆和改写，深度模式被彻底削平，文字成为肤浅而无意义的嬉戏，其代表作为《Q版语文》。

　　2、民间寓言和新历史主义小说

　　现实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些经久不衰的魅力与价值，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当风靡一时的“先锋派”小说渐趋没落之时，原来的先锋派作家纷纷改弦更张，，其中转变最大的就是余华。

　　90年代初，当余华发表了他的先锋派最后一部小说《呼喊与细雨》之后，开始向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变，语言也由刻意雕琢变为简练朴实，先后创作了两部力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小说不仅受到了中国读者广泛好评，而且在国外也取得了很高的赞誉。《活着》以已近垂暮之年的主人公福贵对其一生的自叙回忆为叙述角度，以一种知命式的叙述语调讲述了一个几乎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关于“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的故事，小说正如作者所说的表现了“人如何去承受苦难”，“眼泪的宽广和丰富”“绝望的不存在”“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尽管作者表现的内容和思想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人与命运的关系。“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作为一部作品的《活着》讲述了一个人与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活着》作为一部表现平常人而震撼人心的作品，不仅仅在于“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更在于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活着》感动了很多的中国人，其最深层的意义在于其写出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几千年来沉积于中国人意识深层的文化心态。

　　传统东方的文化心态是自我萎缩、感知恐惧和生命意识。由于文化心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东方人在自我实现以及成功观念方面，是以自我对世界的顺应来实现的，由于感知恐惧，东方人在对待自然和世界的方式上是以“合”来实现的，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功，不是对世界的征服，而是在于对“天”或“命运”的顺应与适应，，在《活着》的时代中，表现出来的自我萎缩就是福贵对命运的逆来顺受和对自我的完全放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的一种表现，由于感知恐惧，福贵不对生命和命运进行思考，而是以一种坦然的方式来承受，苦难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生命本身。《活着》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尽管文本中围绕主人公福贵出现了很多的死亡，他的亲人和朋友相续的死去，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他本人却始终没有被命运给他带来的痛苦而摧垮，而是以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来对待死亡，强烈的生命意识使福贵在半个世界的动荡中最后仍然活了下来，苦难和幸福对他已经不再重要，与一条老黄牛的相依为命的活着，才是生命的本身。当然或许作者没有明确的表现这种意识，但是却由小说主人公的一生作了最好的诠释，当然一些后殖民主义者是乐意看到中国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真实，每个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活着》写出了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确实是90年代最好的现实的小说。在以后

　　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这类小说篇幅巨大，人物众多，时间纷繁，往往表现一个大家族几代人的历史。新历史小说并无任何的新意，反而在小说中充满了旧观念和思想，内容几乎都是旧社会中大家族内部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与家族外部的矛盾冲突。往往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背景，展现人物和家族的命运沉浮。这种书写家族秘史的小说，为九十年代的《白鹿原》为代表。较少历史的根据和现实依据，以作者的想象为主，其产生于作家无法把握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在思想和意识严重落后于现实的情况下，以想象来虚构过去时代的家族史，往往表现出思想匮乏，内容凌乱，审美趣味低下等特点。新历史小说大多情节虚假，叙事冗长，语言乏味，是中国长篇小说创造走向低谷的表现。

　　3、由私人到欲望的女性主义写作

　　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了女性作家的写作，冰心、苏雪林、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优秀的现代女性作家，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杰出的作品。《呼兰河传》、《金锁记》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女性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九十年代，呈现出了独特的女性主义特征。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和女性地位提高导致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女权主义思想对女作家的影响结果。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女作家的王安忆，她的长篇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与上海情结融合在一起的，这主要表现在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作为中国世纪末的海派作家，她将小说中的主人公王琦瑶，作为文化象征的符号，成为了上海一段历史时期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化身。这篇小说将宏大的历史拆解为具体而细腻的个人碎片化生活，在苍凉的笔调中，将一个女性带有神秘气息的人生，在城市中的沧桑变迁中，以悲剧的形式展现出来。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通过第一人称写了现实中人生存的孤独状态和虚构中对母系家族神话寻找的失败，在消解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同时，试图以文学来创造历史。

　　女性主义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并不占有特别明显的地位，她是以女性的视角自然的观审人生和社会历史，来寻找生存的意义。而真正的在小说中的强烈的突显女性主义话语的，是陈染和林白，陈染是以都市中女性的独立和私人立场，来进行写作的，她的女性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是《私人生活》，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构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女性主体意识，封闭的，完全私人化的叙事空间，小说在对女性成长中的来自家庭内部成员和外界人群的自我压抑的描写中，对以父权为代表的男性话语进行了解构，但这种激进的反抗，由于是私人化的，最后只能回到个体的孤独之中，任何二元对立的立场，最后都会被自身解构掉，陈染笔下女性的成长是反叛和抗争男权话语的私人历史。而在林白的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史，已经成长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林白的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一部关于女性通过对性和欲望的自我经验，来达到对自身生命和存在认识的小说。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恋倾向，但是由于这种个人化的女性叙事是与生命体验和对生存意义的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视角是狭隘的，可仍然能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意义。而二十世纪末上海的美女作家写作，就完全是一种无深度的欲望写作了，她们笔下的人物，肤浅的欲望追求中，完全丧失了生存的意义，在颓废的狂欢中，消解了精神和灵魂的空洞深渊之中。

　　女性主义小说在九十年代，由女性视角对社会和历史的外部观照，到私人的自恋式封闭叙述，最后退化到极端的欲望写作，表明了女性主义小说本身不能超越女性视角的局限，必然会由女性意识的觉醒、反抗到消解。女作家只有站在超越性别对立的高度，才能走出个人化的狭小视线和自我经验，去真正的在更广阔的语境中，把握时代的精神、人生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进而创作出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现代文学中的冰心、萧红、张爱玲的小说，是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4、自然主义与新写实主义小说

　　自从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新体验，新市民，新生代，新现实主义小说，将中国的新时期小说，带入一个日益庸常化、琐碎化和卑微化的反崇高、无深度，非艺术的境地。中国小说在二十世纪末，跌入到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低点。新世纪，由于80年代一代文学青年的崛起，才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的历史，是一个由不断由崇高到卑下，由深刻到肤浅，由形而上到形而下跌落的历史。

　　中国当代的传统小说以现实主义为主导，但也不排除浪漫主义因素的介入，虽然没有形成明显的浪漫主义流派。但是表现情感与理想的浪漫主义因素却普遍存在，交织于各种小说创作之中。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则与自然主义颇为相似，只是在表现内容上由于东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在写作意图和表现手法上没有本质的差别。余华的《活着》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推向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新的高度。

　　自然主义小说的理论基础是产生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而其直接理论来源为泰纳将实证主义哲学运用于文学理论，从而提出的文学创作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根源。

　　自然主义代表作家为左拉，其在《实验小说论》《戏剧中的自然主义》等理论宣言中提出了文学对现实应当保持绝对中立和客观。要求作家运用生物学、遗传学的观点来把握人物，使用科学方法观察社会。虽然在左拉的创作中没有完全实现他的理论意图，但基本上保持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特点。实质上，自然主义小说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艺术“摹仿说”发展到极端的结果。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表现社会内容无疑是一种主观的幻想。这也是左拉无法实现其创作意图的根本原因。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摹仿说”的极端形式，由于采用了自然科学的视角。因此，是一种“文学性”最缺乏的小说形式。是一种小说，但其价值和意义相当有限。

　　中国新写实主义小说产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消费社会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世俗化的冲击下，受到西方自然主义、法国新小说派表现方式和叙事技巧的影响。以“情感的零度”来反映和表现“纯态现实”，其实质就是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小说中的反映和表现。新写实主义撇弃了文学所表现的崇高理念和悲剧精神。将叙述视角转向了小人物的庸常和无聊的生活。并将此认为是“人的生存状态”，虽然在一定的范围内体现了小人物在消费社会物质利益的挤压下庸常和烦恼的世俗状态。但是由于作者对沉沦于世俗中的小人物的麻木采取了“零度情感”，而没有对其的生存状态进行超越性的观审，反而表现出了一种无奈乃至欣赏的态度，刻意回避或消解人生的社会意义拒绝发掘人物生存状态后的时代内涵。因此，在整体上表现出思想上的犬儒主义和艺术上的美感缺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面对现代社会变化的表现无力，以至日渐平庸和流俗的状态。在新写实小说之后，世纪末又出现了新体验，新市民，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小说，这些花样翻新的小说，描写内容越来越庸俗化，人物越来越卑琐化，趣味越来越恶俗。

　　这些小说不但回避任何崇高的美学，深刻的思想，而且缺乏基本的理性精神和道德关怀，文字中充满了无聊的琐事，丑恶的人性表演，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降低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发展历史的最低点。中国小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就是世纪之交80后一代作家的出现，为充满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中国小说的历史，在新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

　　5、网络文学的兴起与80后写作的出现

　　先锋派小说沉迷于形式和技巧，缺少思想文化内涵，流于表面和肤浅，其迅速的没落是必然的。民间寓言和新历史写作以想象的虚构来代替历史的现实，对中国乡土记忆进行了夸张的渲染，缺乏艺术的真实。新写实主义小说是自然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变种，思想和艺术价值极其缺乏，而女性主义文学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的魅力，但最后也在欲望写作中自我消解了。

　　中国当代小说在世纪末处于一个转型期。首先网络文学开始出现，由于网络上文学BBS和个人博克的发展，网络作家和网络小说数量大增，很多新人都是先在网络上发表了热门的小说，才受到文坛关注的。比如台湾的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今何在的《悟空传》、安妮宝贝的《告别微安》等。但是“网络小说”大多具有“大话”和“无厘头”的性质，与纯文学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由于新概念大赛和萌芽的影响日益扩大，由新概念大赛而名声鹊起的80年代后作家开始登上文坛，韩寒、张悦然等已经在青年一代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春小说”几乎成为了畅销小说的代名词。80年代后小说家的创作除了强烈的青春气息之外，大都表现和张扬自我，对于他们来说，社会和历史观念已经被淡化，现实被搁置，而想象力得到强调，个体及其体验与感觉开始成为写作的中心。80年代后追求想象的真实，自觉的向唯美靠拢，但缺乏思想的深度，在艺术上也没有形式和技巧的创新。世纪末的80后文学和网络文学还处于不成熟的时期。

　　中国世纪末小说正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困境，思想深度和文化意义的缺失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匮乏，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未来在世界文学中无法取得一席之地的结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