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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为什么离开了就再也不想回去?

2019-02-18  本文已影响8人  旅行祈祷与爱

《北京女子图鉴》里,在北京奋斗了3年,陈可终于从又土又村的小城姑娘,奋斗成了互联网公司高管。某次公司组织员工到香港旅游,陈可返回老家办港澳通行证。

在北京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的陈可,回到家乡之办证时,却不得不面临,排三个小时队,终于拍到自己,工作人员下班了的无奈;本是合法办事,还非得找个熟人,完了还要被办证的工作人员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冷嘲热讽:你在北京办好了嘛?干嘛还回到这种小地方?

这是小城的悲哀。

我们记忆中的小城,曾经的淳朴,善良,夜不闭户,鸡犬相闻,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小城是个处处看人情的社会。无论办任何事情,只要有熟人,就能获得优先权,小到买火车票,大到办个护照,申请个低保。

好友小志曾经跟我分享过她大四那年,因为要到泰国做志愿者,回老家办护照的经历。自己带的照片不行,出入境管理局没有拍照的地方,她又跑到县城去拍,拍好之后返回去,人家已经下班了,只好拖到第二天。第二天又出各种幺蛾子,她又不得不坐两个多小时长途汽车到邯郸市去办理。终于办好之后,小志长舒一口气:自己已经算幸运的了,看到很多老人办护照时,因为很多地方不懂,被工作人员斥来喝去,向他们咨询,得到的也只有白眼。

这不是最糟糕的,还记得新闻里那些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葩事件吧!

小城和农村一样,生活工作得不到任何保障,在老家的人不敢生病,生病了也不敢去医院,昂贵的医药费像一道天堑一样把他们横亘在外。家里不敢出任何事儿,一旦有事需要居委会个证明,却发现识字的没几个,居委会的大门上写着:为人民服务,而2分钟就能开好的证明,一定要跟你理论个大半天,最后也不一定能帮你做得尽如人意。

记得《奇葩说》有一期辩题,叫做《我们成为自己讨厌的样子是坏事吗?》马东列举了《红楼梦》的例子,他说,曹雪芹最喜欢姑娘,最讨厌婆子。婆子似乎自古以来就是让人讨厌,甚至憎恨的存在,而这种婆子,“故乡”是最多的。

婆子大都有些共同特征,年纪50岁上下,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也不差,子女大多结婚,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带孙子。只要太阳公公一出来,在街巷的空地上,总能看到成群孵太阳的婆子们。然后就开始聊些家长里短,基本和自己没有半点关系。

谁家离婚了,谁家还没结婚,谁家又生孩子了。

婆子的话里,总有一股酸腐气,让人听着就心里憋屈,又无能无力。

记得回家听母亲分享随耳听来的话:某家邻居生病了,他女儿常年在北京打工,一下拿出好几万供父亲养病,就有人在背后赞扬:人家女儿真孝顺。这时候婆子们上场了:孝顺啥?30岁了不是还没结婚?

这时候你开始怀念,小时候,坐在巷子口,总能讲出各种奇幻故事的老奶奶,然而你也知道,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故乡,你见到了很多可怜人,然而空有悲悯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故乡,你也总碰到那些冷不妨上来给你打招呼的小学同学,他们总是“无意”中说:去县城了,来家里玩啊!

在故乡,你一次次地想逃离,就像小时候,你看着那些拖着拉杆皮箱,挽着男朋友的手臂,从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的美女时,那艳羡的眼神。

新周刊曾做过一期专题叫《不想过年》,其中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鲁迅的例子。鲁迅在《祝福》中写道,所有人都在忙着年终大典的“祝福”,而我这个无关的闲人,回到故乡鲁镇,却急着想要离开。那是一个充满寒暄的世界,却总是话不投机。

若干年后回顾起来,故乡已经很远了,过年便只是记忆中灰色的天空,远近的鞭炮声和弥漫于空气中幽微的火药味。

记得一到过年,微博上就会热转各种段子:大城市的Linda、Tony,回到家乡就变成了二丫子、二狗子,这是一种戏谑的调侃,更是一种难以融合的尴尬。

当你穿着高跟鞋,画着大浓妆想回家凹造型时,却发现,故乡的未修的石子路,足以让多每走一步路,就扭断脚踝;你妈看到你的破洞牛仔裤,总想给你补上;你的血盆大口,更是让她在大过年地做了噩梦。回到故乡才发现,几百块的保暖内衣,一点都不暖,直到你妈从柜子里拿出你几年前买的笨重羽绒服,你边吐槽自己几年前的审美怎么这样,边把它穿在了身上。

回到故乡,你才发现,原来你一直活得如此纠结,不由得想起儿时“走出盆地”的雄心壮志,努力为自己营造的人设,努力试图逃离的一切,又出现在眼前。

直到你看到那个从小到大一直是“别人家孩子”的姑娘,发福的身材,土得掉渣的穿搭,以及怀里抱着的孩子时,你终于想大声告诉自己,故乡,你再也不想回来了。

遥远的乡愁曾寄予着我们对儿时那个故乡的怀念;

而现实的故乡,却成为我们一再想要逃离的樊笼。

对于故乡,在留下与离开之间,剩下的只有渐行渐远的记忆,和不愿面对的尴尬。

忽然想起一句话,等我们埋葬了最后一个亲人,故乡是不是就再也不会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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