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品当“诉状”：一个遭遇童年性暴力法国女作家的故事
读者们不禁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母亲竟没察觉女儿被父强暴？”、“为什么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母亲始终不敢反抗父亲？”
“令人窒息的坦诚女人”
今年58岁的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ne Angot)多年来频频出现在法国电视节目、新闻报道中。近日，她还在法国电视二台极受欢迎的访谈类节目《还没睡呢》（On n'est pas couché）担任嘉宾。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到底是谁？
安戈的名字常与“小说家”和“不受管束”等词同时出现。除了和《大家都在聊》主持人蒂埃里•阿尔迪森、知名公众人物娜塔莎•波罗尼、极右记者艾利克•齐姆尔有过纷争外，安戈最知名的“嘴仗”对手当数菲永（2017年3月）：数桩腐败丑闻爆出后，菲永顶着舆论压力拒绝退出总统竞选，并积极参加各类电视节目。
歇斯底里的辩论
这场本当十分精彩的辩论实则惨不忍睹：它令人期待的元素在于小说家和治国者、文学和政治的碰撞。先发言的安戈略显不安地拿出悉心准备的文稿，将其逐字逐句地读出——所谓的辩论迅速转变为“法官”安戈对“嫌犯”菲永严厉的判决。面对眼前的资深政客，安戈显然被情绪搅乱了头脑，像个不被理解、冲动易怒的少年人，将心中的控诉一股脑儿全都宣泄出来。连菲永反对者都不禁对他报以同情。不少人大约在想，这个女作家还是别谈什么政治，赶紧回去安心写作吧。
能一手用文字创造完整世界的人，为何像误闯人群的孤鸟，没让对手气急败坏，自己倒先方寸大乱？毋庸置疑，安戈这轮残缺的弯月皎洁又明亮，却显得理屈词穷、歇斯底里。相比之下，强忍怒气的菲永像布满黑斑的满月，带着嘲讽的笑容周正得体地反击。
事后，安戈表示自己承担了“暴民”角色：“主持人邀请我来，是因为我能说出这些媒体人、公众人物说不出口的话。记者们总是被迫问些立场客观的问题。但我至少可以一试。”而声援安戈的观众表示，她完整地说出数百万人心中所想，这就够了。
乱伦与耻辱
“现在的我并不生活在折磨中，我知道如何控制情绪”。什么经历使这位心思极其敏感、克制又冲动的“小钢炮”说出上述一番话？事实上，13至16岁期间，安戈曾多次被父亲强奸。活下来成了人生中的唯一难题：“这件事摧毁了我。总想着‘要重新站起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安戈还苦笑道：“我本就不完整，所以也很难说被摧残得四分五裂。”最难的，是不得不长年“保守”这个秘密，并为自己的遭遇感到羞耻：“人们喜欢用‘被玷污’一词来形容强奸受害者。他们不知道，压迫我的，是巨大的耻辱感。”
她在作品《乱伦》（L’Inceste）、《不可能的爱情》（Un amour impossible）等作品中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何选择事无巨细地向公众袒露伤疤？她难道不怕知道真相的人们将她永远与“正常人”区分开、给她盖上“丑闻”和“不幸”的印章吗？
“唯有文学能还原真相”
28岁那年，安戈终于鼓起勇气到警察局报案。工作人员的答复是“无证据”、“已超出诉讼时效”，无解。
这种无处申诉的无力感，让她寄希望于纸笔。安戈不无偏激地说道：“在这世上，只有一件事有意义——文学。司法、警察…这些都无足轻重。它们的存在终究只能还原部分真相”。
1990年，她出版了处女作《天上的目光》（Vu du ciel）：“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出版自己的作品”。据称，她的父亲还因此感到骄傲，并在Fnac书店迫不及待地阅读女儿的新书。也许这位父亲会从书中明白一点：他永不会被原谅。
安戈冷冷地回忆道：“父亲在《乱伦》出版后两个月去世了。我告诉自己：‘嗯，没什么大不了 [...] 父亲去世了，这样挺好’”。
为从冷漠、毫无生气的“物体”还原为“人”，安戈在令人窒息的坦诚中寻找“真相”：读者能感到人物的呼吸和停顿，窥探她所有的秘密。她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公开的集体活动。
然而，安戈非常反感人们把她视作不幸童年的代言人，生硬地拒绝了哭得梨花带雨的读者伸过来的“拥抱”：“我不是什么专供人发泄、痛哭的垃圾桶”。与此同时，她对文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在2000年出版的《离开这座城》（Quitter la ville )中，她清醒地表达了对“作家”意义的疑问：“放弃被爱的幻想、成为作家、写书是非常悲哀的事情。相信凭写作就可获得众人的理解，更是何等可悲”。随后，她不忘“恶毒”地表示，作家身份代表着写作者在社会彻头彻尾的失败：“被弱者们爱着，是多么可悲”。也许文学始终只是无力者的避风港？如果有别的办法，她会不会放弃文学？
来自不同阶层的父母：“不可能的爱情”
安戈在《不可能的爱情》中回溯了父母的故事：50年代中期，生蚝爱好者、语言学者皮埃尔•安戈与出身贫寒、17岁即辍学的打字员蕾切尔•施瓦茨坠入爱河。皮埃尔的博学、大胆看法为蕾切尔提供了闻所未闻的新视角。虽然皮埃尔相貌平平，但蕾切尔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他的魅力中。
皮埃尔选择任性又轻松的生活，只将极小一部分的时间、精力“施舍”给蕾切尔：“如果你想与别人结婚，我明白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我是不会反对的。你结婚后，我们之间什么也不会改变，你想见面我们就见面”。蕾切尔尊重皮埃尔的选择，却拒绝了这一“施舍”。她坚持工作、独自抚养女儿，并劳心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多年后，皮埃尔才回到她们的生活中。
被等级操控的家庭？
夫妻、父女、母女关系——安戈在这片“爱的绿洲”中，挖掘出了哪些丑恶的作物？她的首要发现是权力：权力是社会、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话语和身体施加着不可比拟的影响。小说中，出生阶层优越、身为语言学家的父亲代表了拥有话语权的那方，渐渐由他决定对方何时应发言、沉默，并选择交谈的话题。
在父亲的“统治”下，未受良好教育、出生寒微的母亲即便始终独立自主，却长期处于欲言又止、自我怀疑的境况中。而父亲也不断地巩固这一阶级差别。安戈曾对“变态”有过独特的表述，不知这是否与她对父亲的印象吻合：“‘变态’行为对人的诱惑是难以言表的。变态们乐于在‘猎物’面前，制造自己高人一等的假象。不过，他们倒是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确高人一等，一旦猎物被征服，他们会将其视作个人的胜利”。
母亲的污点
在《还没睡呢》节目的讨论中，参与者提出两个问题：“在《不可能的爱》中，为什么母亲竟没察觉女儿被父强暴？”、“为什么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母亲始终不敢反抗父亲？”同样，在《一个礼拜的假期》中，母亲直到最后都对配偶保持忠诚，甚至表示两人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
上述两个问题指出了母亲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她竟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男人、女人甚至父亲的软弱让人轻视，但母亲的失职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污点。
《不可能的爱》中，母女有这样一段对白：
——“妈妈，为什么你没有发现[爸爸对我动手]？”
——“我当时瞎了眼…我过去实在是没有自信…”
如何理解母亲这一解释呢？在安戈眼里，常年被剥夺话语权的母亲早就被迫缺席。特别当女儿兴高采烈地与偶尔来访的父亲外出游玩，再闷闷不乐地回到熟悉的生活中时，一旁守望的母亲被“低人一等”与嫉妒的心情困扰，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自信。而乱伦，是父亲在家中权力的变相延续。
因此，和社会里所有的歧视、挑选、对立一样，家中成员的关系也受到各自社会阶层差别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尽管过着不尽相同的生活，但这一点是互通的。
小说末尾，安戈送给母亲一个礼物：母亲不再是被支配的服从者，重新赢得了生活的力量和决定权。最后，女儿告诉母亲：“妈妈，你很好”。仍背负着愧疚的母亲不以为然：“可这有什么用呢？”女儿回答：“这就是一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