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7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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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邓广铭治史丛稿》

出现于第十世纪初年的契丹国，是包括了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单就居于国家统治地位的契丹族而论，它在那时还正处在原始公社解体和向家长奴役制发展的阶段。这时期契丹全族人还都处在军事组织之中，战争是他们经常的职业。在辽国初建以及既建之后的若干年代之内，契丹族内的所有壮丁，在平时都从事于畜牧渔猎，一遇战事便都被征发从军。不但出征的大军全是出于临时征发的，连保卫皇帝的“护驾军”都是从这些临时征发来的军队中选拔出来的。

辽世宗是阿保机长子突欲的儿子。据《辽史》本纪所说，辽太宗耶律德光很喜欢他，“爱之如子”。在 945 年他也跟随耶律德光南下，及耶律德光攻灭石晋，进入开封后便封他为永康王。 946 年四月耶律德光死在北返途中，兀欲即在军中即皇帝位。此后在辽方的记载中虽也把他改称为帝，但在五代和宋人的记载中却一直还称他为永康王。

把《辽史 · 兵卫志（中）》当中的《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条文字和宋琪的《平燕蓟十策》略加对照，便可以断言，《辽史》这两条的文字，只是把宋琪十策的第二策摘抄了来，又各加上了几句废话，例如“汉武帝多行幸之事”、“唐太宗加亲、勋、翊、千牛之卫”以及“亲王大臣体国如家”之类，改头换面，敷衍成篇的。但是，假如纂修《辽史 · 兵卫志》的人真曾看到宋琪的《平燕蓟十策》的全文，则在摘抄之时也许还不至鲁莽灭裂到如此地步，不幸的是，他们虽摘抄了这段文章，却根本还不知道这段文章是出自宋琪之手的。

述律后的属珊军是由阿保机在世时的一些牙将编组而成，在第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即石晋末年）就已经“半已老矣”，在述律后之后，这支亲卫军必不再存在，属珊军的名号也必不再存在了。《辽史 · 兵卫志》把它作为一种在辽代长期存在的部队是荒谬的。辽代的“御帐亲军”（“皮室军”）是从阿保机建国时起就已设置了的，不是到辽太宗时才设置的。军队的人马数目前后容有不同，但在辽太宗时最多只是三万人。《辽史 · 兵卫志》以为是三十万人骑是不对的。把属珊军的人马数目也凭空扩大了十倍，并且把它也算在“御帐亲军”之内，以为共是五十万人骑，也是大错特错的。辽代的所谓部族兵者，是指役属于辽国的契丹诸部以外的部族兵而言，如宋琪疏中所举的奚、霫、女真、党项、沙陀等是。契丹诸大首领的私甲可能杂有这些部族中人，但在任何一个大首领的私甲当中，都不是以这些部族中人占大多数，更不是专由一个部族中人组成的。因而，《辽史 · 兵卫志》把这一条的题目标作“大首领部族军”也是错的。

在唐王朝衰亡之后，被中亚、西亚以至更西的诸国人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的，不是五代十国和北宋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是契丹。这个称谓至少持续了有数百年之久。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各国学人，在 13 世纪末叶所撰写的兵书当中，还把由中国传去的火药和火器称作“契丹花”、“契丹火箭”、“契丹火轮”等。直到今天，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是以契丹来称呼中国的。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明。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诸路州军，在唐仅一使以临之者也，至宋则既夺其兵柄，又分其职事于帅、漕、宪、仓四司，且复遍置倅贰以分长吏之权，斯又足使身膺一路之寄者不得有所展布矣。凡此皆所以收相互维制之效，以防大臣擅国及藩镇陆梁之祸。而其官员之冗滥，政治之因循，即均以此为基因。

在宋代职官制度中，其最为通常出现的，关系到绝大多数官员的升迁、黜降事件的，一个是有关铨选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有关磨勘的问题。前一个，虽是从前代沿袭而来的一种制度，到宋代却又具有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一些特点；后一个，虽也是属于前代已有的考核制度之一种，但不仅这一名称为宋朝所首创，其所实施的种种细则，也是前代所不曾有过的。因此，我们似又不妨说，对于铨选、磨勘等问题如缺乏清晰的概念和透彻的理解，对于宋代的职官制度也就会随时随地遇到一些扞格难通之处，从而也就无法真正领悟。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在唐代即已有了“循资格”的死板规定，作为入仕人群升迁调补的准则和限制；到宋代，科举之盛更远非唐代之所能比，官僚群体之员额也几乎是年有所益，月有所增，于是待次待阙于铨部者纷纷扰扰，于是铨部在极端正常的情况下（即非徇私枉法时）也只能做到“资深者序进，格到者次迁”的地步，自无法使得非常之才得以尽快地脱颖而出。这对于造成宋代吏治之因循保守，显得奄奄无生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 50 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学生“向科学进军”的本领，我曾参照清代乾嘉学者的意见而向学生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