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育龙：皇帝有七十二嫔妃美女如云，一天一个也要四五个月才可以雨露

对于皇帝的后妃，俗言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提法，其实这只是一种泛泛之谈，皇帝后妃的编制历朝历代虽大略近似，然而在名目上和数量上并不相同。

民间所谓的三宫，一般是指后妃居住的中宫和东西两宫，其实这是明清以后的体制，三宫最早乃是指诸侯大人所而之处、而天子后妃所居乃曰六宫。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贺《贝宫夫人》中的\'六宫不语一生困，高悬银（片旁）照香山"，所言"六宫"皆指后妃，而不是专指皇后。明以下遂泛称后妃为三宫六院。

所谓七十二嫔妃，不过是泛指皇帝后宫人数的众多，实际上皇帝后宫侍妾的数目远比七十二为多。《管子·小匡》即言："九妃六嫔，陈妾数千"。《礼·昏仪》则言周代后妃制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可见早在诸侯时期，国君的妻妾已甚众了汉代的后妃爵列八品：即1.皇后，2.夫人，3.美人，4.良人，5.八子，6.七子，7.长使，8.少使。自汉武帝、汉元帝始，后宫三千嫔妃又扩至十四个等级。即1.昭仪，2.婕妤，3.（女圣）娥，4.容华，5.美人，6.八子，7.充依，8.七子，9.良人，10.长使，11.少使，12.五官，13.顺常，14.无涓，共和、娱灵、保林等。东汉时又化繁为简，六宫仅有皇后、贵人之称，其下只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这样算起来，至少也在一百二十余人。何况，皇帝可以宠幸任何宫女。

以清代宫廷制度而言，宫闱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康熙皇帝的时候，规定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六宫，佐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俱无定数，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职。

挑选秀女，三年一届，参加闺选秀女的年龄，多在十二岁、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秀女一旦被选入宫中，即为贵人，而最大的幸运就是可以被选作妃嫔。而没有被选入宫中的秀女，则可以自由聘娶。

为了防止皇帝劳累过度，制定了翻牌制度。电视剧上面演的是一位太监拖一个盘子，里面摆着很多写着名字的牌子，就听得太监细声细语地说：“皇上，请翻牌。”然后皇上看看这个，翻翻那个，最后选定一个。

但是我们可以做个假想，皇帝后宫大致有几百人。放在一个盘子里皇帝要选到猴年马月，这又不是抓奖，很明显，这些翻牌制度只是限于皇帝熟悉的妃嫔，如果不熟悉就是写上了名字皇帝也不认识，更没有其他的印象，成功率能有多少呢？要是皇上不熟悉的，全凭身边的太监给推荐，太监也会通过这一小小的权利收受嫔妃宫女们的好处。王昭君就是典型的没有给画师好处，所以才流落他乡的例子。

晋武帝司马炎。传说他有宫女9000人，自己坐上羊车，在后宫里溜达，羊车在哪位妃子门口停下，晚上就临幸哪位妃子。“羊车望幸”这个成语从此而来。唐玄宗号称宫女40000人，唐玄宗想了个好办法，那就是“天选”。让宫女“山花插满头”，然后放一只蝴蝶，看这只蝴蝶会先落在哪位妃子头上。就去临幸某个妃子。

除了翻牌制度外，太监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岗位，管理皇帝的生活起居，对皇帝什么时候临幸某个女人也有记载，并且对皇帝临幸女人的时间做了限制。一旦过了时间，太监就会在门外催促。电视剧中经常播放的镜头是，妃嫔沐浴过后，几个太监用被子包裹着赤身裸体的妃嫔放在床上，等待皇帝临幸的镜头。

当然，皇帝妃嫔的多少和特定历史年代有关。三国时期，曹操为魏王时，王后之下的妃嫔称号有五等：夫人、昭仪、倢伃、容华、美人。文帝曹丕增加了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明帝曹睿增淑妃、昭华、修仪三等，废除顺成称号。蜀有贵人、昭仪，吴有夫人、美人，其余不详。但是大多数朝代，皇帝作为九五之尊都享有特定的男权主义，美女如云也习以为常。但是明朝弘治皇帝朱佑樘就是特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用实际行动实践男女平等的皇帝。朱祐樘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葬泰陵，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实在不易。

不过，像弘治皇帝这样的毕竟是个例中的个例。作为帝王，恨不得将全天下的美女收揽在皇宫中，也不断宣泄着自己的淫欲。不管是什么朝代，皇帝的妃嫔都不再少数。不管用什么法子，皇帝可真的要累死了，许多妃嫔直到老死也没有被皇帝临幸过，可以初步计算下，一百二十人的话，每天晚上一个女人也需要四个月皇帝才可以睡完，何况真实的情况是，许多皇帝的后宫佳丽数字远远超过这个人数。哪也真的叫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难怪许多皇帝，英年早逝，还不是纵欲过度了呢？

作者简介：柳育龙，1988年生于西安蓝田，铁路工人。唐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柳公权后裔。撰有文化专著《焦岱史话》《蓝田柳氏生甲公家谱》《家谱与寻根》《柳姓史略》《历代柳氏家训集释》《文化视域中的辋川图景》《历代蓝田作家群研究与评述》《病》三部曲等，诗集《行程记》，小说散文等各类著述10余部，主编书籍刊物近20余部（册），系中国诗歌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诗词学会、帝王陵文化研究会等会员。因常年在外打工，扛着麻袋辗转大江南北而被媒体誉为“扛麻袋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