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灯塔”：伯格曼的死亡叩问
对于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来说，探讨“生”与“爱”的意义不是着眼于这个话题的本身，而往往是从它的侧面思考：“死亡”，而它就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伯格曼第二阶段的电影创作。
伯格曼在法罗岛
所以，《第七封印》不仅是伯格曼导演作品中新的里程碑，更在于它始终围绕着“死亡”的话题探讨形而上的“生”，也展现形而下的“人间地狱”。
《第七封印》中的死神
但这种有关“死亡”的话题在电影中总是以“对比”的形式出现。骑士为了生命而和死神下棋博弈；滑稽戏演员却从生活的苦难中歌颂美妙；乡民因为瘟疫而惧怕地狱；但同时，他们却又党同伐异，制造“地狱”来迫害外来者。
与死神下棋
死亡成为所有人都在惧怕的归宿，但却是区别人性的杆秤。同时，死神的“现身”和“隐匿”不再是因果报应的“鬼迹”，而是判断意识苏醒和追求新知的勘定品。所以，骑士固然会在浪迹江湖的过程中意识苏醒，却终究免不了死神的眷顾；而滑稽演员和妻子即使满怀天真地颂赞神明，还是会在生活的新知中找到美妙，恰如同样是超现实的幻境，演员看到是圣母和圣子，而骑士看到的，却是死神。
滑稽演员和妻子
《第七封印》以那种俯拾皆是的对比去书写“死亡”的必然和偶遇，骑士虽然在和死神的对弈中不相伯仲，但是他知道结局，却还是用拖延的时间找寻“生的答案”，他先是在村民中找寻，后来在教士中、在被囚禁的女巫中、在幸福安逸的演员一家中，他一路都在感受生命的悲与喜，而当他最终面对死神，期望得到生之答案时，死神的回应却还是“不知”。
死亡之舞
但是伯格曼并没有让这个答案悬置，而是通过结尾的画面给出回应。演员一家躲过了死神的“眷顾”，他们在“爱”的关联中继续“生”的路程。这也正是《第七封印》这部宗教公路片给出的“神启”。
《野草莓》剧照
而这个“神启”在同年另一部作品《野草莓》中同样降临。《野草莓》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公路片，但它无意用大量的宗教元素，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和归纳，恰恰相反，伯格曼采用了一种生活流的方式再次探讨“死亡”。这种方式在他后期的很多室内电影中颇为常见，但是《野草莓》却是一个起点。
七十八岁的博格教授，即将要在教堂迎接他博士答辩五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在他开车去参加的途中，他回忆起了少年时代的往事，也遇到了和初恋长相酷似且同名的女孩。而博格教授在这一天内，从“死亡”的噩梦中惊醒，到“爱意”的美梦中安睡。
《野草莓》不仅通过博格教授，展现了一种“从死到生”的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伪善和冷酷，这种面孔，伯格曼用“死亡”来修饰。
按照世俗来说，博格教授是一个受人敬仰的人，但是这份“敬仰”却只有外人，而不是熟悉他生活的家人。他没有勇于和哥哥争夺自己的真爱萨拉表妹；同样在面对妻子出轨后，也还是一副道貌岸然的“宽恕”，这份圣人模样的谅解导致了妻子的早逝，也让儿子从小就生活在冷酷的环境中。
博格教授的“死亡梦境”是对于自己的道德审视，而曾经的“美好回忆”却总是以不在场的身份诉说着内心的渴求，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个死人，尽管我还活着。”
伯格曼以近乎苛刻的诚实，让他电影中的人物毫无保留地暴露出道德劣端，但是他又总是以忏悔和宽恕让人物寻求安慰，而“爱”，便是最终的解药。所以博格教授让儿媳生下孩子，且无偿赠送儿子那笔借款。这是一场奇妙而对称的公路历程，它是以“死亡的启示”而威胁，却最终以“婴儿的新生”而结束，所以“死亡”不是终点，是起点。
而在此后的一段创作期内，伯格曼不断在“死亡”中找寻更多的话题。《犹在镜中》被伯格曼誉为自己的“室内三部曲”的第一部，但是它和后期的《婚姻生活》和《秋天奏鸣曲》不同，它借“死亡”的阴影来笼罩整个家庭。
《犹在镜中》海报
在《犹在镜中》里，哈里特·安德森饰演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她在父亲、丈夫、弟弟的陪伴下生活，但是最终，她还是在无法控制的精神分裂中重回医院。然而颇有深意的是，原先交流匮乏的弟弟和父亲，却在她最后病发后，进行了一场深度交流。
《犹在镜中》内的“死亡”是女主角卡琳的“无法治愈”，她不仅从小笼罩在母亲死去、父亲缺席的阴影中，更因为遗传了母亲的精神疾病而备受折磨，所以在片中，父亲和丈夫有一场这样的对话，他们都在试探性地问对方希不希望卡琳死去，更为冷酷地的是，父亲还在日记中表示，观察女儿的病情发展，有利于小说创作。
伯格曼再次展现了自己对于人性的“看破”，且表现了“说破”的勇气，似乎在他的电影中，“死亡”从不完善人的道德性，而是会摧毁这一切。
《假面》海报
后来这一点发展到了1966年《假面》中，“死亡”不再是具象中的“生”与“死”，而是“口语”的丧失。作为丽芙·乌曼首次出演伯格曼的电影，她在片中扮演了一位“失声”的著名演员，失声的原因在于“她对现实失去了控制力”。
于是对于“生”的对抗不再只是“死”，而是“拒绝回应”，伯格曼通过精神分析学式的案例，创造了一种新的“死亡”现象，它不仅被摧毁了道德性，更摧毁了“生之反馈”。
这种萦绕不散的“死亡”命题，开启了伯格曼作为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躲开这个命题背后的道德困境，而是如勇士一般，用影像记录下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以及消散这份恐惧的“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