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哲学简史》札记之十八

尽管边沁生前始终是激进派的精神领袖，但这一运动的幕后驱动者却是詹姆士·穆勒（1773-1836）。穆勒持有与边沁同样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同样蔑视浪漫主义。在政治问题上，他认为人们可以做到以辩论来说服对方，并且养成在行动之前进行理性分析的习惯。相应地，他还过分地相信教育的功能。

穆勒提出了如下见解：归纳论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恒定性，而自然恒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归纳。

穆勒有一点与边沁完全相反，即他是自由的热情捍卫者。穆勒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并建议限制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权力。他尤其反对基督教宣称自己是诸善之源。

18世纪末，预防接种降低了死亡率，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个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马尔萨斯（1766-1834）对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激进派的朋友，此外，他还是一名圣公会传教士。马尔萨斯在著名的《人口论》中提出了“人口增长远远快于粮食供应”的理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供应却只按算术比例增长，所以，人口增长必须得到限制，否则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在如何控制的问题上，马尔萨斯采纳了传统的基督教观点。人们必须通过接受教育，学会“克制”，从而保持人口的低增长率。

马尔萨斯主张“克制”，而孔多塞却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节育”。边沁曾一度支持马尔萨斯，而穆勒则倾向于支持孔多塞的观点。

《人口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它所提出的某些基本概念后来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达尔文（1809-1882）由此演绎出了“物竞天择”原则和“生存竞争”概念。《物种起源》（1859）一书论述了有机体按照几何级数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相互间的斗争。

在为了有限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自由竞争中，最能适应环境的有机体将取得胜利，这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是边沁“自由竞争”概念的延伸，但是在社会领域中，这种竞争必须遵循某些规则，而达尔文的“自然界竞争”并不知道有什么约束。用政治术语来说，“适者生存”的观点激发了20世纪独裁者们的某些政治思想。

达尔文理论首次把进化论假说引入了更广泛的公开讨论之中。由于它根据“物竞天择”的原则，用某种普遍的原始有机体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因而与现行宗教所坚持的创世纪观点是对立的，这就使得达尔文主义者与所有的正统基督教徒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伟大的生物学家T·H·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辩护者。自他以后，这些争端就逐渐平息了下来。然而在争执的白热化阶段，“人和高级类人猿是否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问题却能够极大地伤害人们的感情。而我倒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类人猿的冒犯。不管怎么说，今天已经没什么人为此感到别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