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的父母教养方式

（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  第9章 发展中的个体：经验的视角）

童年期的父母教养方式

如果青少年的经历与家庭条件密不可分，尽管来自朋友、学校及媒体的影响更大，那么年幼儿童经验的性质很可能与家庭条件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Barbara Rogoff的研究尤其支持了这个观点。她对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父母与儿童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的理论基础来自维果斯基关于心理发展是通过人际交往实现的观点。她的主要理论概念是指导性参与，它是支持与挑战的结合:“指导性参与让成人或儿童卷入了挑战，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对儿童的活动材料和职责的安排以及人际沟通对儿童进行控制与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在一个舒适但有小小挑战的情况下进行观察与参与。”

指导性参与的基本过程具有普遍性。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中，家长与子女必须搭建一个能够对情境达成共识的桥梁，允许主体间交流，或有一个共同的注意焦点和共享的假设。因而，所有的父母都采用一些措施提供支持与挑战：支持儿童掌握技能的尝试，向儿童提出挑战促使他们掌握更高的水平。为了帮助儿童避免过低或过高的挑战性，成人必须巧妙的让支持与挑战的比例保持均衡。例如，支持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实现：把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子目标从而简化其结构，用语言把新旧任务联系起来，认真追随孩子的视线和注意力，帮助儿童回避令人沮丧的障碍等。但是，随着孩子技能的发展，挑战的水平也应该提高：向儿童提问促使他们寻找更多的信息，让儿童承担一些责任，当儿童可以靠自己取得成功时，就不要干预等。

为了让指导性参与更有效，家长必须仔细观察孩子的线索：“互动线索——轮换时间的掌握，非言语线索，每位搭档说了或没说什么——这对建立一个支持与挑战并存的学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环境要根据学习者的理解情况而不断调整。”儿童可能会或多或少的直接请求帮助，也可能通过表情、手势、无精打采或反感的眼神这些含蓄的信号进行暗示。许多研究发现了行为中的敏感性调整。例如，有效的辅导老师会对干预的最佳水平提出假设，然后根据学生的反应修正这些假设。当6岁和9岁的儿童在解决一个分类任务时，母亲可以通过提供充分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来帮助他们；然而，随着活动的继续，这种冗余的帮助应该减少，只有当孩子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困难与犹豫时，才再次为他们提供这种帮助。最后，这种相似的此时此刻的动态过程在大学里表现的更明显，专家们也是这样在化学、物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对学生进行辅导的。

指导性参与的益处是让儿童/学习者置身于最近发展区当中（即挑战性稍微高于儿童的实际技能水平，在一个更有能力的搭档的帮助下能够掌握这些挑战）。Rogoff认为，最近发展区代表了一个“敏感性的动态区域”，在这里，发展产生了，文化的技能也被代代相传。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儿童在最近发展区中的主观体验与最优的、内在奖赏的涌动体验是很相近的。在最近发展区中，挑战略高于技能，个体会经历令人有点儿不愉快的唤醒状态，如果个体能够形成更高水平的技能，这种不愉快的唤醒状态就会转化为涌动。我们的经验观认为，正是涌动的吸引力让儿童乐于做出调整。

很多研究证实指导性参与对儿童的发展有益。例如，它与婴儿的沟通能力，与儿童顺序排列技能的提高，以及3到7岁儿童对新奇事物的积极探索都有关系。Wood和Middleton发现，当母亲量体裁衣，根据孩子的需要进行指导时（即，在一个略有挑战性的水平上进行指导，为让孩子取得成功而不断调整她们的教学），儿童在用积木搭建金字塔时表现得更好。有趣的是，母亲干预的数量与表现无关；干预的性质才是关键所在。

指导性参与的过程虽然具有普遍性，但不同文化间在所重视的目标及达成的手段方面还是存在重要差异：“一个主要的文化差异也许在于成人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儿童的程度，以及反过来，儿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了解成人世界的程度”。前者，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模式，它强调父母通过参与孩子的游戏，把孩子当成一个对话伙伴，等等，来顺应孩子的水平。这种模式在前面引用过的研究中已经描述过，它也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典型模式：“在我们研究的中产阶级人群中，成人与孩子之间观点的沟通桥梁经常是以孩子为出发点的，他们关注孩子的注意方向、调整自己的观念以实现对孩子的理解。”

当孩子较多的融入成人的日常生活及工作环境时，他们就会通过观察和效仿顺应成人。在以成人为中心的取向中，人们期望儿童在该发言时才发言，答复询问，或只是简单的执行指示，同时，成人也会对儿童的努力提供有益的反馈。这种模式在很多非西方文化中可以看到，如在Kaluli、新几内亚、萨摩亚群岛，在这些地方，人们期望孩子适应正常成人的情境（如，抚养者在与孩子说话时并不使用简单的表达方式）。这种模式在美国的一些黑人社区同样可以看到，在那里，不鼓励孩子先开始与成人对话，儿童保持安静时，父母对他们的注意时间更长，而在东方文化中，比如日本，父母强调孩子应该在更有经验的社会成员面前扮演学徒的角色。

Martini和Kirkpatrick表示，波利尼西亚父母教育孩子的目标就是把孩子变成“父母式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社会化的任务就是围绕着教育孩子如何成为一个胜任的一家之主、如何在家庭内外以及更大的社区内维系熟悉关系——同时，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保持自治。群体参与与自治之间的复杂平衡会受到文化的进一步强化，这种强化始于儿童中的同伴交往。

Rogoff及其同事认为，来自不同社区的人可以从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人为中心的社会化模式的协调中获益。例如，西方文化中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取向对发展“学校教育论”是有益的，而以成人为中心的方法有助于发展儿童的观察技能。通过鼓励发展观察技能，以成人为中心的方法可能有助于白人儿童将自己的行为与团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协调起来；反过来，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能够帮助传统社会及一些西方的少数族裔社区获得到西方的机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机会依靠强烈自信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