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路是最好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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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我们辗转几趟港铁到达天水围的湿地公园时，园门已经关闭了。我们听从了年老门岗的建议：坐循环轻轨到附近的繁华中心（银座）找一家酒店住下，明日再来。

到了银座，发现只有一家酒店，而且是如此的高级。看来，湿地公园的老门岗高估了我的消费能力和生活品位了。我和老婆打算另找一家酒店，我们在逛了两小时商场之后，开始了问路的旅程。

“先生，你好！旁边酒店，有吗？便宜的那种。”由于香港人基本讲不好国语，我就用很慢的语速，很短的句子对一个大约25岁的男子问道。

“哦，这里没有，你要去元朗区，那边有吧。”他的回答不是很肯定。

“好，好好好，谢谢！怎么去呢？”我还是用很慢的语速问道。

“你，你们要去，就坐我的车。”

“哦，这小巴士（Light buses）是你的？”

“不是，不是，是政府的，我是司机。”他指了指第二辆十六座位小巴士说道。

“你这车要去落马洲？”

“是啊，那离深圳很近，也会经过元朗，你，你们可以到元朗落下（下车）。”

“好，好！”

他说再过5分钟就出发，让我们等一会儿。他自己就晃到旁边没人的地方点了一根烟，抽完就折了回来。开车前，他在显示器上摁了“9.3元”，示意我在另一端贴上我的八达通卡。刷完车费之后，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不是，他就没说话了。我也不敢继续问他，因为他的座位后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勿在司机位后排大声讲话”，我恰巧就是在这个位置。

大概过了一小时，我们到了元朗市区，他特地提醒我们下车，还告诉我们往哪个方向走。我们拖着行李，走遍了大街小巷，从22点走到了0点。后来，我问了三位巡逻的香港警察，他们用流利的中文热情地告诉我附近的一家“别墅”。我表示相当感谢，就往“别墅”的方向走了一小段，停下来，任性地换了个方向，准备找另一家旅馆。因为，三位警官讲的那家所谓的“别墅”我已经去看过了，实在太可怕了，不到6平方米的一间房还隔出卫生间，费用还要400港币。

我和老婆就继续逛着，到了一点半左右，我们还没找到住的地方。我们并不着急，因为香港基本是24小时都有交通工具在奔忙，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坐车回到旅馆遍地的佐敦或是油麻地。就在我们准备寻找大巴士的时候，有人在我们后面说道：“天啊，你们也太能走了！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吗？”原来，是那三位警官。

我来香港很多次了，这次一个晚上就遇到这三位警察三次。三位警官又推荐最近的酒店——银宫酒店，说是元朗区最好的。我们就过了马路，到对面又问了位刚关好店门的阿姨，她说银宫酒店就在公园后面。那公园很小，3个篮球场大小吧。到了酒店一问，1点之后入住的只要380港币，20平方米左右，还有两张床。这要是在佐敦估计得上千块了，要是在大陆应该是100人民币一个晚上的招待所。

整顿一番，我们就准备出来买几瓶水，路过2楼楼梯口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阵巨大的呼噜声。这呼噜声是从三楼传来的，我小心地踩上台阶，到三楼一看，一阵惊讶之后，我马上镇定了下来。三楼是教堂，教堂已经关闭了，一个一头卷发浑身卷毛的美国人（或是英国人）躺在地上睡得很香。他侧着身子，头贴着地板，行李还背在肩上。很显然，他的旅费太窘迫了，或是被骗了钱财。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大些，这样就多少可以解释我老是碰到那三位警察的原因了。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人旅行的话，我一定会坐在旁边等他醒来。然后，请他到楼下喝杯咖啡，让他跟我讲讲他的故事，相信一定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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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天，我们睡到早上9点的时候，就被三楼基督教教堂的神圣歌声唤醒了。我和老婆迅速地洗漱一番，爬上了三楼。

教会的前台很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到了大约100人的会场。大家围着牧师，坐成了5圈，我们在最外圈的门口不远处坐了下来。我旁边是一位元朗当地的女士，她递给我一本圣经，还帮我翻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并小声告诉我陈牧师正在讲解的经文小节。

由于港版书籍都是繁体字竖排印刷，翻书的时候是从后往前翻，看书的时候是从右往左看。我2006年在菲律宾教中文用的也是这种版本，如今还是生疏了。虽然我对圣经一点也不陌生，但牧师讲的是粤语，我想及时地找到他所引用的章节着实不易。

所以这女士经常把找好的经文递给我，又从我手中换回另一本圣经，如此往返了四五次。多亏了这位女士，我总算勉强地理解了陈牧师讲的主题：YOU ARE NOT WHAT YOU EAT（并不是你吃了什么就变成什么）。

当我们离开教会，准备回二楼收拾行李时，我们从楼梯口的采光玻璃往外一看。昨夜冷清空荡的小公园被来自海外的务工人员填满了，她们三五成群地围成一圈，席地而坐，聚餐聊天，热闹极了。每个星期日，这里便是她们特殊的集市。这里是元朗，就算是在中环广场也是一样，每逢周日都有很多外劳人员在公众场合聚会休息。令人感动的是，她们聚会完之后，大大小小的广场还是和原来一样干净。

下午，我们坐706P轻轨到了湿地公园。前几次来香港，觉得香港的孩子都生活在高科技包围的城市大厦里，他们的童年没有我的精彩。我觉得他们虽有着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对于大自然风物和田园耕作，肯定是一片荒芜。游览完700公顷的湿地公园后，我不禁羡慕起香港孩子的童年了。在湿地公园里，我找回了我童年的全部。那道小河，我当年把裤脚挽到大腿就能淌过；那片水稻，害我当年的左手小拇指被镰刀割了道口子？那地瓜叶，当年我只摘给猪吃；那石斑木，不就是我小时候说的“春花”？那群鸭子，我当年还想着追到它们下（吓）出蛋。还有，还有很多，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更多。

孩子们在这里，可以通过人造木结构浮桥在曼哥木（红树林）里穿行，近距离地观察红树林的种子在枝头生根发芽，在滩涂海水里寻找定居的土壤。也可以观察滩涂上的跳跳鱼如何挖洞与觅食，以及倦鸟归巢的时刻。或是，利用身旁的望眼镜，观看远处河滩上单脚独立、把头藏在翅膀底下的鸥鹭，还有在枝头上把羽毛刷得井井有条的各种野鸟……香港，创造了高度文明的现代，却在这里守护着后代的未来。

在我们从天水围乘坐港铁折回佐敦的时候，路过了荔枝角地铁站。我们无意中发现，这个地铁站竟然还是一个小公园，于是刷卡出站小游一番，也当作片刻休息。很快，我们来到了荔枝角公园唯一的一个凉亭，名曰草珍台。凉亭的两角挂着两个精致的鸟笼，两角不远的树枝上也各挂着一个鸟笼。

我兴奋地拿出手机，拍了好些照片。这时，一个老者走过来笑着说道：“你别靠太近了，会吓到小鸟的。”

“哦，不好意思啊！”我说。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原来这四个鸟笼是他的，不是公园的。

“您每天都带它们出来逛公园？”我问。

“是的，每天一个半小时，这鸟每天需要出来呼吸好空气，声音才好听。”

“哇呜，我都想做您的宠物了。”我说。

“这宠物，是我老婆的，她更爱宠物。”他带着神秘的眼神补充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家老太婆真有意思，爱鸟胜过了爱自己的老头。我们相顾了两秒，都大笑了起来。

“你老伴没有一起来公园？”

“没有，这些就是她的遗产。”他指了指四个鸟笼。

我再次道歉一番。离开凉亭时，我夸这四只鸟真幸运。他笑道：“我们是相依为命啊！”这是他第一次说普通话，之前讲的都是英文。

“哇呜，您这普通话讲得很好啊！”

“我70岁开始学的。”他很淡定地说。

后来，我和他又聊了些，并握手合影道别。我和老婆逛回港铁入口时，回望凉亭，那老者正在给那四个鸟笼互换一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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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到佐敦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就像迷路的孩子突然发现了回家路上一个熟悉的标志。这种发现，反而使孩子们回家的心情变得不那么迫切，甚至留恋起原先陌生路上的风景。留恋之余，觉得沿途的风景定将成为他日重游的故地。

我们常常在设定好目的地之后，尽量将自己的每一个脚步都定格在行程表的时刻里。当所有的设定都如原计划准确执行时，我们认为这是“充实”的。这种设定的美好执行，也注定了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为我们设定的“美好”场景。于是，其他的场景就算再可爱，也被匆匆滤过。或许，当初心里还有一丝感动，但一想到预定好的“美景”，很多小小的感动便消灭殆尽了。渐渐地，我们变得不再感动，或是很难被打动，直到最后大家都很习惯很坦然地说：“其实，那里也没啥好玩的。”

就旅行本身而言，我们无非是从自己呆得不耐烦的地方跑到了人家呆得不耐烦的地方而已。如果一定要给旅行赋予一定意义的话，这种意义就是从另一面镜子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另一面。当这种自我反观产生痛苦的时候，我们有了痛并快乐的感觉。痛，是对自己呆得不耐烦之地的不满；乐，是给自己郁闷的小屋打开一扇透进清新空气的小窗。

他，是湾仔码头工地的工人。第一次遇到他，是在码头旁边的一家高级餐厅。我和老婆点了牛排和咖喱鸡肉饭，饭后，我们又喝了两杯咖啡。这时，他进来了，还有他的工友。他们的装束跟国内的民工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他们是如此地熟悉这里的服务员。服务员很亲切地为他们端出了牛排、猪排、鸡排和咖啡，他们和所有人一样边喝着咖啡边望了望美丽的维港。

第二次遇到他，是三天之后，在湾仔码头的一处近海石阶。这次，他在这小角落里钓鱼。他没有鱼竿，只用了一段15米左右的鱼线和鱼钩，还有一大盒充当鱼饵的沙蚕。他叼着烟，偶尔喝口小酒，或是看点小报，半天工夫就能钓到各式各样的小鱼。每次钓到鱼，他懒得起身，就将小鱼往旁边的盛水小红桶一扔。他老是没扔准，小海鱼竟然没被砸晕，被我抓起放回桶里依然游得很欢。

我原本想跟他闲聊几句，但在这里聊天是件很费劲的事。因为除了拍打岩石的海浪外，还常常有豪华游艇经过，或直升机降落。所以，我们始终没说过一句话。

可以说，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和我老爹都是身份卑微的民工。老爹把我送进大学，希望我有朝一日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老爹一定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儿子渴望成为维港旁的一名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