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二）——孔子世家（4）•整理五经
孔子的时候，周王室势力衰微，礼崩乐坏,《诗》《书》等经典残缺不全。孔子追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礼制，整理《书传》，上起唐尧、虞舜之间，下到秦缪公之时，依照事类秩序编排这段时期的史事。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个大概，只是杞国未能留下足够的资料来证实这些制度。殷商的礼制我也能知道个大概，只是宋国没能留下充足的文献来证实。如果这两国保存下足够多的文物或文献，我就能证实这些了。”孔子考察殷商和夏代制度的增损演变情况，说道:“这些制度虽已经历了百世,但是依然能够推知出来，其演变过程大体上是文采与质朴的交互替换。周朝参照夏商两代的制度，它呈现出的文化可谓多姿多彩啊!我遵循周代的礼乐制度。所以《书传》和《礼记》出自孔子之手。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说:“乐理是可以知晓的。刚开始演奏的时候，需要协调五音八声，接着乐音慢慢放开，应当和谐清晰、节奏层次分明且连续不断，这样的话，一首曲子才算完成。”“我从卫国返回鲁国，订正了残缺不全的音乐，《雅》《颂》这些诗也都归到了应有的乐部。
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首，到孔子的时候，删掉重复部分，选取可以宣扬礼仪教化的部分，上采契、后稷时的事迹，中述殷、周时的盛世，一直叙述到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政治的缺失，这些诗的开始部分写男女伦常及爱情，所以说:《关雎》作为《风》的开始，《鹿呜》作为《小雅》的开始,《文王》作为《大雅》的开始,《清庙》作为《颂》的开始。”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入乐歌唱，以求合乎古代《韶》《武》《雅》《颂》的音律。先王的礼乐制度自此恢复旧观而可以称述，以此来充实王道，并完成“六艺”的编纂。
孔子晚年喜欢《易》，阐述了《象》《祭》《象》《说卦》《文言》等篇。孔子读《易》书很勤奋，以至于把编书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孔子说:“倘若能给我几年的时间，如果真是这样，我对《易》的研究就能做到文辞义理兼备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学生大概有三千人，能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如颜浊驺那样受了孔子很多教诲却不在七十二贤之列的不在少数。
孔子从四个项目入手教育弟子:学问、行为、忠义、诚信。又有四个禁律:不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不自以为是。应当慎重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把私利、天命和仁德联系在一起讲述。孔子教授弟子时，如果弟子们不是到了想求明白却实在弄不懂的时候，他是不会启发的;不能做到举一反三的，就不再讲述了。
孔子在自己的乡里，十分谦恭持重，像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他在宗庙和朝廷里议事时，却是能言善辩，只不过态度依然是恭谨小心罢了。上朝的时候，与上大夫们谈话，态度中正自然;与下大大夫们谈话，则是和乐轻松。
孔子进入国君的宫门时，低头弯腰要以示恭敬;进门后快步向前，态度恭谨有礼。国君派他接待宾客，他就容色庄重，?以礼相待。国君有命召见他，不等车驾备好，就动身前往。
鱼已经腐烂，肉已经变味，不按 定规矩切割的肉，他都不吃。座位不端正， 他也不会坐。在有丧事的人身旁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
在某一天哭泣过，终日就不唱歌。看到身着丧服的人和眼盲之人，即便这人是个小孩子，也一定要改变面容表示同情。
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品德不去修行，学业不去研究，听到仁义的事情而不去做，身上的缺点及所犯的错误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事情啊!”假如孔子听别人唱歌,而且那人唱得好,就让他再唱，然后自己跟着唱。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乱、悖乱和有关鬼神的那些事情。
子贡说:“老师文采显著，我们是知道的。老师说天道和性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知道了。”颜渊长叹一声说:“对于老师的学问，我越是仰慕久了，越是觉得它无比崇高!越是钻研探究，越是觉得它坚实浑厚!看着它仿佛是在前面，忽然间又在后面了。老师善于有条理地引导人，用典籍文章充实我的知识，用礼仪道德规范我的言行，让我想停下来都不能做到。即便用尽我的全部才力，看上去好像有所成就，可老师的学问却仍旧高高地耸立在我的面前。虽然想追随他，却总也达不到老师教导的境界啊!”达巷这里的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多才而不专注一家。”孔子听说之后说:“我要专于什么呢?专于驾车?还是专于射箭?我看还是专于驾车好了!”子牢说:“老师曾说过过:'我不为当世所用，故而才有时间学了许多技艺。”
鲁哀公十四年的春天，在大野狩猎。给叔孙氏驾车的钼商捕获了一只稀罕的怪兽，他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事情。仲尼看了看，说:“这是麟啊。”就把它运了回去。孔子说:“黄河上再也看不到神龙负图出现了洛水中也看不到背上有文字的神龟浮现了，我怕是也没什么希望了!”不久，颜渊死了，孔子说:“是老天要亡我吧!”等他见到曲阜西边捕获的麒麟，说:“我的道啊，看来是到尽头了啊!”于是长叹一声说:“看来是没人能够理解我了!”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能理解您了呢?”孔子回答说:“我不埋怨上天，也不怪罪别人。从下面学人事，从上面通晓天命，能够理解我的只有上天了!”
孔子说:“不使自己的志向降低，不使自己的人格受辱，伯夷和叔齐就是这样的人啊!”又说“柳下惠和少连志向降低了，人格也受辱了”。还说“虞仲和夷逸隐居乡野，放纵直言，行事清高纯洁，免于祸患也能权衡得宜”，“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是绝对可以的，我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以的”。
孔子说:“不成啊，不成!君子最担心的就是死了之后没能留下好的名声。我的道不行了，我用什么做出点贡献留给后世呢?”便根据鲁国的历史记载作了一部《春秋》《春秋》的年限上起鲁隐公，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前后一共十二位君主。这部书以鲁国记载的历史为依据,以周王室为正统,还参考殷商时的旧制度上推承继三代的法统。文辞简约而意旨广博。所以吴国和楚国的君主虽然自称为王，但是《春秋》却贬低他们为“子”;践土之会实际上是晋侯征召周天子，而《春秋》却避讳说是“周天子去河阳狩猎”。举出这类的事例以矫正当世不合礼法的行为。这种贬损的大义,后代的英明君主进行推广倡导。《春秋》的大义通行天下那么乱臣贼子都会感到惧怕。
孔子做官的时候处理诉讼案件，文辞上若是有需要和别人商量的，他是不会擅自决断的。至于他写《春秋》，那是该写的时候就写，该删的时候就删，像子夏这些擅长文学的学生，连一个字都不能增删。学生们接受了《春秋》这部书，孔子说:“后世了解我孔丘的，是凭着这部《春秋》;后世认为我孔丘有过失的，也是凭着这部《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