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小说何为---由雷默四篇近作谈及他从前一些短篇
文 / 任茹文
我们的时代，仿佛动力火车拉起了时速，一切都很快，包括写作的速度。在一些写作者那里，书桌前码字，变得和工业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一样将速度和数量视作理所当然。速度化数量化的写作对于文学作为艺术的功能绝对没好处。当然，拿它换钱买酒喝或派点别的用场又是另一码事。古往今来的文学史告诉我们：又有几个作家能像巴尔扎克那样为应付催账单而成功地建造起文字的巍峨大厦载入史册？急速而量大的写作以失败告终者居多。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有鉴于阅读的感受，看多了那些以凌烈派头一时占据数量优势而终难被历史永远高估的，我真心欣赏那些写得慢、少而质高的作家。慢是一种目标的自律，更可贵；慢是一种自尊的素养，更高级。慢的速度感体现着写作者的耐心、定力、对深度的追求、对数量的控制，和内心深处对于远景的充分自信。
十数年的写作，雷默只有《黑暗来临》《气味》和《追火车的人》三本小说集。我相信他写得要远比面世的作品多，他反复打磨修改甚至推翻作品的时间或许够得上以不那么较真的态度再多出上三五本。但他只有三本集子，在这样一个人人比速度和数量、争先恐后犹如赶集的时代里，这非常好。集子与集子之间各各分明，篇目与篇目之间各各分明，一个个都长着自己的面孔流露着自己的品性，那样独立、清晰、笃定地报得出自己的来路，这非常好。
欣赏雷默只有三本小说集，并且，此文主要谈他2015年以来的四篇近作。如有必要，再追溯一下这四篇近作与过去作品的关系。成年人的容颜里藏着少年时的轮廓，少年已追不回，也不必追。看近作即可知过往至今的轨迹、布局与秉性。
慢的速度感：《信》
小说《信》在雷默的小说序列中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雷默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感受力和表达式。《信》的道具是邮寄的信件。借助这个具象的参照物，雷默有效地提醒读者我们一起坐在一趟叫作时代的列车上。我们坐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忽略了相对速度的比较而糊里糊涂跟着跑，身体跑在了前面，灵魂丢在了后面，身心分离不自知。什么是我们的时代？时代太笼统，在《信》里，时代就是“信”。
《信》以慢倒带的方式写出了时代的快速度。信件、田老师、田老师的年轻夫人彭娜几十年平静生活所构成的原地是静止的参照；我、新闻报社充满新事物嗅觉的工作、我与大学时代女友的分手、我与老婆带着成长中的儿子、互联网和一秒即达的电子邮件构成了向前运行的时代。这两个世界本来已互相隔离不相干，但有一天因为一个联络电话而构成比照和互动关系。我借助给九十多岁的田老师写信寄信收信的环节，重新整理了我的现在、过去和未来，重新打量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何以我们不可控制的速度和方式往前跑，重新感受在生老病死的永恒规律里那些被留下来的真正珍贵的东西。《信》，测出时代速度感的方式是倒带，倒带带出了将时代列车放慢后的速度感。这样的方式，是艺术的方式。世界就在那里，对于小说家来说，他的使命和任务只是寻找到一种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这个方式找到了，这个艺术品就成了。
慢，使作家进入了世道人心的内部获得深度。小说中，田老师与夫人彭娜的关系是重点，雷默着墨不多，勾勒却异常清晰。两人的关系大概包含以下逻辑情节：�九十七岁的田老师告诉“我”；彭娜当时也没有想到我会活得这么久。�彭娜将田老师照顾得非常细致，她的细心照顾进一步延长了田老师的生命。③
田老师与彭娜在一起以平静方式度过了很长时间，彭娜从年轻美貌的姑娘进入了貌似变局越来越小的中年。④田老师死后，彭娜远走他国的原因是她无法接受一个遍布着田老师影子的祖国大地，她是逃离而不是背叛。从以上经我改写顺序后的情节逻辑来看，这个小说本来可以写成具有冲突性的故事，故事可以很精彩很曲折。事实上，《信》里这些冲突和矛盾都写得非常和缓和隐蔽、和缓隐蔽到轻易不会被发现。田老师和彭娜在一起度过的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只是借助互联网兴起信件消失、数码技术兴起照相馆停业的背景反衬而得到确认。他们之间的故事也只在我与田老师通信的过程中以八卦心态从侧面有所提及。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换个题目换个写法变成冲突戏的题材，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它被成功地写成了在时间的河流里旧的战胜了新的、慢的战胜了快的，静止的战胜了流动的，等等关于时间的普遍性命题。
《信》是慢慢看的艺术感，它重新确立了时间河流里那些不会消失的价值，爱情、友谊、构成每一个即将消失的过去的我的一个个此在。因为写得慢，要写慢，所以小说的节奏非常从容，闲笔在急处闪光。“我”明明急着找到写信的笔，却在找笔的过程中重新回味了恋爱时写给老婆的密密麻麻的情书，将叙述者“我”以看似散漫的方式轻轻松松就就写得很清楚。看似无规划的叙事节奏，暗喻着我们的人生，轻重缓急情浅义重岂是理性可以规划？闲笔在情节的缝隙里闪亮。《信》不仅写慢的速度感，本身也以慢的速度感成就了小说的独特气质。
冷酷、希望与平静：《告密者》
作家以第三只眼将世界和人心看清，他的心脏也有两个心室:一边有多么冷，另一边就有多么热。在这一点上，《告密者》是一个值得深读的作品。
《告密者》是个如此血腥的故事，它以极度的冷静讲述内心的怯懦和残存的尊严如何打开了胆小者的凶恶和残暴，却在讲述的过程中充满了软心肠的忧伤和在场者的游离。张力构成了魅力。雷默在创作谈里说：当蝴蝶挥动翅膀的时候，谁能想到那是一场风暴？《告密者》写得极有耐心，作者抽丝剥茧地层层打开人心的内核，引发凶杀案的动力层层累积，整个故事无懈可击，最后的炸药终于被点燃，国光的爸爸用一把磨了三个晚上的尖刀刺死了邱老师。孩子间的原始嬉闹和无意泄密引发的人心连环套以成人世界的凶杀案方式得到解决。动机是这样的原始，方式是这样的粗暴，死亡是这样的无谓，孩子间的故事放大了成人世界精神深处的紧张、盲目和暗斗；孩子间的故事犹如反射玻璃，折射出成人世界人性底层的嫉妒、虚荣、冲动、怯懦、自私和不堪一击的脆弱。
《告密者》成功地设置了一组人物关系的多米诺骨牌，并以无懈可击的方式被完美推倒，它固然有凶案小说的机警和严谨；但相比于情节上的完美设置，我认为将这个小说在品格上推向高级感的是叙事者“我”的游离立场和忧伤情感。当我父亲在我去镇上上学伊始即希望白发老师予以照顾的时候，当由我父亲的告密而导致国光纠结同学们对我孤立的时候，当邱老师在课堂上以严厉批评国光的方式保护我的时候，甚至当凶杀案已经发生国光父亲被带走我在街上再次偶遇国光的时候，我的情感态度始终未与成人世界的判断完成融合。这是一场没有达成一致的道德审判。孩子与成人遵循着不一样的判断系统。我一直希望的是能回到入学之初，坏坏的国光始终对我一个人另眼相看，把我当作一个难得的朋友，他给其他人吃了牛肉都打了耳光，唯独对我手下留情放过一马。这是孩子内心的柔情和纯真，可是成人把这残存的柔情和纯真弄丢了。小说隐蔽地交代了国光父亲的状态：他胆小，要面子，性格简单，妻子死于惨烈的车祸，独自抚养孩子。一直被人看轻。可是在事件进展的过程中，这些具体细节没有被成人世界的逻辑照顾到。大人们都忙着从自己的逻辑出发希望事件按自己的愿望推进。在这个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他就是我父亲的老师——白头老师。白头老师带着我父亲的委托前去和国光父亲谈一谈，他的身份是国光父亲和我父亲共同的老师，但最终的对话变成了“我当没有你这样的学生”和“我当没有你这样的老师”。身份成了障碍，引发了国光父亲以最后一点野蛮力量维护自己被忽视的尊严。胆小的证明了一次不胆小，吹牛的终于动了一次真格的，被轻视的终于以野蛮的形式被正视了一回。通过小说我们再次确认现实的误差：在人物关系的谱系中，有多少次，我们因为错误估计和错误设置关系路线而导致场面失控？如白头老师、如邱老师、如我父亲那样？无人无意为恶，但恶由众人酿成，众人的合力终于导向一个完全不可知的黑暗陷阱。最终，一切失控了。
有必要再重温《告密者》的结尾，这是个短促而有深度的结尾：
我后来在大街上碰到过一次国光，他远远地看到我，像碰到了鬼，下意识地往角落里躲。其实那一瞬间，我也下意识地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们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的惶恐，随后都慢慢地镇定了下来。
即使平静的生活表象下暗流涌动，像船遇冰山一样一旦触礁即船毁人亡；然而，就像小说的结尾我与国光逐渐“镇定”，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平静下来。这件凶杀案最终会被生活的河流掩盖在河床的淤泥底下。人性中有一股自然存在的力量会重新控制住场面——平静。是平静扛住了黑暗的闸门，让脆弱而无助的人们出于安全感的需要留在太阳底下，这是人性最后的底线和规定性，它和冷酷、和温情一样在灵魂中默默存在，那是从漩涡、斗争和疯狂中复归正常的力量。《告密者》中，这三者都全了。
虚实产生意味：《深蓝》
好的小说，需要作家有坐实物质的敏感性与表现力。好比红楼梦中丫鬟小姐用的绉纱窗、穿的锦缎衣、住的大观园和行酒令时铺开的玲琅酒席。人物具体在哪儿活动？
怎么活动？活动与环境的作用与反作用？环境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靠物质性细节的建设在小说中得到确认。《深蓝》的物质是一艘远洋轮船，船舱、甲板、桅杆、渔网、油腻的床铺，隔开床铺与床铺之间的幔、几十条的香烟码在床上，方便面和色情杂志，工友、老板、和得忧郁症跳海自尽的孤独的狗，这是《深蓝》的物质性。这些物质环境显得很可靠，故事都在这里展开。空网捕捞的不详预兆最终坐实，王武在大海的风暴眼里为救我而丢了性命，和他第一次出海时带出去的狗一起被大海召回了生命。
《深蓝》的叙事者“我”是一个成长期的叛逆少年。他与父母之间在情感通道中的不畅和疏远使他踏上了远洋航行的旅程。这是成长小说的一般套路：主人公从家庭出发，出门游历，遇见各种意外和传奇，经历内心的冲突和嬗变，最终长大成人。看起来《深蓝》似乎也具备这样的套路要素。使《深蓝》摆脱一般成长小说套路痕迹的是小说中没有坐实的部分——这与坐实的远洋渔轮的物质环境构成了虚实呼应。正是这些虚化的部分使小说出彩。实的写实，虚的写虚，大海的归大海，人类的归人类。小说的题目“深蓝”是个深刻的隐喻。探究王武为什么见不得人落水而拼出命去救，从可见的故事元素推理，有两点是可能的原因；�王武曾答应我的父母会照顾我，他搭上性命相救只为信守诺言。�海风吹起的床幔后照片上那个与王武相象的少年或许是王武的死去的孩子，他搭上性命相救只为父爱的转移。
小说的实提升可读性，小说的虚则产生意义的空间。《深蓝》最终并没有将原因点破，好处就在这里。深蓝如一场生命的潮水，将读者的悲伤淹没。海上暴风雨的恐惧过后，反观到生命的崇高，这种崇高感曾经流淌在一副卑微的骨头里不为人知。就像雷默在创作谈里说的：“短篇小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有时可能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或事件，而只是表达一个情绪或片段。小说被故事或者情感填满都会失去内在的气韵”。最终点化现实的是培根所说的“心灵幻像”。王武救我的背后还有很多推测的可能，人性多向度的可能——比如出于愧疚？出于水手的职业自信？像自杀的狗一样对无穷无尽的大海较量与探究的本能？大自然的魅惑力召回了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命？然而，这些原因都已不重要了。生命就像蔚蓝幽深的大海，温柔而又狂暴，野蛮而又崇高，壮美而残酷。《深蓝》是个诱惑，诱惑我们读完，它或许不指向任何意义，却又对意义无限敞开。
短篇的高级艺术感：《奔跑》
《奔跑》是个写小人物零余者的小说，这样的题材和人物在雷默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并且这次走得更远，这次是走不了路的残疾人。雷默一直以来对弱者心怀柔情，一直在意被忽视的那些边缘人，他过去的多篇小说写小镇乡村和城市交流里的流浪者和漫游者，他的视线经常是在大众目光所及的平均线以下停留。对于写作来说，选择即情怀，只有心怀慈悲和爱，才能将视线的水平坐标放得那么低，
《奔跑》是边缘人的存在之歌，诗意提升了小说的诗意美。《奔跑》是一篇具有超现实感的小说，是一首飞翔的诗。我颂扬雷默在其他小说中的现实感，更加颂扬在《奔跑》中营造出来的超现实感。混合着眼泪、鲜血、伤痛和自卑，以骑自行车掩盖生理缺陷的飞翔渴望是残疾人马良内心深处的歌。马良想得是有道理啊：修鞋不就是为了修鞋吗？因此他努力工作日夜修鞋、毫无吝啬买车修路、勤奋谦虚学骑自行车，终于，他学会了骑自行车“马良不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个修鞋匠，骑上自行车大约会变成一个诗人”了。他变得和一天到晚在鸟笼里修钟表的浩明不一样了。最终，
马良的飞翔之歌尽管败了，但毕竟唱过了，他说：“骑上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形容一个人跑得快叫‘风快’，耳朵旁边就是风声，呼啦啦头发全往后扬，你看看我的头发，跟理发店吹出来似的”。马良尽管非常希望将骑自行车的飞翔之歌继续唱下去，但一个残疾人对于现实的驾驭力是他无法超越的，他付出了巨大的失败代价实在太大，一脚高一脚低的马良从此失去了一条腿:马良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然后拄着拐杖，拖着一条空荡荡的裤腿出院了。空荡荡的裤腿，马良和没有腿的好朋友浩明重新一起坐进了鸟笼，一个修钟表，一个修鞋。但是：等一切摆完以后，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马路的尽头，那里仿佛随时会出现一个奔跑的身影。过去他们的视线只盯着手里的手表和旧鞋子。经过了自行车之歌的洗礼，生活毕竟变得不同了。
《奔跑》以循环闭合的结构建构了小说自身的艺术感，结构美感提升了小说的理性美。雷默曾在《短小说的格局》中写道“我觉得，短小说虽然篇幅有限，在做好细部的同时，也应该有相对开阔的视野。在这一点上，西方有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做得特别好，他们在小说可能性上不失丰富的同时，又能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用全人类的视角去开拓小说的疆域，这尤其值得我们借鉴。”“我突然想到，这大约跟在米粒大的象牙上微雕是一样，应该在米粒那么大的地方闪转腾挪，刻出一座豪华的宫殿来。细部与格局，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如果都可以做到，那应该就是一个优秀的短小说。《奔跑》的结构可以看到雷默的匠心，鸟笼——马路——鸟笼，他像文字工匠一样铺起一条路，让浩明和马良这样的可怜人在生活的轨道上转一圈，风光了一回，嫉妒了一回，担心了一回，同情了一回，人命了一回，感叹了一回，又回到了原点。弱势的弱势不仅通过故事得到表现，更通过结构得到点化:正常人骑着骑着就骑出去了，残疾人骑着骑着就摔坏了。精巧的结构里藏着人性的无限悲凉，这是底层关怀的另一种写法，更隐蔽更含蓄也更艺术感的写法。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中说：“短篇小说者，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内利用一定工具制造出来的一种比较轻巧的艺术。……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这样的写法我们以前在雷默的《气味》也见到过，通过一个人的嗅觉，处处埋伏笔，最后勾点成线，连成一片门上写这“拆”字的到处是废墟的时代。短篇，可以在精巧的形式里见到惊心动魄的时代，见证人类情感、智慧和思维的高级形态，它没有体型的拖累，更加直见人心，短篇的篇制可以在美的形式上引起读者阅读的颤栗，也可以达到思想深处长久的回响。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如何写出一流的作品时说：即便是同一个作家，他的才具、教育、修养和努力始终相同，但写出平庸作品的时候，作者只表达了一些浮表而暂时的特征，写出杰作的时候，却抓住了经久而深刻的特征。可见“特征”——题材的偏好与艺术的风格经过作家心灵幻象的反射所形成的整体，对于一个作家确立自己的地标如此重要。雷默的小说，在小篇制里能如《深蓝》一样探底幽深的人心，又能在小篇制里如《奔跑》一样将跛足青年的灵魂带离沉重的大地，在邮票大的地盘上见到开阖有度的大气象大时代。那么，就像汪曾祺、林斤澜或者契科夫、卡佛一样，一生只写短篇，只重在写短篇，只把短篇写好。除非真正想好了长篇的变法术，否则，写长篇的事情就让别人去干吧。只写短篇，已经足够，短篇可以大作为。
(任茹文：宁波大学副教授 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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