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恢复(一)
国史上第一次对于文化的禁制，在秦，周文之末有百家争鸣，定百家之鸣，惟以禁书。
禁书之事，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以秦法之严苛，此事一定收效极快。然而中国文化并不只依靠书本传播，民间有文化之长者、秦朝的大小官员，皆传承了文化，此焚书之目的，只为制约民众之口与思想，非要灭绝文化。
此时离秦代崩坏仅隔7年，离刘邦平定天下仅隔11年。
汉代开国集团中最有文化者为原秦官吏萧何，然其无广泛之文化知识。先为汉朝输入文化的乃叔孙通。其作为如下：
1、依附刘邦：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2、见机行事：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3、完美收官：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所涉及，乃最基础之礼制，刘邦虽醒悟了文化之作用，毕竟不能在有生之年发展文化。
其次之事件，为曹参在齐国迎盖公（前194）：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此时影响仅限齐国，然效果极好，次年，曹参为汉廷相国：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曹参之事，有重要之意义。惠帝为何升任曹参为相国？
汉朝初立，刘邦、萧何死，孝惠年轻、吕后无治国之才能
曹参在齐国政绩卓越，又为老臣
曹参死于任上（前190），此时政权把握在吕后手上。
按《吕太后本纪》载，吕雉忙于扩张吕氏势力，对于国家大概沿袭曹参的一套。其效果如下：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期间，在孝惠满十八周岁时，有废除挟书律之举动：
三月甲子，皇帝冠（满十八岁），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对于此事，史书没有加以细说。盖经历秦汉之间战乱后，全国已无多少书籍。而汉朝已建立11年，挟书律共施行22年（前213-前192）。作为统治者，吕后想也是认为挟书律已无多大作用，民间已无甚思想，才有此举，故挟书律之废没有多大的反响。
文帝之时，以其不好兴事，故而在礼制方面“谦让未遑也”，然而刘恒接下一个烂摊子，毕竟要有所作为，所以启用了贾谊以及一些儒生：
“孝文时颇徵用（儒生），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徵用和使用不同，正如秦朝也有不少儒生，权当是调和刑名之风气。
启用儒生，带动了一个风气，即从民间徵人才，首当其冲的是伏生：
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
时任丞相的张苍对于历律亦有贡献，此为其20年钻研之成果。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著有《韩诗外传》的韩生亦为博士。
然而文帝时期总的基调是养精蓄锐、修德，文学方面的事他是不会多弄的，景帝亦然。
景帝之时，刘氏诸侯王中已有二人好文，一为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一为河间献王刘德（前169-前130）。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
此二人治学风格不同，献王务实而淮南王尚文采。此盖因献王为景帝之子，继承了其父保守的一面，而淮南王为刘长之子，继承其豪放的一面。
此二人之治学，皆在武帝时得以发挥。
武帝时又有五经博士之立，《儒林列传》载其详。
於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刚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顷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庆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