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启蒙
乡村的启蒙
没有谁故意去做什么，乡村用她自有的方式完成着对我们的训诫与启蒙。
把年画贴上墙
年画作为那个年代乡村特有的图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召示着一种文化的存在感。
临近年关，集市上就会开辟出一个专门的场地给卖年画的人。开始的时候那个场地还只是集市向北头的一种延伸，画零星地摆放出一些，提醒人们节日的临近。等到腊月一进，年画的市场就继续北移，摆到了原属于东埠村的大场院上，有近400米跑道的操场那么大。卖画人贴着地面先铺一层纸或麻袋，然后年画展开，一一平放其上，用沉的木棍把边处压好，这样，满场子都是红红绿绿。这卖画的人就把两只手互伸到相对的棉袄袖里，尽着人们在整个的场地里走来看去。
那时候年画像鞭炮、春联一样成为每户人家的必须，拜年时欣赏一下各家的年画也成为年节中的一道必有的程序。年画的内容与画面代表了那个家庭里主人的品位与眼光，表现的是家庭的内在价值，因而选年画和过年的其他准备比起来就具有了文化的意义。这样每个家庭赶集时在年画选择方面占用的时间就比选其他年货要长出很多，要观看、要琢磨、要想着挂在家里的哪个位置合适，这样费着脑筋的事就让部分乡里人感到为难，一集一集地赶下去，直到年前的最后一个集市时，年画已稀少，好画已被人选完，才能卷几张回家。
所以这卖画的生意就兴旺。卖画人多得数不清，场地那么大也挤挤挨挨的。年画的种类更是多得让人挑花了眼，人物的、花鸟的，单幅故事情景的、连环画展现故事全貌的，单页式的，四页屏式的，还有可挂在中堂的中间画、两边联的……。大人们挑年画的时候有具体的目标，根据往年的经验或是家族的文化需要，选择心仪的。小孩子就只管到处跑着看，这是他们在集市里最喜欢的地方，要把每一幅画都看到。在人缝里穿来穿去，寒冬的冷早就给忘到了脑后。然后看着大人把钱递出去，卖画人从几摞画里揭下一张、几张，卷好，嘴里夸着自己的画，手就递过来……
贴年画和贴春联一样都放在了年三十，这事由我们姊妹仨和父亲一起完成。祖母一大早就会用面粉熬好一大碗浆糊，搅拌得粘稠柔韧，把高粱去粒后剩下的头部做成刷子。这刷浆糊也有技术，父亲总会先在四边处和中心点着力，刷得厚薄匀称，这样年画贴在墙上就服贴、平整，一年也不会出现角边翘开、中部起泡的情况，观瞻时的美感就仿佛能又加一成。
那时的年画已不再具有中国传统年画的样式，没有门神，不见版画和水印，至于“杨柳青”、“杨家埠”这些年画的名头我们也并不知，印刷工艺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而对传统年画内容与技术的传承却处在断代中。贴在我们墙上的就是电影剧照、传统故事或花鸟草虫，但她们的不言自说，在默示中的宣教也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引发着我们的思考。
祖母所住的屋子是家里的上屋，中堂处会贴上“松鹤延年”的长轴，两边是工整的对联，火炕上边两面墙壁上必有画，有时门楣的上方也会贴上一张。父母房间的画面就会活泼，爱好古文与书法的父亲还会在可能的时候选择《陋室铭》、《板桥竹》这样的文与画的印刷品以供入眼入心，惯有的四页屏也会以“梅兰竹菊”或四季风光的形式出现在宽壁上面……
我们姊妹会在画挂起的时候做文雅状，尝试着着画面说上一首“五言”或“七言”，父亲就会在一边皱眉或轻笑。更多的时候的我们就只是看着那些画，完成着心与物的对话：李闯王戴着宽边帽，侧面向人，英气勃发，众人呼应的场面；《西厢记》里娇羞侧坐的崔莺莺、带笑旁立的红娘和做揖俯面的张生；《红楼梦》的剧情以连环画的形式贴在邻居家的墙上，我们就会一遍遍地去看“宝黛读书”、“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的场景……这些画中的故事还会被父辈和祖辈不断的述说……然后就是寻着些薄纸蒙在画上描花草、描人物……
对美的认知力与鉴赏力、对那些沉淀民间的具有穿透力的作品与传说所透射出的道理与规矩，年画用它固有的形式自然地在人们的生活间传播，对我们这些孩童的人生做着正面的启示和引导。
那个定点响起的“广播”
那个年代，每家的墙角会装上一个喇叭，我们叫它“广播”。
每天早、午、晚，“广播”会定时响起，不管是你在吃饭的时候、钩花的时候还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想不想听，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最清楚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小时候只听音，不辨意，不知道是哪些字，把“报纸”就想像成助词一类的词语，“摘要”也被赋予“要给什么”的意思，大人也从不给小孩子解释，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听着。什么“形式一片大好”呀、哪个地方搞了什么样的“生产”呀，“大塞”和“大庆”的什么事情呀……总有激昂的声音传出来，童年的我们并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什么是什么，反正一切都听在耳朵中。还有专门广播县里、镇里事情的时段，这对于孩提的我们来说也是很远，父母和祖母都听得很认真。村里还会通过这个喇叭说一些整村、各队的情况、会议通知、集合地点，这时候“广播”里传出来的就是乡音，带着泥土味，朴实地近乎不真实了。
我们不懂得“广播”发音的原理，有时候就长时间地盯着那个悬在墙角的外廓圆张、内竖柱心的喇叭猜想，会有个什么样的广播员藏在那里冲我们说话，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的事情……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广播”里的节目形式多起来，相声、戏曲开始吸引人，评书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刘兰芳说的“杨家将”、“岳飞传”让我们成了听书谜。有时候正说到精彩处就到了上学时间，没有办法，顺着人家的墙沿走，以便能听到一星半点的广播。也有大着胆子的同学，用晚上学、迟到受罚的代价把同学没听到的情节听到后、讲出来，惹得一圈人围着，明星一般。不需讲什么道理，“岳飞的“精忠报国”、秦桧的“残害忠良”，佘老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大破天门，杨家将的忠勇道义、为国请缨……这种全覆盖的广播形式，把这样的声音和故事传递给每家、每户，在每个人的心中竖起英雄的形象、立起道义的天堂。再加上梅兰芳声音的柔美深沉、道白的字正腔圆、叙述的抑扬顿挫，还有评书语言的生动、情节的曲折、每次结语时的悬念，把我们的心整个地吊在这件事上，等待着每天内容的更新。
“每周一歌”基本解决了乡村学校没有音乐教师的纠结，在学校里偶然学唱一首歌时，教我们的是教数学的曹桂林老师，她的声音嘹亮而细腻，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音乐的启蒙就来自于广播里的这个栏目了。大概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不仅是播放歌曲，而且对歌曲的词、曲作者做全面的介绍，歌曲的特点、歌词的大意都会做具体的分析，然后反复播放。一般有三天，这支歌就已经在村里传唱了。记得李谷一的《乡恋》、关牧村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还有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都是通过广播学唱的，那些独特与新颖、那些歌中所传达意象把整个乡村调和得多姿多彩，仿佛生活里添加了什么原料，鼓噪着乡村人的心，也把我们小孩子带进无限的幻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