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概述

中国陶瓷概述（二）

从战国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诸侯国的崛起，东周天下一统的封建统治逐渐瓦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手工业技术得到了空前和长足的发展，就陶瓷行业来说，为了适应各国兴建城邦和宫殿的需要，陶瓷生产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除了官办的陶瓷作坊，各地还兴起许多私营作坊，使陶瓷产业成为当时社会一项主要的生产产业，在烧制生活用具的基础上，还大量烧砖制瓦，特别是建筑用陶的生产发展，尤为迅猛。

战国时期的陶器从材料上看，主要是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还有磨光黑陶和彩绘陶，源于窑炉技术的逐步成熟，烧成质量和工艺较商周时期有所提高。在设计和造型方面，战国时期的陶器更注重方便实用，特别是饮食用具，讲究摆放平稳，方便好用，基本都是基于实用的原则来设计的。还有一点，当时贵族出于对礼乐生活的崇尚，将青铜礼器作为高贵身份的象征，备受崇尚，但青铜器物名贵难得，为满足这种需求，烧制仿青铜礼器造型的陶器成为替代品，在战国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很多贵族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仿青铜器造型的陶器，品种有鼎、壶、豆、簋等器物，这种对青铜器的精心仿制，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陶艺成型的工艺和技术。

战国到秦，各种雕塑的仿生陶器也高度发展起来，题材广泛，有鱼、飞鸟、鸡、鸭、马、虎等飞禽走兽，以及乐工、舞蹈人物等器物，并且还制作有成组的群塑人物，表现出一种立体写意的工艺技术，陶塑工艺愈加成熟。

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后，个人独裁的集权专制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加强，不过独裁专制的强大，对人类文明却是劫难，纵然强秦二世灭宗灭族而亡，但对文明的戕害，却罄竹难书，春秋、战国时代空前的文化繁荣景象因此一去不复返，唯值得庆幸的是，陶塑技艺因帝王所用，成为强秦艺术成就最高、最为壮观的事物。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堪为陶塑技艺的世界之最，这些几乎等同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数量多达七千余尊，此外还有彪悍战骑百余匹，战车百余乘，组成了阵容强大的陶塑军团。这些规模宏大的陶塑作品，彰显了秦朝工匠们超凡的陶塑技艺和智慧，以及成熟的烧制工艺，其不仅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空前绝后的艺术巅峰，也是世界陶艺之林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奇迹。

西汉时期，窑炉建造技术较战国时期的改进不大，热工技术发展缓慢，烧成温度没有明显的提高和突破，但由商周发展而来的上釉制陶技术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这种铅釉烧制技艺的发明，应该是受道家炼丹的启迪和影响，与炼丹师一样，用铅作为溶剂来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其烧成温度低，可以在普通的低温陶上烧成，烧制非常方便。后工匠们在不断的实践中，又逐步发现在铅釉中加入一些铁、铜等金属氧化物，可使釉的颜色随之变化，彩绘陶技艺开始出现。从工艺角度上考察，这种低温釉陶虽还没有脱离陶的窠臼，但配制工艺其实比原始青瓷复杂，不仅要如炼丹师那样加入铅作助熔剂，还需配入铁、铜等各种呈色的金属物质来获得不同的釉色。在烧制过程中，还需控制器物的烧成温度，防止生烧或过火，才能达到需求的效果。可以说这种制陶技艺是前所未有的，所憾的是，这种一次烧成的低温釉陶，源于低温烧制本身的缺陷和原因，器物质地不坚，无法烧结，吸水率较高，釉也容易剥落或破碎，实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工艺缺陷。釉陶的釉色早期以棕黄色为主，东汉时期开始大量流行绿色的釉陶。釉陶的烧制技艺直至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以唐三彩为代表的极富艺术价值的三彩釉陶，才发展成熟。唐三彩的工艺，是胎体先进行1000℃的高温素烧，将胎体烧结，克服了低温陶胎质疏松易碎的缺陷，尔后再施铅釉低温二次烧成，这种烧制工艺的进步发展，和两汉一次性烧成的釉陶烧制技艺，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烧制工艺，唐三彩作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陶瓷品种，达到釉陶艺术的巅峰，影响深远。

前文已述，商代中期开始创烧的青瓷，是中国最早的瓷器，不过那时的制瓷工艺包括窑炉热工技术还不够成熟稳定，烧制的瓷器有着盲目和偶然的成分，故称为原始青瓷。不过这一制瓷技术发展到东汉晚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科技的发展进步，烧制技艺也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完善，最终达到飞跃性的进步，完全摆脱了原始瓷器釉面的粗糙，釉质开始变得澄澈温润，胎质呈灰白色，且质地细腻，坚实，可以说品质及质量获得了全面的提升，其标志就是瓷石的发现，促成南方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的成功，使东汉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和转折,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陶和瓷的分家，其创造和发明，不仅为中国古瓷器的发展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这种由陶到瓷质的变化，当然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中国陶瓷由此凭藉成熟的青瓷烧制技艺开始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自此以降，瓷业勃兴，异彩纷呈。从浙江的上虞、宁波、金华等地青瓷遗址上考古发掘的实物考察，越窑青瓷的烧成温度最高已达1300℃以上，瓷胎烧结良好，胎釉结合紧密，完全超越了古陶器和原始青瓷各种理化特征，抵达了中国陶瓷烧制前所未有的工艺高度。

从制瓷材料上研究，南方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南方盛产的瓷石。本来瓷石只是作为一般黏土类制胎原料，普遍用于陶器的烧制，南方工匠们，在传承前人陶瓷烧制技艺和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发现运用这种含硅量很高的瓷石，加上一些石灰石、草木灰等助融材料，能有效地降低熔点，可以配置出在烧成后能出现较透明的玻璃质感的物质，南方的石灰钙釉于是逐步被发明出来，最后成熟地运用到青瓷的烧制。

从烧制技艺上言，东汉时期，热工技术日益成熟的馒头窑和龙窑开始应用于陶瓷的烧制，而随着窑炉热工技术的进步和完善，驾驭烟道抽力，控制窑炉的进风（氧）量，有目的的使用氧化和还原气氛的陶瓷烧制技艺，也获得显著的提高和发展。南方青釉瓷的釉质，透明且有光泽，特别是所呈现的略带土灰或土黄色调的青色,以及色泽较正的青绿釉色，无疑是在缺氧状态下的还原气氛中烧成，因为以金属氧化铁为呈色剂的南方青瓷，如果完全使用氧化气氛，不会烧成青绿的釉色。此外，经过对出土的青瓷进行理化方法测试，此时期的南方青瓷，釉质一般都较薄,釉的高温流动性较好，烧成温度大多在1200℃以上,高者近1300℃ ,均达到了瓷器烧结所需温度。

在器物造型方面，考古发掘的东汉南方青瓷，器型比较单一，缺少变化，基本都是烧制广口、扁圆腹、平底的四系罐，很少有其他器型出土，直至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南方青瓷的器型才有多样化的历史突破，瓷器的种类才开始增多，特别是南朝后期，陶瓷工匠们脑洞大开，用制瓷技法灵活地仿制出大量陶、木、漆、竹等器物的造型，以及金、银、铜制作的器皿，从碗、碟、盘、壶、瓶、罐、渣斗、香炉等食具、炊具和生活用具，到谷仓罐、火盆、灶、鸡笼、羊圈、猪栏、房屋建筑及车马等明器，乃至到羊、猪、异兽、龟、蛇、鱼类等仿生动物和各类人物造像，应有尽有，使瓷器造型艺术获得长足的发展，包括一些只供观赏的陈设器皿也大量出现，开创出了瓷器烧制的新局面，并达到较高的造型艺术水平。

可以说，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的烧制技艺获得广泛发展，逐渐形成一个独具风格的青瓷系统，其影响所及，北方的内丘、临城、淄博、安阳等地，也于北朝时期开始生产烧制青瓷，并发明了白瓷。这一时期我国的瓷器种类如雨后春笋，品种繁多，生机勃勃，成型、造型包括装饰工艺也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发展。特别是烧成方面，在提高御火烧制温度的同时，通过有目的的控制烟囱的抽力，已能很好地掌握还原焰的烧成技艺，使瓷器釉面呈现出如玉的青色光泽。

另外，东汉时期还萌芽出一种黑瓷，是用含铁量较高的黏土（俗称胶泥），经水浸泡松软后搅拌制作的泥釉烧成，这种黑瓷的制釉工艺和原料要求都比较简单粗陋，烧成的器物也较粗糙，质量远不如青瓷，一般都是民间日常使用的器物，但因制作简单方便，又有广泛的市场，因此发展的比较迅猛，南方和北方均有窑口大量烧制。

从社会发展上看，东汉衰亡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尤其是五胡乱华的战乱，迫使中原人民为避战乱而四处迁徙。中原地区传统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随着背井离乡的逃难人员散射到了华夏边远地区，特别是地处长江流域气候温和的江浙地区气，生存环境较之中原更具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人口的较快增长，社会经济以及生产技术顺应时代潮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赶上了战乱不息的黄河流域，包括陶瓷行业在内的手工业，南方工匠摆脱了中原地区的强权统治和压榨，也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产空间和时间，出现了新的局面。此时期中国陶瓷行业在浙江地区发展最快，浙江越窑不仅是中国青瓷的鼻祖，其更臻成熟的烧制技艺，也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从考古发掘的器物材质上说，越窑青瓷的坯体多为当地盛产的瓷土所制，含硅量高，经过较为精细的粉碎和研磨加工，胎呈灰白色，质地细密，烧结程度非常好，且釉色均匀，玻化程度也比较好，非常受人喜爱，成为当时市场的抢手货，生产和流通已有相当规模，是为当时最具地方特色的贡赋产品，影响广泛。此外，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以及沿海的福建、广东也发现了南朝时期的瓷窑，但烧成质量不如越窑。此时北方地区长期受动乱和战祸的影响，陶瓷技艺发展缓慢，虽河北的内丘、临城、山东淄博的寨里等地发现过北朝时期的窑址，但器物质量与造型都很简陋、单一，艺术性不高，装饰也与南方青瓷不同，在东晋十六国至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的墓葬中，北方出土瓷器只是唾盂（渣斗）一类，别无长物。

中国陶瓷手工业发展到隋唐时期，烧制工艺与窑炉热工已经有相当雄厚的技术基础，这一时期，从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发展历程的角度上看，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事件是，与陶瓷艺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窑炉热工技术，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和发展，中国北方河北内丘的邢窑地区，出现了了大燃烧室、小窑室以及双烟囱和多烟囱的陶瓷窑炉，这种大燃烧室的窑炉结构，热力供给设计更加合理、成熟，直接提高了陶瓷的烧成温度, 这种窑炉建造技术的发展，使中国陶瓷的烧成温度达到历史巅峰，成为继周代窑炉高温突破后的又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窑炉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也使得中国北方的陶瓷烧制技艺获得显著的发展，最早起源于北朝时期的邢窑白瓷，至隋唐时期，受益于窑炉热工技术的进步，烧制工艺逐步发展成熟，并影响到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等地区。此时期虽然越窑烧制的青瓷釉质更臻精美，造型及产品种类更加丰富，窑口几乎遍布整个浙江，且已影响到南方广大地区，产品质量与品质仍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但北方白瓷彻底摆脱了两晋十六国的凌乱景象，烧制工艺的成熟崛起和突飞猛进的发展，瓷器的烧制生产也逐步稳健和繁荣，特别在制瓷原料的使用和胎釉配方的改进方面，有了新的进步，北方白瓷在胎中开始使用含高岭土较多的二次沉积粘土或高岭石和长石的混合原料，不同于南方以含硅量较高的瓷石为主的高硅质瓷，而形成了北方高铝低硅质瓷的特色，其优质高岭土的引入，使原料中起呈色作用的氧化铁和氧化钛的含量非常低，保证了以邢窑白釉瓷为代表的洁白瓷胎作品的烧成，开始与南方越窑的青瓷高峰形成对峙，中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两大制瓷系统至此完成：南方以越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以及婺州窑等为代表的“千峰翠色”（陆龟蒙语）之秀美而著称；北方则以邢窑、巩窑、定窑等为代表的“类雪似银”（陆羽《茶经》）之纯净而扬名。南北两大体系瓷器的艺术造诣如两座巍峨的高峰，在遥相对峙中争奇斗艳且相映生辉，中国陶瓷艺术与技艺至此也愈

臻炉火纯青。

其实从制釉原料层面和瓷釉的成分上分析，南北制瓷技艺多有相同之处，北方白瓷所施釉层也如南方青瓷，施釉较薄, 高温时釉的流动性较好，且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和南方青釉瓷差不多,属透明的玻璃釉，但因釉中加入了一些草木灰等助融物质，经高温烧制，具有一定的乳浊感，胎质细腻，釉色白润，也独具特色，自成一派，其与南方青瓷最大的区别在于，虽二者都属于含钙量较高的石灰釉，但北方白瓷使用的矿物原料,大多选择含铁量较少的瓷土，并且釉料经筛选和精制加工，只能烧制出白度较高的白瓷，即使在还原烧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烧制出靠氧化铁来呈色的青釉。

还值一提的是，隋末岳州窑和洪州窑出现匣钵的使用和装烧工艺的改进，有效地防止了胎体在烧制过程中受到炉火的熏染，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烧成质量，这一装烧工艺的发明，堪为中国陶瓷烧制工艺的一个跨时代的进步，影响极为深远，直至今天，以煤炭和木柴作燃料的窑口仍在使用匣钵装烧技术，避免烟火对釉坯的污染。

此外，始于隋代，终于五代战乱的长沙铜官窑，在唐代中、后期发展的十分出色，长沙窑与岳州窑本属同一体系，受越窑影响，先期以烧制生产青瓷为主。但由于长沙窑使用的本地瓷土不纯净，含铁、钛等杂质较多，当时的制瓷工艺又不能有效地把这些杂质除去，故其烧制的作品，无论是胎质还是釉色，受制瓷材料的影响，达不到纯净细腻的高度，在质量上无法与当时的青瓷窑口竞争。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长沙窑的工匠们在制瓷工艺上另辟蹊径，开拓创新，创造出釉下彩绘瓷的烧制技艺，具体的工艺步骤是，先在制好的瓷坯上用各种釉彩进行彩绘，干燥后再喷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烧制，这样经高温烧成后，受外釉的保护，作品釉、彩浑然一体，含蓄温润，且彩绘不会再褪色或变化。这种釉下彩绘瓷技艺的创造，不仅通过彩绘工艺突破了唐代青、白瓷的单一色调，使釉彩艺术地表现在器物上，而且开创了把彩绘画技法运用到制瓷工艺上的先河，对后世陶瓷，尤其是元明清流金溢彩的制瓷技艺，产生了重要的启迪和影响。

长沙窑瓷器在器物造型上也颇有贡献，其器型极富创意，特别对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和植物果实的模仿，可以说得心应手，其直接用于器物的造型，极大地丰富了器型的种类，在唐代瓷窑中独树一帜，包括捏塑的仿生小动物玩具和小摆设，也品种繁多，这可能源于窑口精通彩绘的工匠们美术功底深厚，塑工朴实简洁，巧妙传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另一方面，大一统的隋唐商业和城市经济，远非战乱肆虐的南北朝可比，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富，连接西亚商贸的丝绸之路开始开通，南海海路也开始不断开拓，中国和亚洲邻国，以及西域的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在逐步繁荣的社会形势福佑下，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商贸往来，由少而多，渐成规模，中原文明输出国外的同时，外域的商品和文化也开始进入中国，特别是西域波斯、阿拉伯一带极富民族特色的生活用具、装饰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尤其是兼容并蓄、极富开放胸怀的唐代，中国传统陶瓷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唐代的白瓷还是三彩艺术，从造型到装饰，广泛吸收了外域的文化、以及金银器和织锦上纹样的工艺风格，所烧成的器物，新鲜活泼，洋溢着异国情调，展现了中外合璧的新面貌，不仅在中国市场上显得很新颖，同时也适应国外的需要，有利于产品外销。

除了北方白瓷的辉煌艺术成就，经考古发掘的实物证实，早在唐代，以河南巩县为中心窑场的工匠们，在白瓷发展的基础上，可能吸取长沙窑釉下彩绘工艺，用钴蓝颜料，在胎坯上绘制花纹图案，然后喷涂上一层透明釉，使用1200℃的氧化焰一次烧成，创造出了中国最早的青花瓷器。不过，从发掘的残片上看，唐代青花瓷胎质较粗松，胎料粉碎不够细腻，且白度不高，加上所用钴料含铁量较高，所以青花色泽达不到后世青花的纯净，多蓝中透紫，所施的透明釉除铁也不到位，烧制后釉色白中泛黄。尽管唐代青花的工艺还不成熟，但作为一种陶瓷新品种的创世，意义非凡，青花瓷在唐以后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逐步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极富民族工艺特色。

此外，以河南巩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是著名的多色釉陶器“唐三彩”的主要产区。崛起于盛唐的唐三彩釉陶制作技艺，是以高岭土或巩县本地的煤坩土作坯体原料，经手工捏塑或模制成型，干燥后先入窑以1000℃高温素烧，尔后再施以釉彩，二次入窑以800℃左右温度釉烧，釉彩熔融即成。唐三彩的釉质以硅酸铝为主，用铅作助熔剂，以降低陶釉的烧成温度，铁、铜、锰等呈色的金属氧化物调配釉彩。但源于三彩烧成温度低，胎质松脆，渗水性远高于烧结性良好的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较低，大多作为陪葬的明器使用，故传世的唐三彩作品，基本出于墓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