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虹暮忆 第五章 阴郁
和陆潇分别后的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家里,啥事都不想干。我曾幻想的幸福人生,第一次开始崩塌。“我这辈子大概是完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想,但远不是最后一次。
在得知被分配到县城煤管局工作后,我的内心无动于衷。父亲在远方太原的工作车间,逢人就红光满面地炫耀:
“我家刚子分配了个好工作,不光吃财政,还有大把油水捞!我们那个产煤大县,煤矿少说也有3位数,想想这里面啊……”
母亲则显得低调很多,她的内心同样骄傲满足,但我日渐萎靡的精神状态,让她忧心忡忡。她没有直接道破我的心事,而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母亲眼里,我一直是个只会乖乖学习的好孩子,敏感内向的我,羞于启齿这样的私事,只能憋在心里。
偶尔母亲也会劝我:
“趁放假,多出去走走,工作后就没这么多时间了。”
躺到后来,我也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我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即将到来的工作上。
说句实在话,我在内心对这份工作极为抵触。我从小的愿望是当个作家,要么科学家。虽然现在看来已没有可能,但我也不甘心像祖祖辈辈那样,成天和煤打交道,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煤灰色的世界中。
正式工作的第一天,母亲早早便给我张罗做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的早饭。有鸡蛋,有面包,有牛奶,甚至还有我们村都没卖的鱼片。我的内心感动之余,又有不安。即便为了父母,我也要好好去上班。
煤管局的工作,比我想象中的更艰难。生性内向老实的我,在和领导说话时,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都说说笑笑,讲着不知从哪听来的荤段子。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沉默,像从外星球来的怪物。
起初他们也会跟我说话,到后来见我性情孤僻,也就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始把我编入他们的笑话集。
有次在食堂吃完午饭回来,我仍旧静悄悄地坐在属于我的那个角落里,看一本从县城图书馆借来的俄国小说。我看得十分入迷,浑然忘了同事们在一旁的喧哗吵闹。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叫赵磊的单位老油子,在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问我:
“乔刚,你这么喜欢看书啊,也不和我们说说话!”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除了看书,你还喜欢什么?”
“没有了吧。”我确实不知道我还喜欢什么。
“听说你很喜欢金子?”赵磊弯下腰,神秘地说。
“没有啊。”我脑袋里有点迷糊,不知他为何这么说。
“沉默是金嘛!”赵磊直起身,大声说道。
之前安静的办公室,瞬间爆发出一阵轰笑,我瞬间满脸通红,恨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
比起办公室的度日如年,在煤矿驻扎乃至下井检查的经历,虽环境不同,却同样糟糕。
工作一个月后,我开始被派往县城各地大大小小的煤矿,不定期安全检查。当我听到还要下井时,整个脸都要绿了。报纸上大大小小的矿难报道,每每读来,让我心惊肉跳。从小到大,我虽不是锦衣玉食,但也没吃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天知道哪一天下井时,我会不明不白得死在里面。
刚开始我还借口身体不适、家有急事等缘由请假,到那年最后一个月,我实在无法再编造出像样的理由。领导还威胁我,再这么下去,就要把我给开除掉。
一个风雪交加的隆冬下午,我不得不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下井体验,也是最后一次。
望着黑黝黝的矿井洞口,我好像看到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随时都将把我吞噬。我心里暗暗祈祷,求上天保佑我还能出来。
穿上矿服,戴上头顶矿灯的安全帽后,我挤在众多矿工中,走进一个十分简陋的罐笼,准备下到深达一公里的矿层。面前一张张苍老而又麻木的脸庞,似乎只是去参加一场日常的地下集会,早已习以为常。这让我狂跳不已的心脏,有了些许镇定。
“叮铃铃”,伴随栅栏关闭的铃声,罐笼迅速下沉。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眼前一黑,光线迅速消失,只听到那呼呼的风声响彻耳畔。
十来分钟后,罐笼停止下坠。周遭潮湿沉闷的空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紧接着我又坐上一辆铁皮小火车,继续向那无尽的深渊疾驰。没人说话,只有火车向前飞奔撞击铁轨的“咣咣”声。
最终来到掘进工作面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眼前灯光昏暗,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我弯腰一深一浅地走在坑坑洼洼的地面,四处飞舞的粉尘让我睁不开眼,震耳欲聋的声响,几乎要把我的耳膜给震碎。我的大脑一片茫然,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回荡:
“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吗?”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在重新回到熟悉的地面后,蒙布灰尘的夕阳已开始下沉。我满脸漆黑地走进煤矿食堂,顾不得换衣服,顾不得洗澡,抓起一个窝头就开始啃,好像只有吃完那个窝头,才能让我继续生存下去。
大年二十三那晚,我把单位发的白面、大米、豆油、挂面扛回家时,顺便告诉了父母我的决定:
“过完年,我不想再去上班了。”
父亲喜悦的脸上,先是写满惊诧,继而开始愤怒,皱纹可怕地扭曲着,像极了矿难照片中扭曲的铁轨。
“你说啥!”父亲暴跳如雷得瞪着我,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
“我不去上班了。”我的声音细如蚊音,但透露着一丝不可置疑的坚决。
紧接着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我6岁拿红薯喂狗被打以后,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即便是大黄,都没这个待遇。
这时,母亲再次站出来维护我,她推开父亲,挡在我前面:
“先问问为啥啊!”
“好!你说说为啥!”父亲喘着粗气吼道。
我把这半年来,从未跟他们提起的委屈、辛苦、艰难,一一道来。父亲听后沉默不语,他转身出屋,在院子里“吧嗒吧嗒”地抽烟。母亲则不住地安慰我:
“先别急着不干,跟领导反映反映,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
那年春节,家里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度过。妹妹乔媛没有像往年那样,吵嚷着要买鞭炮。我在她的日记本中看到了这句话:
“今年过年,我不买鞭炮了。我要省钱,让哥哥不再受苦。”
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劝慰,再加上妹妹的懂事,都没能让我改变辞职的决心。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意孤行是对是错,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扔掉铁饭碗,我也不知道还能去干啥。爱情和事业的一败涂地,让我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
在这半年中,工作的委屈,井下的困苦,都没能把我从失恋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忍不住疯狂得思念陆潇,梦中全是过去的种种片段,幸福也好,失落也好,痛苦也罢,我不得不认清陆潇已离我而去的事实。
我和陆潇在中专时的朋友薛明,国庆节聚会时曾偷偷告诉我,毕业后,陆潇就去了广州外国语学院。当然,同行的还有王文豪。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表现得很平静,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内。薛明还说到,暑假时陆潇曾问他要过我家的住址,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当时和薛明说:
“以后不要再和她提起我。我和她已经不再联系。”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头仿佛在滴血。
我们的境遇,犹如天堂和地狱,差别是如此之大。当我身处地下一公里的矿井时,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有时候我也不甘心,我们仍然相爱,爱情的力量无比伟大。要想冲破现实的桎梏,我需要付出比现在十倍、百倍的努力。成天和煤打交道,显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种潜意识中的心理,促使我逐渐远离工作岗位,直至年底的辞职决定。
春节过后,父亲慢慢接受了我已经辞职的残酷现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和别人解释时,父亲总是用这句话搪塞。
既然在家不知道该干什么,父母开始教我一些能养活自己的手艺,不管我愿不愿意。为了不让他们过于失望,我暂时顺从地接受了这份好意。
修自行车、种菜、简单的木工和泥瓦活,都是这段时间我在家和父母学到的。
但我当时并不甘心,在一个从中专毕业的天之骄子眼里,这些都没有资格成为我的事业。
年仅21岁的我,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我的第一份事业,从一张报纸上不起眼的广告开始。
我的舅舅柳金鑫,一个在我看来小有成就的生意人,过去经常接济我们家。将要过期和已经过期的包装食品,子女身上淘汰下来的衣服,办公室里看过的旧报纸,逢年过节都会成箱成箱得往我家送。吃穿我都不感兴趣,但我爱看报纸,哪怕是过期两年的报纸。
在1992年9月19日的报纸上,一条不起眼的小广告吸引了我。
广告里写道,一个河北商人,通过买方便面机生产方便面,发了家致了富,广告最后还有致富秘诀和购买渠道。
我的内心为之一动,在当时的农村,方便面还相当奢侈,为了改善生活,母亲每半个月才给我和妹妹买一次。即便是最便宜的方便面,我和妹妹也都会一扫而光,连汤底都不剩。每次吃完,妹妹都意犹未尽地说:
“长大后,我要努力赚钱,天天吃方便面。”
想到不用等妹妹长大,马上就能满足她的愿望,我便兴奋起来。买机器,开工厂,搬到县城楼房住,一连串的美好画面,像跑马灯一样在我眼前轮换。甚至我和陆潇,也会由此重新走到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
稍微平静后,一个现实的难题让我开始犯愁。昂贵的机器,像小山一样横亘在我面前,挡住了我通向幸福的捷径。
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们要,我只能找熟人借钱,才能捞到我的第一桶金。
万事开头难,厚着脸皮找同学借钱的历程,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勇气。当最终迈过这一关,数着手里厚厚的钞票时,我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原来钱来得这么容易!”
这种侥幸心理,在接下来几年无数次得出现,但我没有及时止步,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以至最后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
在得知我借钱创业的消息后,父母难得地一致反对。父亲忧心忡忡得对我说:
“咱家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老实上班吃财政才是正道。听我的话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这事没那么简单!”
母亲则半信半疑,她不懂这么多弯弯道道,只是隐隐觉得,借钱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不到万不得已,能不借就不要借。
我的一意孤行,促使我最终买下了那台期盼已久的方便面机。
听说我买了方便面机准备创业,好奇的村里乡邻也来我家看热闹。孩子们拍手围着机器转,弯弯曲曲的方便面条真的出来时,他们兴奋得高喊:
“出来了!出来了!”
在经过简单的油炸和风干后,妹妹乔媛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青花大碗,小心翼翼得把面饼放进碗里,冲上开水,又加了一袋我从批发市场买回来的调料,拿锅盖严实得盖上。
做完这一切,妹妹搬个小板凳坐下,笑盈盈地搓着小手,静静等待美食出炉的那一刻。
十分钟后,妹妹揭开锅盖,拿起筷子尝了一口已经碎掉的面条,转过头疑惑地问我:
“哥,怎么跟卖的味道不一样?”
一年时间过去,我那寄予厚望的方便面生意,最终宣告失败。
涉世之初的我,经验见识还是太少,从和面、醒面、切丝,再到蒸煮、油炸、干燥,每一步都有严格复杂的标准。调料、包装也都是巨大的成本,更不用说开工厂、批量生产销售,这些远非一个刚毕业的中专生就能办到。
眼看致富梦破碎,我心急如焚,家人也跟着我遭罪,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欠过这么多钱。父亲整天痛心疾首:
“我早说过,你根本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做生意不行,我又突然心血来潮迷上了摄影。除了给没见过世面的村民拍照赚钱,我还打算开影楼搞婚庆。
老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欠同学的债还没还上,要买摄影器材,我只能找亲戚借。承蒙祖上荫庇,我的上一辈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两个叔叔,四个姑妈,三个舅舅,四个姨妈,有做生意起家的,有在外县当官的。半年之内,我一视同仁得踏遍了所有亲戚门槛,又轻松筹到一大笔钱。
买完摄影器材,还剩一半资金没用武之地。为了把同学的外债尽快还上,我头脑一热,孤注一掷走向了赌场。
最初我手气不错,着实小赚了一笔。我把这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脑,在赌场上也将无往不利。
赌到后来,我开始输,越输越想把以前赚的捞回来。每天从早到晚,我都钻在乌烟瘴气的赌场里,两眼通红得盯着牌桌。摄影搞婚庆的宏伟计划,早已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母亲知道我赌博后,成日以泪洗面。父亲开始在外面频繁得喝酒,每次回来不光骂我,还骂母亲:
“看看我不在家的日子,你把他带成什么样!成天惯着他,现在倒好,出了个孽子!”
他还经常教育妹妹乔媛:
“以后好好学,别走了你哥的老路!”
母亲也去赌场找过我,但我压根没空搭理她,眼里只有赌桌上的麻将和票子。输得越多,她越来找我。她越来找我,我输得越多。
手里没钱了,我还跟小时候去田里偷吃的一样,半夜去偷村口工地的钢筋,变卖筹赌资。结果被人连夜扭送到我家门口,看在同村乡邻的份上,才没有报警。
到1996年秋天时,我不仅输得身无分文,还欠了好几千外债。
直到最后一次,母亲仍像往常那样,在烟雾缭绕的赌场角落找到了我。我那时左手夹着烟,右手刚“啪”得打出一张发财,就听到母亲在一旁平静地说:
“陆潇给你来信了。”
我一愣,通红的烟灰掉在指头上都没感觉。直到牌友催我快打时,我才反应过来,把牌一推,拿起母亲手中的信走了出去。
陆潇的信很长,她知道了我毕业后所有的经历,包括赌博的事情。我的沉沦和堕落,让陆潇出离得伤心。她在信中开头写道:
“刚:
万万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伤心。我知道你为了我,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我何尝不是如此?我没有勇气去对抗父母,我恨自己的软弱和无能,放弃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分别后,我也曾日夜煎熬,对你的愧疚和思念,每天都折磨着我的内心。当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后,我整个人几乎都要崩溃,是我把你害成这样。
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爱我,心里还有没我。我把一切都给了你,答应我,重新振作起来,好好生活。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我都从来没在乎过,我只要你能再回到从前那样!”
看到这里,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千疮百孔。我能理解她的苦衷,不恨她的离去,只恨自己太不争气,又一次辜负了她。我那敏感而又脆弱的自尊心,始终是我迈不过去的坎。
陆潇在信中还说到,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王文豪,到后来王文豪还趁没人的时候,对她动手动脚。她只是碍于父母一辈的情面,一直没有闹太僵。她很想以前有我在身边的日子,时刻能给她安全感。
我苦笑着把信收好,我现在这副德性,有何脸面去见她。跟王文豪相比,我几乎一无是处。我必须振作起来,重新做人。
在给陆潇回信后,我再也没进过赌场。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主动打听到陆潇的学校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劝我改邪归正。“心病还得心药医”,母亲逐渐明白,只有陆潇才能挽救我。
但欠的上万外债,终究是要还的。短短三年,在我们县城,凡是跟我沾亲带故的,甭管亲戚乡邻还是同学朋友,都被我借了个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众人艳羡的天之骄子,到人人鄙夷的过街老鼠,一时间,我成了大街小巷热议的风云人物,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我白天不敢出门,只有晚上没人时,才敢戴顶帽子遮住脸面,翻过院里的土墙,偷偷从没人的野地里出村,在外面躲几天。
年关将至,讨债的人蜂拥上门,有的哭天抹泪,有的叫嚣着要去报案,到法院起诉我,还有些一起赌过的牌友甚至堵在门口扬言:
“再不还钱,就把你们家房子给烧了!”
母亲不得已,把她年轻时的金银首饰全都变卖,还给了这些赌徒。剩下的债,只能等慢慢攒了钱再还。每次晚上偷摸着回到家,我都羞愧难当得跟母亲说:
“我以后不在这里待了。他们上门讨债时,就说我刚离家出走,已经断绝了父子母子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我自己欠的债,你们不用再帮我还,让他们以后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