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同虫子一块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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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见到它时，它已经死去多时了，尸体留在离窗台沿儿几厘米的地方，四脚朝天，紧紧蜷缩着。
早饭时，母亲的一个病友打来电话，说另一个病友去世了，凌晨的时候走的。我偷偷瞥了母亲一眼，母亲神色平静，眼里未泛着亮光。
“是说前两天打她电话没人接，发微信也不回，打她家老陈哥的电话也是，还说出了什么事…哦，怪不得…走了啊……”
母亲说道，
“那我们过两天抽个时间去看下吧，姚姐…嗯嗯，好的…好，再见……”
挂断了电话，母亲还在那儿自言自语，我吃完早饭就走开了。
昨夜，我打着台灯伏案写东西时，“嘭”地一声，什么东西撞到了纱窗上，夜黑了，我抬头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就又埋头掣笔。等过了一阵忘我，忽地抬头，望见一只蚕豆大的甲虫抓在纱窗上，爬得很高了。这纱窗与窗户本有一指宽的间隙，后来用海绵将它堵住，因长度不够，便在顶端留下一缺口，这甲虫现在分明是朝着那缺口爬去——进来可就麻烦了。我拉开抽屉拿出了火机。我一向用火来对付这些小虫子，像家里偶尔出现的蜘蛛，蟑螂，均被我用那明晃晃的橘色夺去了生命。我瞄准它，“嗒”，打燃了火机。甲虫应声掉落，“啪”地一声砸在了窗户的边框上，近乎黑色的甲虫在夜色下与深色的边框几乎融为一体。我寻它不见，又无心拉开纱窗仔细找寻一番，我怕蚊子趁机飞进来。我最恼蚊子，故回到了桌前。不一会儿，我又看见了它，位置没先前高了，不到纱窗一半的高度，于是我又拿起了火机。“嗒”，它再次应声落下。这一次，我发现了它，肚皮朝上，四肢不停地蹬踹着。我一下起了怜悯，算了，放你一马吧。我没再管它。
今早醒来，一拉开窗帘，我一眼便瞥见了它——一只深褐色的甲虫，仰面朝天，躺在窗台上，身子蜷得很紧，似乎感受不到重量，好像一个鼻息便能将它吹飞。
它竟没能活下来。
我的手上又添了一条性命。
两年前的冬天，独自在寝室的我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票买了没有，“买了，过几天的票。”“哦好…那个…你妈妈得癌症了……”我一下愣住，“宫颈癌…刚做完手术，把子宫都切除了……”“哦，哦”我木然地回答着，声音连我自己也听不见，“行嘛，你路上注意安全。”挂断了电话，我的眼前一下子模糊。我知道癌症是很厉害的病，能取人性命的病。我随即拨打了母亲的电话——“喂，宽”“妈！”在听到母亲的声音后，我的眼泪喷涌而出，抑止不住地哭了起来。母亲哭了。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她生病期间唯一一次哭，得知诊断时没有哭，后期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时也没有哭。我庆幸那天房间内就我一个人，老天特意留了个空屋子给我哭泣，好让我那可怜的自尊得以保存。
我常常在说到激动处，眼眶一下子湿润，止不住地声音颤抖起来，这不争气的眼泪想来也是遗传母亲。母亲是个感性的人，眼泪来得容易，在许多次与父亲的争吵中败下阵来，眼里盈着泪水，抽噎着。我讨厌母亲这样子，却对母亲的委屈感同身受。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惦挂着母亲。
我见到了母亲。
母亲躺在病床上，不厚的被子盖在身上没有多少起伏，手上插着一根管子，顺着看上去分别连着一黄一无色的两瓶药。这样的药一天要注射四瓶。母亲的手背上被针扎得全是窟窿，留下密密麻麻的黑点。
“受不了哦，手都被扎烂了。”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摧残，后来便换上了留置针，一头扎在皮肉里，另一头用胶布固定在皮肤上，使用时注射到接收器内即可。
医院里，人声嘈杂，来往的病人脸上没有多少难色，反都挂着淡然的神情，主动与病友打招呼，攀谈的不在少数。她们的打扮大都相似，常见的是，短发的，戴帽子的，多是毛线帽，也少有不戴帽子的，露出淡青色，圆溜溜的头皮，像极了庵里的尼姑。护士在各个房间穿来穿去，有的端着托盘，有的推着小车，上面都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子，还有各式器材和病历。她们大多身形消瘦，个子矮小，看样子年龄与我相仿。
我向来讨厌，避讳并害怕医院这个地方，一是小时候打针留下的阴影余威犹存，二是衰败，病痛，残缺在病人身上的显现总让我心生惊悸，不忍直视。
护士进来了。
秦阿姨，换药了。说着摘下两个空瘪的瓶子换上两瓶满满的药水。
那一年冬天，母亲几乎在医院里度过。过年那天，我早早地到了医院去接母亲回家，往日嘈杂的医院一下冷清，许多病人提前两三天就回了家，还有几位路远，病情严重的只能留在医院，身边围着三两至亲，就在病房里过年了。
过完冬天我就回去上学了，期间母亲的情况我了解得很少 。
我再见到母亲时，是在奶奶家，昏暗的房间转出一团黑影。母亲戴着帽子，七月的天，仍穿着厚实的毛线衣，可我能分明感受到瑟缩在这宽大衣服背后，与之不相称的躯体。我开了灯，母亲的脸上并没有增色多少，阴惨惨的，纤细的双手从袖口里伸出来，像枯萎的茎干。眼前的人与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干尸形象并无两样，无非是睁开了眼，同时散发出摄人的衰弱气息。
人竟能成这副模样。
母亲仍常住在医院。医院里还是老样子，不过已换了一批新的病人，母亲将我介绍给她的新病友，同样的，我的嘴里又多喊出了几位姓王姓李的阿姨。
“诶，你晓得不，隔壁房的，个子矮矮的短头发，做哦一次大化就跑哦，受不了那个痛。”“那个李姐，又来哦，出院才多久嘛，又复发哦，现在有点恼火。”
在许多次母亲和她们的谈话中，我或多或少对她们的病情有所了解，在这些对话中，我听到两三个人已经死去。在这里，人们谈论病痛和死亡就像讨论早饭晚饭样平常。死亡在这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妈，大化是什么；就是化疗，药要重一点。母亲答道。
放化疗很痛，母亲说，身上像着火一样。
母亲静静地躺着，在雪白被子没有遮挡的地方露出了黢黑的肢体。母亲黑极了，像一只被烧焦的虫子。那些被我判了死刑的虫子，在火焰的燎烤下噼啪作响，脚疯狂地挥舞着，像要抓住什么，接着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焦糊味，没几下便停止了挣扎，尸体蒙上了一层炭黑。放化疗想必也如同烈火般在母亲的身体里燃烧，昼夜不停，烧干了血液，烧焦了皮肉，将母亲炙烤成一截枯黑的木炭。母亲是否也像那些虫子样痛苦地挣扎，发出无声的撕喊。
母亲最瘆人的样子我没见到。
“你妈妈那时候才黑呦，像块炭一样…比现在还黑……你爸爸看了心疼诶，好几次要哭出来。”爷爷说。
然而，很多人没能挺过来，没捱到那火焰熄灭就咽了气，有的疼得受不了，就放弃了；有的被燃尽，只剩下点点火星，风一扫，亮一下，又灭了大片。
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只虫子，像那些被我杀害的昆虫，蝼蚁样，被更高文明的“人”玩弄着生死。在他们面前，人和虫子没什么两样。
母亲后来结束了治疗，在家疗养，放疗给母亲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其中一个是常常憋不住尿，从客厅到厕所的短短距离也憋不住。白天在客厅放上一个尿盆，夜里睡觉时就在床边也放上一个。方便时难免有几滴溅在外面，未能及时擦干净，吃饭在客厅，有时闻着一股尿骚味儿，我不禁皱起眉头，作出嫌弃模样，赌气似的搬着板凳挪远了一点，弄得母亲也脸红起来，对父亲说——你看，儿子闻到味道哦，不高兴了。之后回想起来，我都感到深深地自责。那时候，母亲几乎不出门，整日整夜地睡，像是累极了，醒来后就安静地看着电视，在家待得闷了就下楼去找奶奶聊天。母亲俨然成了一位老人，衰老得比奶奶还厉害，细细的脖子从衣领处伸出来，脸上的皮肤可以细致地雕刻出头骨的形状。
那会儿，母亲常戴着帽子，只有睡觉和偶尔擦洗时才脱掉，当我在场时，母亲脱掉帽子总是显出一丝迟疑，似乎要拿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母亲露出了光秃秃的头顶，就像我在医院看到的那些病人样，没了头发，仔细一瞧，寥寥几根婴儿胎发样的绒毛软绵地立着，和母亲一样无力。我早就料想过这帽子下的情形，可当它真实出现时，仍深深刺痛着我。我害怕看到母亲这样子，总是掉转头不去看她。
后来母亲渐渐康复，枯黑干紧的皮肤圆润饱满起来，周身的黑色被浮起的肉色洗涤净，各种毛病开始减轻直至消失，头发也长了起来，不过头顶仍像撒过面粉样花白的。母亲在家里摘掉了帽子，不过出门仍一定戴着。
母亲没有抱怨过老天对她的不公，让她患了癌症，只是平时身体硬朗的她没想到自己会得这种病。“哎呀，都是命…反正我开开心心地过，其它的老天爷说了算。”不知母亲是自我安慰还是真的看开了。
“呦，你又长胖了诶，”有段日子没见的朋友再见到母亲时说，“诶，好像又胖了点。”母亲答道，“你底子好，心态也好，肯定恢复得快。”
恢复到大概时，母亲就常跑出去玩，留下我和父亲在爷爷家搭伙儿。
“你妈妈也不嫌累，跑来跑去的。”奶奶说，
“让她玩，使劲玩！你妈妈前段时间遭罪哦，让她好好玩现在。”爷爷在一旁支持道。爷爷常这样对我们说。
母亲成功逃过了一劫。
而这只可怜的甲虫呢，偏偏遇上我这么个残酷无情的人，送了性命…虫子啊，你若没撞到纱窗上，你仍会肆意翱翔，自由自在，可是谁能料到，坚硬甲壳下的生命竟如此脆弱，经不起两次烧伤后的跌落…我离开后，它又苦苦挣扎了多久……临死前，它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爬了一尺远，耗尽了全部气力，倒下了，可再往前爬两步，就会掉下重重跌落在地上，一命呜呼。死亡在它身上已经降临，怎么样也躲不掉了。这一夜，人同虫子一块死去。
你我这一辈子又能经受得住几次命运的炙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