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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手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研究大明

2017-10-10  本文已影响908人  一篇读罢
图1-史家顾诚

拜读《南明史》之前,我只听过诗人顾城。

读完《南明史》之后,我才知道史家顾诚。


图2-诗人顾城的《一代人》

诗人顾城困在自己思维的城堡让我生畏,而史家顾诚却用诚恳的著作引我入彀。说来奇怪,现实中不相干的两个人,在我的思想里却胶合在一起。诗人顾城的《一代人》作于1979年,喻指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史家顾诚的研究便是在文革岁月中开展。如果说诗人顾城的光明还停留在文学意象上,那么史家顾诚的研究具体到明朝。可以说,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对刚刚过去的时代进行反思,因而,我借用诗人顾城的诗句来描绘史家顾诚的研究。


1978年发表的论文《李岩质疑》,是顾诚的成名作。在此之前,他还被同事讥为业余,在此之后,他蜚声海内。要说明这篇论文的意义,需要了解另一篇名作-《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明史研究取向。甲申,特指公元1644年,甲申三百年,即1944年。郭沫若在1944年写的这篇文章中,名义上祭奠明朝,实际上以明廷喻国民党,并将李自成失败归结于他不用李岩之策。李自成指谁,不言自明。这篇政治倾向性极强的文章奠定了解放后明末历史研究的基调。而顾诚的《李岩质疑》从史源上,将《甲申三百年祭》的论点釜底抽薪,用严谨确实的史料指出压根不存在李岩这个人。这无疑是一颗炸弹,把之前的种种论点炸的粉碎。在史学研究风向上,《李岩质疑》更是一次把明史研究拉回到学术领域的成功尝试。


图3-明末农民战争史

其后几年,他发表多篇明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写成《明末农民战争史》。(图3)他在本书自序中列举了十条超越前人的地方。前人指谁?我认为有二,一是指李文治的《晚明民变》,二是指姚雪垠的《李自成》。前者有明确出处可查,后者是我臆测。本书超越《晚明民变》的地方主要是史料的辨正与史观的更替。《晚明民变》写于抗战时期,参考资料有限,情有可原。然而,作者仍用传统的昏庸 、腐败来解释明朝的失败,就显得因循乏味。而顾诚则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分析,并具体地分析了明朝剿抚政策的游移及其造成的后果,更有说服力。在对晚明的动乱上,是用较为中性的民变一词,还是用贬义的造反,亦或褒义的起义,这个问题我也难说,暂时搁置。细读顾诚列举的十条,会发现他有暗指,因为《李自成》一书影响巨大,又把李自成说成高迎祥的部下,虽然是小说,但以顾诚正本清源的史家特性,我猜他是批评《李自成》乱改。


此书出版后,顾诚的明史研究拓展了两个方向,一是顺着农民战争的线索,研究南明。二是在写《明末农民战争史》时发现的卫籍及卫所问题。对于后一问题,他仅写了4篇文章,由于他的病逝没有继续扩展(卫所问题,暂不展开)。对于前一问题,他写出了《南明史》。(图4)

图4-南明史

除了考证严谨、纠正错讹,我们还应如何评价这部书?以下是我个人的意见:

1、顾诚的明末研究将晚明农民战争与南明合在一起。钱海岳的《南明史》只写南明。樊树志的《晚明史》只写晚明。二者都是站在明廷的立场来写的。而顾诚是站在民众的立场来写的,民众包括了明廷、农民军和清廷,以时代矛盾而不是明廷衰亡为主线。

2、在对史料的辨析与史事的发覆以及人物的评判上,此书胜过谢国帧的《南明史略》、司徒琳的《南明史》。《南明史略》是史料排比的结果,分析较少。司徒琳《南明史》号称中立,然而在当时汉族的立场上,就是夷夏之变,就是亡天下。顾诚写出了当时的价值判断。

3、在对马列史学的使用上,本书抓住了实事求是的精髓,而南炳文的《南明史》显得教条。

4、在对清廷的批判上,本书指出了民族征服政策造成的破坏,而不像魏斐德《清朝开国史》那样以清廷胜利为标准。

综上,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当今明末研究的最高成果,虽然他在史观和叙述上还有明显时代痕迹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回溯顾诚先生的成长和治学历程。

顾诚先生1957年考上北师大,1961年毕业留校。之后在白寿彝的分配下,研究明史。迫于时代压力,便把自己抄写的资料扔掉,也因为时代因素,他留下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资料,这是时代所允许的红线。

在黑夜中,只能研究这个,可以说是时代决定了他研究方向。他则用自己的最大能力把时代允许的研究方向做到了极致。他无法摆脱官方史学的影响,只能把求真的精神贯注到具体史事的考证上。(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

当我们为他的考证拍手称快、为他的发覆暗暗称奇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他在熬夜、喝浓茶、抽烟、失眠、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常说治史不易,没有这些毅力与坚持,写不出这样传世的作品。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在他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史家求真的精神,也是史学研究永恒的魅力。


图5-顾诚作品系列

我在温州图书馆读完《南明史》后,看到书脊上的出版社,不禁笑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研究大明。

现在研究大明的著作,却被光明出版社出版。

似乎又回到了原诗“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仅仅是巧合呢?还是冥冥中注定?


附记:我因听袁腾飞讲座方知温州图书馆有籀园讲坛,2014年7月到温州后,在温图读到顾诚《南明史》,大为叹服,遂知治史之难。为叙此因缘,不得不回溯袁腾飞,因有前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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