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两位智者在一问一答间使我获益匪浅，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罗振宇： 你的节目很受欢迎，也有一些争议。这些争议里哪些是你不能接受的？你会对那些非议者说什么？创业带给你的兴奋感多还是挫败感多？具体是什么？

许知远：这跟罗振宇的内心感受很像——被莫名其妙地瞎说时，我一开始也很烦。这对我来说还有个身份转化的问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作家，卡尔维诺说每个作者都应该隐藏在书的背后，因为做了《十三邀》，我就突然进入了大众领域。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正是刚刚过去的这十多年，精英文化迅速瓦解，大众文化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诞生与推广征服了一切，相对小众的、属于人文文化的角落都消失了，受过人文训练的人突然开始面对这样的世界。

罗振宇是个冲浪的人，在2015年我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就是这个印象。2014年、2015年的北京，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冲浪的气氛，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一夜之间，到处都堆满了小黄车、小绿车、小蓝车，到处是快递小哥，一夜之间，周围的朋友都拿到了巨大的风险投资。但这五年里变化非常大，大部分冲浪的人都被拍在了沙滩上，他还在继续着某种意义上的冲浪。

我的感觉是，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冲浪，但大家都被拍在沙滩上时，我还在海边游，从而进入了假装还在冲浪的环节。

是否做对了什么不重要，一切都是运气。为什么我们这么讨厌成功学，成功学看似讲了一个特别强大的故事，“我28岁开始干这个，或者29岁开始干这个，到了30岁突然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故事到了最后，告诉大家是运气在起作用。所以我对成功学老是有这样的一种怀疑，因为你的生活中就是充满了命运对你的安排和某些不可测的东西。

所以你更应该试图抓住一些可以抓住的东西，做你能做的事情，它是倒过来想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你获得的一切真的是你的奋斗所带来的，如果我们都接受自己的意外性、接受命运对我们的安排，我们彼此间关系会好很多——他人不再一定觉得你是必然获得这一切的，你也不会有这样的自得，大家都会进入更放松的状态。我期望的中国社会，正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坦白说，中国社会中的大量需求其实并不是物质需求，都是身份需求——“我想变得跟你不一样，但只有通过消费行为、生产行为才能证明我跟你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创造很多不同的意义系统。

比如你原本是个很浪漫的人，或者是个很有德性的人，很温柔的人，但为什么如今浪漫、德性、温柔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呢？难道一定得是个成功的人才重要吗？或者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才重要吗？这就是我和我们公司很大的使命，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多元价值观带给更多的人，它是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关于非议，我本质上是个很骄傲的人，挫败会带来非常小的影响，但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一个人身上有历史意识、有一个广阔的时空感对于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广阔的时空会安抚你，你眼下受到一点挫败算什么呢，在更广阔的时空里，你能找到很多与之相似的事情。

我在写《青年变革者》第二卷的时候，写到康有为与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上海报刊界里那些原本支持维新的人口径全变了，所有的报纸都在非议康梁。孙文就更不用说了，永远处于被诋毁的状态，接受了非常多的攻击，但历史不会记住这一面的，它们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个人建立起广阔的时空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