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鸡记者!
图丨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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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2013年7月开始,全国打击假记者的呼声越来越大,类似《来了媒体不用怕,教你交战假记者》、《五步骤简单教你识别假记者证》的帖子层出不穷,颇受欢迎。
是的,一般情况下真记者(尤其小城市纸媒)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风光驾到”,他们负责“宣传”;而假记者更多则擅长“摸黑前行”、分分钟“爆料”,逼着你“合作”或“赞助”。
我曾经就是那个人人喊打的“假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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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大学刚刚毕业的我来到A城,这个因煤炭、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而“一夜暴富”的城市,到处都充斥着闪闪发亮的商机。有经商就需要“宣传”,而在网络还不那么发达的这个小城市里,传统媒体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
我去应聘一家民办报刊的平面设计,不会“方正飞腾”的我,瞬间被淘汰出局。
临走前,阴差阳错地,我被边上同时在进行的记者面试深深吸引,觉得“去挖掘事物背后的原因”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于是,我没规没矩地坐在面试官面前,充满激情地表达了自己对记者职业的崇高敬仰之情,并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对生活中类似“盲道被占用”等不当行为的批判。
就这样,平面设计专业的我,被“不拘泥程序”的主编老师录用为“实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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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报社全员(10名采编人员,3位投递员,2位版面设计,1名主编)开会时,会显得格外拥挤。但这丝毫不影响采编人员在一起讨论“报刊选题”的高涨热情。
我们商量每个节日的应景专题、每周的舆论监督对象、以及市区建设方面的安全隐患等,怀着忧国忧民的新闻理想,或慷慨激昂,或唇枪舌剑。
在这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里,我们为整座城市的建设“出谋划策”!
每周,主编会在例会上对所有采编人员进行培训,讲解《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上的精彩范文。
同时还对自家刊物上周刊发的稿件,从选题、取材到文字掌控进行逐一点评,利用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的“群众反响”为稿件打出分值,这“分值”既关乎此篇文章稿费的高低,也关乎采写者的“脸面”。
主编是个有文采、又很“粗野”的人,开心时他会夸你“写得有才,很有影响力”,烦躁时他则会因为一个错别字指着你的鼻子骂娘。
那时候,我们虽然人手一本“假证件”,但仍然理直气壮地认为,只要是为了市民该知道的真相,“证件”只是一块无足轻重的“敲门砖”。
那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年轻那么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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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货”的快乐,就在于“价值被实现”!
实习期间,我跟着跑“政法线”的记者老秦,我们靠着手上那本高仿版记者证,获得了最大的通行权力,堂而皇之地出入区政府各个管理部门,敲开领导的门,口口声声地为各种舆论事件讨要说法,就像是个伸张正义的“英雄”!
2011年国庆节前,我终于“转正”了,稿子出现在头版的次数越来越多,工资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我选择放弃“政法线”,转战喜欢的“民生版块”,因为我想深入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里去。
我动手采编的第一篇稿子是《他们叫醒城市:清洁工的“365”天》。
为了稿件的真实立体,我跟不同工种的清洁工交流——垃圾山清理员、街道清洁工、厕所掏粪工等,关注他们的状态——他们工作量大,待遇低,且没有任何医疗及养老保障。
尽管我自己也没有五险一金,却在文稿里一次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呼吁,期待他们可以给予基层工作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像以往一样,稿件虽然刊登在我们报刊的头版头条,却未曾得到任何人的应答。我一时觉得自己很可笑,可能这些日理万机的领导们,从来都不曾知道这份报刊的存在。
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的整个“假记者生涯”突然焕发了无与伦比的光彩。
清洁工稿子发出一个月后,我被街边的一位清洁工拦住,这位我曾经采访的老人,满眼开心地说:“我也不知道你电话,就在这条路上等了你好几天,终于见到你了。女娃子,谢谢你呀,我拿到生活补助了,1000多块钱呢。这是100,你拿着,也买点好吃的,辛苦你了。”
很久以后,我还能记得当时老人恳切的表情和我自己激动的心情,这是媒体独一无二的力量,“使命感”、“价值感”油然而生,尤其对于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我,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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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工学校”争取政策倾斜、曝光“幼儿园入学”乱象、追踪“地沟油”源头……民生版块的3个采编人员,好像尤其喜欢“打黑除恶”。
我们每天从网上观察全国刊物的负面新闻,再像嗅猎物一样,寻找本市出现的类似现象,作为下一个惩治对象。
我们报刊一度很红,是市民争相购买的第一手黑小报,专门披露社会问题。
2011年冬天,猪肉价格暴涨。喜欢冒险,被新闻理想冲昏了头的我,自告奋勇要去追问猪肉暴涨的深层根源。
凌晨2点半,跟着线人去偷拍屠宰场病死猪肉的采买过程,不仅要小心翼翼地躲避里面监管人员的问话,还要想办法了解这些问题猪肉的去向;
进城边村的农户家里询问猪瘟爆发的全过程;
坐拖拉机上山,与猪场的饲养员讨论近几年养猪的状况;
到肉市采访市民的反馈;
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咨询等等。
这篇稿子,我前前后后进行了两周的素材采集,怀揣着一颗热忱的心,让稿件中的每句话言之有物、切实可信,力求还原市区猪肉的来龙去脉。
《市区猪肉问题调查》刚一出炉,我激动地等着市民的回音,却没想到先等来了一纸诏令——70%的未销售报刊被责令召回,原因是“容易引起居民不必要的猜测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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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报社总编是一位正直的充斥着新闻理想的中年大叔。直到2012年元月,总编志得意满地讲:“前几天,我跟高编辑出了趟门,给大家‘搞’回来了过节费。大家一年都辛苦了,散会后去会计那里领奖金。”
欢乐的气氛结束后,我从几位老编辑眼中的笑意读出,这份过节费来源不简单。
几经八卦,才知道总编为了报社全员的工资,已经发愁很久。因为广告盈利有限,总编在垫付了近半年的员工工资后,决定铤而走险,去矿区“敲”一笔。
在山里一个新开不久的矿区附近潜伏一周后,他和高编辑拿着照片、录音等证据,找到了矿区老板。在记者证和证据双管齐下的进攻中,矿区老板献上了数额不清的封口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总编第一次捞外快,却预感到,报社的性质,或许要发生变化了。
果不其然,2012年的第一次专题会后,采编人员被一一单独约谈。
总编语气亲切地肯定了我入职后的表现,并询问了我春节回家的情况,开始摊牌:“小莫,你是不是不喜欢钱?”
“额,不是啊。”我在领导面前一向腼腆。
“那你为什么不拉广告呢?咱们报社又不只是黑小报,你完全可以凭借之前的渠道,去拉点赞助费嘛。”
“总编,我嘴笨,不会拉客户。”
“别做民生版了,到宣传版块吧,多跟企业领导打打交道,慢慢就学会了。”说这句话时,主编有恨铁不成钢的眼神飘过。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进行人物采访,企业家、致富带头人、新产业代表及监管部门的个别领导,听他们讲奋斗史,看他们写字、画画、玩古董炫耀生活,每次还得在文末加上一长段对其企业、产品、管理理念等的大肆吹捧。
我变得圆滑、世故,阿谀奉承的话信手拈来,还会随着主编出入酒局和娱乐场所,喝酒、掷色子、K歌等项目也变得样样拿手。
不到半年,我尝到了其中的甜头,比起写苦哈哈的民生稿件,歌功颂德的话更容易脱口而出,手中的笔、纸上的铅字,变成了这些商界、政界翘楚们赞助报社的广告费,也变成了我的广告提成,少则三五百,多则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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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大概是2013年4月,“民生版块”突然被切掉了,原因是广告版面增加,必须有一个“非盈利”版块做出让步,而且“民生板块”还容易惹事儿。
自此,我们的“黑小报”彻底变成了“宣传栏”。
同年,我离开了报社。
原因么,一个是拿钱的时候挺爽,但偶尔想起来入行时的初衷,又觉得这不是个长久的事儿;二是,全国打击假记者的呼声越来越大,风紧扯呼~
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如果那时不是迫于各种压力,离开了那个行当,到如今我会成为什么样?
作为一个“假记者”,我在风雨里奔跑的两年,看到了行业的一些怪象:我看到自己最初撰稿时的激情澎湃和正义十足,也看到新闻与金钱混淆时的虚妄错乱。
我不知道,一个考取了“记者证”的正牌记者究竟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但有一个“假记者”的新闻理想,也曾“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