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化情结

历史散文是兴起于上世纪末的散文书写形式，21世纪后有所降温，作为散文书写形式已保留下来。其书写内容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回望，从文化古迹或古代文化名人的故事里寻找灵魂的安慰。因为现代化的到来而产生的困惑迫切需要廓清，转身与传统文化拥抱，使历史散文彰显着浓烈的传统文化情结。人类通过历史之镜照见现在与将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灵魂的“褶子”需要有历史的镜像及语言的呈现。维特根斯坦说：“在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身体而却并没有身体的地方，我们就会说，那儿有一个精神”散文是一种通过写人叙事描绘景物陈述感受抒发情感作为“暗示”的“身体”，却实际上不在于“身体”的意义本身的文体。散文的意义在于“那儿有一个精神”。而这个“精神”，小则作为个体心灵、人格追求的展示，大则是民族、国家千百年来赖以生存而积淀下来的精神衍生物。

历史散文扮演着一个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使者，试图通过散文的形式连通现代与古代，其传统文化情结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对士人文化遗风的回望与追恋

  历史散文中体现着对士人文化遗风的追恋，古代士人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被书写得淋漓尽致，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两汉的众多人物：孔子――《黑暗王国里的一枚残烛》，孟子――《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屈原――《屈原，无路可走》，贾谊――《贾谊，没有席位的发言》等等，都在鲍朋山的“再读圣贤”系列散文中现身。两汉以后至宋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也不断地被书写，如李白，王充闾《两个李白》，刘长春《寻找李白》。如苏轼，余秋雨《苏东坡逃亡》，李国文《苏东坡戒诗》、《苏东坡的最终流放》。夏坚勇的《文章太守》从欧阳修、苏东坡、白居易写到范仲淹、刘禹锡、辛弃疾、杜牧、韦应物。――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故事，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留下的印迹之深、文化价值之大，是造成其书写价值永存的重要原因。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更能够呈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因为散文是一种“最不拘形式，最率性自由，最见真性情，最有真知灼见，最敢说真话，……”的文体。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士人文化，是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士人阶层原本是旧的社会秩序瓦解的产物，所以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无序的社会复归于有序。诸子百家都是应运而生的社会医生，其共同目标是为生病的社会治疗，他们的根本区别只是药方不同。……士人阶层的存在意义不在于他们占有着知识话语权，而在于他们占有的知识刚好可以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使双方都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代言人。这些都只有儒家才能做到，这就是说，只有儒家之学可以使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这从儒家言论可以看出：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秦伯》）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滕文公下》）

士人阶层能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共同认可，利用王权并实际操纵王权，是因士人阶层“与统治者阶层相比，他们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就是说，他们具有可贵的乌托邦精神，而统治者却只是关心统治的稳固性。与一般的庶民相比，他们的确是先知先觉――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境遇有清醒的理解，并且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与行动策略，而庶民则始终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他们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命脉，他们塑造了民族的性格，他们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马克斯・韦伯指出：“2000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至今（指20世纪初――引者）仍然如此。虽然他们的支配地位曾经中断，也经常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是总会复苏，并且进一步扩张。……他们接受过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是基于这种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这样的事实与评价，使中国文人对早已逝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追忆从未停止过，对曾经辉煌过的至今仍然萦绕的中国士人精神气质充满怀念之情。散文家王充闾说：“……解读李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的宏伟抱负、从政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欣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龚自珍说，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的。” 　　

二、寻求精神“归隐”的无奈与渴望

对中国古代“归隐文人”的现代解读，他们的归隐本质是大致相同的：与社会政治状况及统治者关系的难以调和。如真“隐”大“隐”的淘渊明，无奈之“隐”或顺势而“隐”的如王维，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隐于市”的柳永……在历史散文作者们看来，古代文人的归隐，不仅在于“隐”的含义，而在于“归”的意义。“隐”原本是无奈之举，只有当社会不安定或遭遇不公时，以儒家“入世”思想为行为准则的中国文人才会走向“隐”。而“归”则不仅是归于“山水”，而是归于自我的心灵与平静。王、柳、欧、苏都有过因贬谪而顺势的“隐”和“归”。这给予他们拥抱自然、梳理心灵的时间和空间，成为历经灾难和痛苦后的精神升华。古代名士的故事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借以作为精神安慰的参照系。朱以撒在《一只远离网罗的飞鸟》中写道：“我一直不愿把淘渊明视为归隐诗人，我称他为归田诗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真正的归隐是不为人知的。倘若真的隐士，还有谁知道淘渊明这个人呢？隐士都是自生自灭，终其一生如花开花落了无生息。……淘渊明不是隐士，只是归于田园的劳动者，官场少了一个官吏，田间多了一个农夫。” 梁衡《读柳永》中写道：呜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如各其志，人各其才，人各其时，人各其用，无大无小，贵贱无分。只有其心不死，才得其用，时不我失，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历史散文还钟情于对魏晋文人的书写，李国文《诗人的感觉误区》、《闲话建安七子》、《文学的魏晋》；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和李国文的《嵇中散之死》都是写魏晋名士嵇康的。竹林七贤、阮籍和嵇康们的故事也是当代文人们久写不衰的内容，也有其内在而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其一，从汉末始至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社会较为黑暗和纷乱的时代，宗室的争斗、权阀的野心，不断引起的杀戮。士人的言说是极不自由和不自然的，稍不注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为超脱于黑暗政治之外，他们将视野转向玄学，转向山水。“玄学本是超世的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观。”“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对自然山水的追求不仅是逃避和转移，更是不愿同流合污的对更高境界的追求的特殊表述。从政治上的不合作到玄学的寄托再到对自然生命本体意义的发现，面对黑暗现实，古代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肉体上的后退、行为上的避让，其实是其思想在思维方式上的巧妙自卫，是捍卫精神领地的谋略与表现。这正是今天重新解读的意义所在。

其二，重新解读是建立在对当下社会矛盾产生的困惑与不调和基础上的。遇到困惑时，古代文人拥有比现代文人更宽阔的释放空间，淘潜可以彻底地把自己变成农民；刘伶可以“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嵇康可以去打铁；王禹可以去“黄州新建小竹楼”；李白可以四处悠游斗酒诗百篇……古代文人在政治上的避让，或“归”或“隐”并能产生别一种成就：刘禹锡有《陋室铭》为证；柳宗元写下了“永州八记”；欧阳修沉浸在《醉翁亭记》中；苏东坡还可以泛游于《赤壁赋》里……但是现代人呢？现代社会不仅是因为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空间让失意的文人无从去“归隐”，更因为现代化到来的同时，人对于技术和工具的强烈依赖，作为独立的自由的“人”的丧失，很难脱离由现代科技所营造的生活格局和生活方式。因而“回归”只是停留在想象和向往中的乌托邦。“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的更紧。”现代人只能依靠旅行，到古代名士故事发生的地方去，到自然山水间去“走走”、“看看”、“摸摸”、“想想”，产生感受，以寻找精神寄托。到历史中、文字中，到古代士人的故事中去寻找，在文字书写的同时求得释放。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散文的书写过程和书写内容里总是在“文化现场”、在“路上”、在“回忆”、在“想象”，回忆自己曾经的“寻找”和“抚摸”，在历史文化“现场”的所见所闻，对精神沉积物的寻找和对历史遗迹的抚摸，想象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以照见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

三、“达则兼济、穷则自善”的表白与再阐释

中国历史的起伏多变，儒家“达则兼济，穷则自善”、“修、齐、治、平”观念的根深蒂固。经过汉儒――宋儒――清儒几代学者的努力，儒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治学为人的思想寄托，是文人乌托邦精神的集中体现。

“达则兼济、穷则自善”的表白与再阐释在历史散文的书写内容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建树，一类是文化方面的作为。“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从古至今文人的共同理想，不得仕则于学问上有所建树亦不失为另一种成功，“圣人立德，智者立言”。而两者兼具则是人生的至高追求。前一类内容的书写如余秋雨的《都江堰》，林非的《浩气长存》、《询问司马迁》、《汨罗江边》，梁衡的《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读韩愈》、《把栏杆拍遍》、《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夏坚勇的《东林悲风》、《文章太守》等。

苏东坡所想到的命题，也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终身为之魂牵梦萦的，这个命题叫做济沧生，中国的士大夫们有一个很不错的传统，即把儒家的用世之志与道家的旷达精神结合得较好。……从屈原到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几乎概莫能外。……这就难怪另一位“文章太守”范仲淹站在岳阳楼上，发出“进亦忧，退亦忧”的感慨，并把这归结为一种“古仁人之心”。生死以之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国文人普遍而独特的精神图谱。（夏坚勇《文章太守》）

正如作者所言，“苏东坡的命题”，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题”。作者试图通过苏轼的故事描述以呈现“中国文人普遍而独特的精神图谱”。自古中国文人于社会立足的传统模式：进则亲近政治，退则背靠文化，不能建功立业便以文章千古青史留名。然而改革开放的到来，现代化的飞速发展，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知识分子必须要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失恋”，还有“文化失恋”。当崇高庄严被解构，精英归于平凡，高雅被消解，审美趋向于日常化游戏时，对文化传统的回首和依恋就不难理解了。  　　余秋雨的《洞庭一角》、林非的《岳阳楼远眺》和梁衡的《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都是写范仲淹。对范仲淹的书写都离不开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不约而同的叙述与倾诉其实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生理想的散文式阐释，是范仲淹道出了中国文人的心声。

后一类内容的书写，如余秋雨的《柳侯祠》、《千内庭院》，王充闾的《终古凝眉》，朱以撒的《一个人的时代》，梁衡的《读柳永》、《读韩愈》、《觅渡、觅渡、渡何处？》，林非的《寒山寺钟声》，卞毓方的《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煌煌上庠》等。其中历史人物皆是以文化艺术成就而留名后世，如《终古凝眉》中的李清照，《一个人的时代》中的杨凝式，《寒山寺钟声》里的张继等等。还有对现代文化人物的书写，如《煌煌上庠》写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觅渡、觅渡、渡何处？》写瞿秋白作为文化人的坦荡胸怀，《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写的是马寅初和梁漱溟两位“儒者”超越时空的大智慧和高风亮节。写作者借其历经传达自己的心声，是历史散文写作的重要功能之一。退守最后的文化领地并希望有所成就，是中国文人生命中最后的价值实现和人格实现。

历史散文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是其文体特征所决定的。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历史散文也因此而发挥着作用。现代科技的双刃剑需要有文化产品的制衡，“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文化对现代经济和科技的支撑。有了深度文化的支撑，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就可能沿着有意于人的方向发展。……深度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相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人文的品格。……深度文化不是抹煞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介入。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而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历史散文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历史散文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存在继续生长的空间。其存在的不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