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到最后的，都是有境界的
在西方，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大卫霍金斯将人的“能量级别”划分为十七个档次，最低是“羞愧”，中等是“勇气”，最高是“开悟”。从勇气往下都是一些恐惧、抱怨、愤怒、骄傲等负能量；从勇气往上皆是一些宽容、仁爱、喜悦、平和等正能量。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些能量级别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生境界”，其最高境界就是佛家所谓的“开悟”。
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古时候，教书先生的第一堂课往往会说：禽兽之属，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以避风雨，唯不能读书，故终不如人。首先要将人和畜牲区别开来，人之所以为人，乃能读书明理，求道悟真，克念作圣耳。
中国人自古最怕被骂“畜牲”，没有比这两个字骂人更狠了。当然，现在不同了，一者受西方观念影响，觉得人本来就是“畜牲”的一种，什么“人是万物之灵”都是中国人的自以为是；二者当今社会诱惑太大，价值观随之混乱，故而很多人不再注重修为，真把自己当“畜牲”使，并且乐此不疲，谓之“活得真实”。
当然，存在即是合理，我们都应该表示尊重。这里就不浪费口舌谈怎么做畜牲了，因为那玩意儿太过本能，不学都会。但做人就不简单了，所谓“从善如崩，从恶如登”，不下点功夫修炼，一不留神就沦落为畜牲了。故而曾国藩才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其实人生境界的高低，说到底，就是看与禽兽的区别有多大，大到几乎脱离了禽兽形态，那就是圣贤。所以毛ze东评价白求恩便说：白求恩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一个纯粹的人。这里的“低级趣味”，就是指动物本能的那些趋向；所谓的“脱离”是指淡化了这方面的欲求，而追求更高尚的人格。
人与动物有两个最大的共同点：饮食与性欲。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人还有三大动物难以具备的追求：真、善、美。由于对真的追求而产生了科学；对善的追求而产生了哲学；对美的追求而产生了艺术。这三者后来又相辅相成，融会贯通，成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从潜意识中都比较反对过分的“动物行为”，承认人应该有比“食色”更高的精神追求。西方天主教规定的“七宗罪”中，暴食与邪淫即占了俩。中国人更是以淡泊寡欲为高尚，正如孟子所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也就是说一个人倘若欲望（主要指食色）太强，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有人可能会说：欲望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句话完全正确，如果把欲望更多放在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谋幸福，而不是过分的自私自利不是更好吗？欲望分很多种，我想只有降低食色两种欲望，加强追求真善美的欲望，这个社会才不会变成如今这种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类心灵却空前浮躁的局面。
纵观古今中外凡有大成就并能“受后人尊敬”者，多能严于律己。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克兰林在他的“十三项做人原则”中就有“节制”与“贞洁”两条，前者即是节饮食，后者则是控色欲。可见，任何大修为之人，皆于食色二欲倍加警戒，只因其乃人与禽兽最大的分界点。
故而若想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必须首先与禽兽划清界限。有此“上进心”即迈出了成圣成贤的第一步，至于什么时候到达，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总比“破罐子破摔”要好。当然，绝对不要蔑视任何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博爱与宽容也是最大的修为之一。
宋明理学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就是在区分人与禽兽之别。存天理即是人所应当追求的高贵品质，灭人欲即是尽可能减少动物本能的欲望。本来是很正常且应当的言论，却在如今这个物欲泛滥的时代，倍受鄙视。
《了凡四训》中有段话可供参考：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
其中就提到，一个修养很差的人在听到正能量的话，或遇到真正的君子时，反而会心生厌恶，甚至恶意诽谤。当代甚至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刻意造谣，并以讹化讹，污蔑朱熹是“伪君子”。声称朱熹与自己儿媳妇有一腿，并且将两个尼姑纳为小妾，尤其是“朱熹和丽娘”的艳情更是臭名昭著。这种种恶行，连古代的一般百姓都引以为耻，却强加给被誉为“儒家四圣”的朱子身上。能不能稍微动动脑子再幸灾乐祸，别如此道听途说。
诬陷也不打个草稿，朱熹是南宋的大儒，元朝后就被尊为圣人，并以其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明朝的王阳明开始也是学朱熹，后来虽然思想学说有分歧，也是尽量以《朱子晚年定论》来维护朱熹。在古代那种礼法森严的时期，作为儒家的大儒朱熹倘若行径如此恶劣，明清两朝的大思想家们都是傻子吗？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倒被我们当代这帮“聪明人”揭穿了。
当代毁谤朱熹的不轨之徒，其材料大都是根据南宋周密著的《齐东野语》和明朝冯梦龙著的《二刻拍案惊奇》得来。稍微有点文化的都知道，那两本书皆是小说。而且周密本身与朱熹就有些芥蒂，冯梦龙也是根据《齐东野语》所编造的“朱熹污点”，再进行加工而成。即便如此，两个小说版本内容也不尽相同，竟然有人拿此当真，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要想真正了解朱熹，最起码正儿八经的《宋史》得看吧。再退一步讲，朱熹的传记总该看看吧。比如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潜心钻研十载写的《朱子大传》；陈代湘著的《圣心苦雨——朱熹》；余英时著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这些朱熹传记都是经过深入全面研究而写成，哪本书里有过那种龌龊的传言。
即使不相信中国人，也该相信外国人吧。由英国学者卜道成著的《朱熹传》，也是对朱熹的学术与品德推崇备至。当代有些“中国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几乎是“恨之入骨”，只要抓住一点“缺憾”，管他真的假的，刻意放大，恨不得地球人都知道。而对于西方文化，似乎总是扬长避短，长他国志气，灭本国威风，恨不得我国人都全盘西化才好。
在当今这种末法时代，出现什么人都不稀奇。自己是什么人，便把别人都想得跟他一样。所谓“各人因果各人受，个人生死个人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著名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
1.自然境界：顾名思义就是靠本能生活的人，一天到晚忙于生计，为男女饮食犯愁，鸡毛蒜皮的小利都争得你死我活，基本接近于动物性生活。
2.功利境界：这层境界的人最起码有点志向，知道“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在功名之心的促使下，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而努力奋斗。此等境界的人居多，毕竟功名之心，人皆有之，并无可厚非，只要能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可。
3.道德境界：以上两种境界皆是私心居多，到了这层境界，利他之心占据上风。他们活着不再只是为了自己或个别亲朋好友，而是处处替他人着想。对物质生活关心较少，十分注重自身道德素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愿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4.天地境界：这层境界其实就是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处在道德境界的人还必须时刻以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到了天地境界，则私心了无，善恶俱泯，全然一种顺应良知，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境界。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处在天地境界的人，才真正是“活得真实”，因为他们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而当代很多人所谓“活得真实”，其实是一种放纵自然境界与功力境界的状态。因为圣贤是顺着“本性”而随心所欲，而这类人是顺着“习性”肆意妄为。此乃最为要紧处，不可不察也。我辈当有自知之明，切勿被当代不良风气所熏染，以至走入歧途还浑然不觉，自鸣得意，岂不哀哉。
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在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中徘徊；一部分人有心追求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一少部分人实实在在达到了后两种境界。人与人之间不仅会因为志趣不同而产生分歧，更会由于境界不同而互不理解。处在当今这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假如你是一个有心追求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人，应该如何面对前两种境界的刁难呢？其实，孔子已经告诉我们三种解决方案。
1.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理解，我们也别生闷气，这也是一种修为的体现。
2.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就不要有太多废话。不闻不问，不反驳，也不掺和；德不孤，必有邻，这个社会总会有一大帮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无缘之人身上，不如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修养与能力上。
3.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本来是针对“君子”之间和谐相处而言的，不过也可以勉强拿来用用，毕竟谁都不愿做“小人”。我们相信大多数人的言论实际上都是想让社会变得更好，只是见解的角度与深浅不同，但凡不是邪门歪道，不一定要赞同，但必须给予尊重。
关于人的修养层次，明朝大儒吕坤在其著作《呻吟语摘》中把“人才”分为三等资质：深沉厚重，乃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乃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乃第三等资质。我之所以将其拿出来强调，是经过年龄（虽然也不是太大）、阅历、学识的不断增长，越能体会到其中的深厚内涵。
聪明才辩之人之所以列为第三等资质，由于其确实具备一定能力。比如，能言善辩，办事干练，特长突出等，但往往恃才放旷，目中无人，搞不好就容易给自己带来祸害。
老子曾经就警示过孔子：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大概意思是说：一个聪明深察，博学多识的人，却常常遭到困厄，就是因为喜欢议论和揭发别人的缘故。
这种人古代有不少，一般不是被人非议，就是没有好下场，比如战国时的纵横家苏秦、张仪，三国时的弥衡、杨修、孔融等，不可不谓是聪明才辩，但最终大都不得善终。当代也有这样一类狂妄自大之人，却能够肆意横行，稍得偏安，不得不说是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护佑”了他们。
有人甚至会说，这样的人才叫活得真实，有个性；那些不敢乱说话的人，都是一帮唯唯诺诺，畏首畏尾之徒。
口出狂言有什么好得瑟的？不尊重别人就是你的本事了吗？俗话说：贵人语迟。内心越没底气的人，越喜欢与别人争辩。真正有本事的人，斯人不言，言必有中；而且真正能够临危不惧者，往往都是平时气定神闲之人，岂是那帮整天毛毛躁躁之徒所能比拟。
《易经.系辞传下》有一句压轴之言，值得我们反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也就是说：将要背叛的人，言辞就显得惴惴不安，底气不足；对自己的话不够自信的人，言辞就显得散漫枝节，主旨不明；吉祥有福之人，言辞较少；内心浮躁之人，废话很多；诬陷他人之言，显得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说话就没有底气。
这些话我们不一定要死搬硬套，但确实可以作为参考，尤其那句“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实乃古之良鉴。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很多人，好像不说话都能“憋死”。说就说吧，一开口就是“东家长，西家短”，这里挑点毛病，那里找点漏洞，只要跟他价值观不同，都给你猛烈地抨击一番。这种人就是要靠与人争论来打发内心的空虚浮躁，你只要别理他，他立马就找不到存在感了。
这种人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透露出一股浮躁之气。有这股气在，正人君子多被拒之千里之外，留下一帮“同躁之人”互相恭维，陶醉在一种党同伐异的快感之中呶呶度日，庸人自此生矣。古人云：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但凡卓越之人，岂不明斯道矣，当为仁人志士切戒之。
要达到聪明才辩也得经过一番彻骨寒，古时所谓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断粥划齑者，始皆有此志。当然，也必有天赋异禀之人，玩索而有得，达事半功倍之效。正如苏东坡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不管怎么说，聪明才辩者，多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士。既然好不容易达到此等境界，岂能不好生守护。一旦恃才放旷，稍有不慎，便可能坠入歧途，则前功尽弃，《尚书》所谓“满招损”是也。
第二等资质磊落豪雄者，虽不一定有第三等资质者那么有才，但善于将聪明才辩者为己所用。典型的如汉高祖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而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不如韩信；但因为刘邦善于利用此三者，故能成就千秋大业。
磊落豪雄者多是将帅领导之才，他们心胸广大，性格豪爽，善于交际，慷慨好义，乐善好施，故能揽天下英才为己所用。正如曹操所言：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前有刘邦、曹操、刘备、李世民、赵匡胤、成吉思汗等，后有孙zhong山、蒋jie石、毛ze东等，皆磊落豪雄是也。今日之国家领导，大企业家，以及hei社会lao大等，也多是此类人物。磊落豪雄者不一定有高尚的品德，但一定具备宽广的胸怀。所谓胸怀有多大，成就便有多大。
当然，其中的善恶因素，也同样会受到相应的果报。若恶业明显，或不得善终，或死后引人非议。但磊落豪雄之人多是“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并不会在乎这些“繁文缛节”。
深沉厚重者之所以为第一等资质，因其多是修养深厚之人。此类人即使不用说话，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浩然之气，足以化人，如近代的虚云大师，特蕾莎修女等。如果将前两等资质视作“有为”，到了这层境界，即进入“无为”阶段了。孔子所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这种境界必须是长年累月的反躬自省，诚意慎独与道德实践方能达到。这种人的特质主要体现在如如不动的定力和慈悲喜舍的精神，一方面能够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另一方面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深不可测。
这其中最核心的素养就是超强的定力，所谓“才高八斗，不如一定在心”。佛家讲“一心不乱”，道家讲“抱元守一”，儒家讲“虚一而静”，皆为修定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即是要时刻把跑出去的心拉回来，亦为定心守意。
修行修什么？做自己的主人罢了。倘若没有定力，整天被欲望和情绪牵着跑，岂能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么如何修定呢？此处不说大话，直接来点实在的。
外须严守颜子之四勿，所谓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若不严持戒律，整日以放纵为洒脱，内心浮躁不堪却浑然不觉，若甘于此地则罢，倘欲境界提升，于此不可不慎也。
内须时刻提起观照，保持正念，或以念佛收摄此心，或配以打坐调顺其气，总要以“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为要。如此常年累月坚持不懈，虽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必有所长。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亦能善恶俱泯，私心了无，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