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山下（四）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绿弄云烟。雨馀玉笋空中现，月出明月掌上淵。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明.邱浚 《咏五指山》
4、初偿“甜蜜的事业”
初到屯昌糖纸厂，我被安排在技术股工作。主要负责造纸车间的工艺指导。或曰“全面质量管理”。
在屯昌糖纸厂，技术人员并不算少，各行各业加在一起大中专毕业生约有十多名。其中工农兵学员居多。光轻校毕业生就有五六人。华工毕业生有四人，还有一位是中大数力系毕业的以及一些技校生。因为之前屯昌是学大寨的先进县，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人不少，毕业后几乎都集中在县城的那几家小厂里。糖厂是重点接收单位之一。
搞造纸专业的人也不少。包括我在内共有四个人读书时和纸业相关。其中华工毕业的有两人，轻校毕业的有两人。在一个方寸之地内汇集了四位大中专毕业生可谓是人才济济了。
屯昌糖纸厂位于县城的南边，靠近一条叫做洗猪河的地方。旁边是屯昌中学，距离老政府大院不足一公里。距离新的政府大院更近一些。它是县里的纳税大户，号称经委系统的大儿子。再加上那时候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它严然成了一个比较吃香的科级单位。所以县里的领导对它宠爱有加，宠幸它的次数也就多一些。因此它也成了县内权力斗争的角力场。神仙打架的事在那里总是层出不穷。
具体的表现是我到职的那四年间，先后换了五届的厂长。从林工程师到陈政工师，再从黄书记到王付主任。最后又轮到了王工程师。他们象走马灯般的“你唱罢了我登场”。期间的热闹总是让人目不暇接。
尤其是那位高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黄书记却闹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八三年榨季期间的某一天，黄厂长到车间视察工作。恰好机器发生故障，调度室通知各工段停机待命。工人们坐在岗位上吹牛不用交税。见到厂长到来也不起来敬个礼。厂长大人见那么多人在停机吹牛，已是怒不可揭，加上没有人跟他敬礼握手，溜须拍屁更是忍无可忍，便破口大骂了起来。骂完之后亲自动手去起动输送带，结果按动了倒车按钮，造成了输送带上的甘蔗渣统统的掉进了机槽内，真是吓死宝宝了。
他的自作聪明影响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开机时间，成了屯昌糖厂的一个笑话。尔后他还破口大骂技术股的人不作为。为什么停机了也不请示他的同意？他说话时威风凛凛，底气十足。从未想过他会错。
人家调度员行使的正是厂长赋予的指挥权呀，凭什么要事事请示于你呢？你说这个黄书记是不是很牛B也很傻B？
跟着他一起牛B的还有那位继任者王付主任。王付主任和黄书记不是同类项的人。王付主任到任糖厂之前已经是经委的副主任了，大腹便便的他是个无脑的主，喜欢骑牛找牛，有点神经质，一样的瞎指挥。批条子是他的权力爱好。威权是他的卖弄风情。那一年靠着他买卖“甘蔗砍运单”的人大有赚头。他的亲戚朋友都在他的帐前忽悠他，结果是他治下的农务股乱成了一锅粥。再加上生产安全率的下降，甘蔗被晒干在厂里和厂外的不少，创造了出糖率的历史新低。榨季结束后他也被换了，换回了王工程师。至于王工程师的治下我就不说了。说了怕人家拿砖头拍我的脑袋。
这一切都起因于那场震撼全岛的“地方主义”的闹剧。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派争”。派争的结果是误国误民，争来争去也争不出所以然来。反而被打五十大板后走人。然后是县委大院里又来了一批新人。
总言之，在那个厂的干部队伍中，不少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好爸爸”。他们才不管你是黄厂长还是白厂长。反正大家吃的是大锅饭，旱劳保收。东海没鱼走西溪，个个神通广大。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或曰士途升迁。
正因此，我的到来总是有人欢迎有人忧。欢迎我的一般都是失志的外县人，因为有我他们又多了一个同盟军，或者说又多了一张挡箭牌。
不欢迎我的一般都是本地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我的到来无形中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虽然他们嘴里不说，但心里是发毛的。而这一切我都把它当做闲庭信步。
那些年的糖厂，有人为了一个破股长而不遗余力。尤其是华工毕业的那几位难兄难弟。一位是老革会主任的儿子，父亲姓刘，是个离了休的南下干部。父亲在位时他上了大学，父亲退位时他毕业了。官场搏奕基本上没有他的什么事。所以此兄做人比较低调，上班时总是衣长裤白、文质彬彬。一付与世无争的样子，属于“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新月派。因为他父亲的光环还未散尽，没人敢动他半根毫毛。他对我总是客客气气的，河水不犯井水，还算聊得来。
其他两位均当过大队书记，是士途中的风云人物。他俩都是华工校友，硬件一致、旗鼓相当。都知道我是外县人对他们的升迁不会构成威胁。所以初来乍到的我成了他们要争取的同盟军。对我也是客气多多。尤其是与我同行的那位老符。他的年龄比我略小一些，喜欢称我“老林”。上大学之前他是个大队书记，据说他的外婆是黎族人，所以他也享有少数民族的政策。他的优势是背后有一位财政大臣的老丈人为他的士途铺路。但他缺点也比较明显，上班吊儿郎当，一天打鱼两天晒网，群众基础并不太好。所以他的士途只能走上层路线。
和他争锋的那个老张，是个聪明人，紧俟着厂长拍马。为人八面玲珑，说话滔滔不绝，外交上略胜老符一筹。如果不出意外那个股长我看非他莫属。但是此兄比较滑头，人前人后总是见风驶舵，估计暗地里有人会给他使绊。若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好在八三年的下半年糖纸厂分家了，各自成了独立的法人单位。老符和我都是学造纸专业的，自然的分回了纸厂。而老张是学机械的继续留在糖厂，所以他俩的争斗才划上了休止符。不久老张的股长就到手了。
只是老符并没有那么的幸运，分厂后他没有谋来一官半职，反而被我“无心扦柳柳成荫”了。听说我的上位是县委书记亲自点的将。这样的结果非我所料，也非老符所料。因为我不是党员，且实习期尚未结束，应该说不具备当领导的资格。
为什么会是我？难道是新来的书记“不拘一格降人才”？或是我是外县人，新官上任改写历史，让我交上了华盖运？还是我在实习期间的不懈努力换来了“天道酬勤”？我在逐磨着内中的秘密，细细的回顾了我那一年来的点点滴滴。
八月到厂以后，我的身边没有亲人，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我一头扎进了车间里，从制浆到操纸我逐一的与工人们聊天。力争与他们打成一片。从交谈中我得知了纸厂生产的卫生纸又硬又黄，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市场返馈的消息是妇女们用了感觉不适。这是一个涉及到妇女健康的大问题。这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便开始从工艺原理上逐磨其可能造成的成因。
通过理论分析，我发现原来的工艺流程制订得不太合理：用碱过量，蒸煮的时间过长，纸浆得率偏低，洗涤过程也存在问题，然后又是过度的漂白。于是我试图反向的将它改变。而且悄悄的和工人们一起实践。如此工艺原理比较专业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告诉你，经过工艺改进后的结果是：纸张变软了，白度稳定了，成本降低了，工厂开始盈利了，产品供不应求了。于是经委翁主任找我谈话时称我为“专家”了。
其实我的做法是一般的常识问题。我运用的不过就是纤维化学的一些原理而已。并不是什么专家。只不过是当官的比我少懂一点而已。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得益呢？我是不得而知的。
这样一来，最不爽的应该是老符了。虽然他嘴里不说，但内心一定是愤愤不平的。
突然有一天，他来到办公室找我，说是县组织部有一个清理档案的差事需要人手，他想挪一挪位置到那里去一试，希望到时我帮他说说好话。
当时我觉得从政应该是他的专长，而搞技术工作真的并不太适合他。有一次我叫他测量一个损坏了的齿轮并画图送给机械厂去加工，结果是学造纸机械的他竟然算出齿的半径大过轮的半径。当他拿来问我原因时我发现他的数学基础并不好。所以他要从政的想法我是赞成的。后来组织部派来了两位小伙子调查他的情况，我给他点了个赞。估计那两个小子后脚就告诉他我对他的评价了。说实在话，老符此人除了自私之外本质上并不坏。是属于“僧是愚民犹可训”的那一种。他也知道我无意跟他争取那个破厂长，因为我曾告诉他我希望能到海口去安身立业。屯昌只是我的中转站。
其实我一直是个胸无大志的人。从读大学的那天起我就只想学会一技之长，做个安分守己的人。活着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恬静生活便谢天谢地了。用农村人的话来说就是“咱不求吃山猪肉，但求山猪不拱咱家番薯。”便知足常乐了。所以“入党做官”对我没有太大的诱惑力。
读大学时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团支部书记，党支部的张挺然老师曾问我想不想参加组织，我却以条件不够而放弃了申请。同样的事发生在纸厂当上付厂长之后，有一次书记叫我参加党员学习会，我笑着说：“我非党员也”，书记却说“可以申请参加嘛，他来当我的介绍人”，我又对他说：“等我条件够了我再来找你”，就这样我错过两次的入党机会。而老符是一名资深的党员，我能理解他想着当官的焦虑。
老符后来在士途上一路顺风顺水，先是当了镇长、书记，后又当了付县、正县，最后官至海南省监狱管理局的付局长（正处）。退休后享受付厅级待遇，月入过万。有一年我带女儿到司法厅的律政处去实习，偶然遇到了他，那巳经是相隔二十年后的事了，他拉着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又提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些小事。他说当年离开纸厂是他士途中最明智的选择，并感谢我那次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看来他的一生是春风得意的。
而当年跟他争风吃醋的那位老张，在糖厂得意了数年之后便随着糖厂的改制而下岗了。估计现在的他跟我一个样，退休后领取三千元左右的退休金在夕阳下晒晒太阳了吧？所以我曾说过：人生如棋，输赢只差一步，有时过河卒也能偷吃车。
与命好者谈努力你是在自找无趣，与权贵者比命运你是在自取其辱。这一点老张和老符就是很好的例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