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19】》

【19】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的握手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始，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止，领袖一共八次在北京接见了红某兵。有统计说，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千三百多万人。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到处串连，煽风点火，乱揪乱斗，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在八一八之前，大革命还只是中国大地上滚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在八·一八以后，它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了。

那一时辰，时间过了好快，夏天很快过去了，秋天很快过去了。在领袖写信支持支持清华附中的红某兵组织后，红某兵组织就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我也加入了我所在的和平北路小学的一个红某兵组织。红某兵组织的头目叫刘青，他比我大两级，我是四年级他是六年级。他住在地坛北里，后来到地坛中学（北京一四二中学）上学，与留根的岁数一样大。估计他也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了。

最开始的红某兵袖章就是红某兵三个字，红布上印上领袖手书的金黄色的草体字。短短的半年之内，善于动脑筋的中国年轻学生们，当然也包括工厂的工人和农村的贫下中农，把红某兵组织和红某兵袖章玩出了很多花样。红某兵组织就有领袖思想红卫兵，还有领袖主义红卫兵，还有延安兵团和井冈山兵团，还有诸如韶山战斗兵团、全无敌造反兵团等等，不一而足。至于红某兵袖章，那更是花样翻新，琳琅满目。最后的精致程度，不亚于一件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拿起来软软的、摸上去手感很好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光的，从苏杭一带空运过来的红色的丝绸缎子制成的红某兵袖章。此时的袖章已经很宽了，半尺以上的很常见。

于是，从一九六六年秋季开始，九区一号大门涌进去流出来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各式各样的红某兵组成的人流了。他们的着装大体一致。如果父亲或者母亲曾经是军人且参加过一九五九年的授衔活动，那么父辈的黄呢子军装，从帽子到上衣到裤子，再到鞋子甚至皮带，都被拿出来穿在身上。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军装分为三级：一级是元帅服装，那时没人敢穿出来，即便是北京四中的陈某小鲁（陈某毅的儿子），也不能把他父亲的元帅服穿出来；二级是将官和校官的服装即那种流行一时的将校呢，这类服装最受红卫兵们的喜爱，后来北京出现的飞帽子扒衣服，就是多指这类服装；三级是尉级军官的黄色服装，它不是呢子做的却称纹字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斜纹布料。女孩子穿父亲的军装很有气质，但男孩子却不能穿母亲的军装。这似乎成为一种定律，这条定律让女孩子们占了大便宜。

此外，如果父亲母亲没有军旅背景怎么办？于是约定俗成了一身蓝概念，就好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面的郑桐，他与钟跃民不一样，钟跃民的父亲是曾经的军人，有将校呢穿，而郑桐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没有军装穿。于是，郑桐就穿了一身蓝，即蓝制服上衣和蓝裤子，帽子和鞋子没有一定之规。那时的红卫兵，在我的印象中，穿一身蓝的应该是大部分。

于是，九区一号的大门常常出现了兴化西里不曾有过的景象：九区一号的大门就像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黄色衣服和蓝色衣服组成的红卫兵人流车流喷薄而出，散向周边。而兴化西里的红某兵黄色衣服和蓝色衣服组成的人流车流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兴化西里的出口太多了，算起来也不下十个，形成不了壶口瀑布的那种聚拢效应。因此，我经常带我我的俩弟弟，到九区一号门口看人流车流瀑布了。这好像成为我们每天要做的一门功课。想起来实在好笑。

当然，红某兵们屁股底下骑着的自行车也大有讲究，这也是一种标配：黑色，大链套，大转铃，后座银色镀光，座子是黄色牛皮，而且必须是凤凰永久飞鸽这三大品牌的锰钢车，就好像是奔驰宝马和法拉利一样的效应。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是领袖在某篇诗词中说的。我理解不了狂飙两个字，狂飙怎么能落呢？突然间，我在九区一号门口就看到了现实版的狂飙从天落，而且落在了地下，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自行车流。

九区一号有多少老三届学生？谁也没有统计。按照大家惯常的理解，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上初中的学生（初一初二和初三）以及上高中的学生（高一高二和高三），这就是惯常意义的老三届。我们上小学的学生（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还轮不上。我估计九区一号的老三届学生没有五百也有两百。

一九六六年的秋季是的欢乐的季节，是造反的季节，是充满激情高唱《国际歌》的季节。红某兵的穿着是清一色的黄与蓝，左边臂膀上点缀着的红色，那就是红某兵袖章。如果你细看，你还可以看见在他们的胸前，别着各式各样的领袖像章。黄与蓝形成的浪潮与洪流，在北京这个地界上涌过来涌过去，对各个部门和单位的走资派进行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

某天中午我无事，带着俩弟弟到九区一号门口看风景。秋天季节白薯下来了。吃着没有任何转基因没有任何化肥浇灌的白薯，自觉十分香甜。我们的中午饭就是白薯了。于是嘴里吃着白薯，兜里揣着白薯，来到了兴化西里五号楼与二号楼之间的地带。突然间，九区一号大门这个壶口开始释放瀑布了。

就像漫无边际的蝗虫一样，乌泱泱的自行车车流载着人从九区一号大门里向外倾泻出来。人们高声笑骂着，自行车上的大转铃声如声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黄色的蓝色的衣服相交其间。有的自行车没有载人，有的自行车后座载人。这股自行车车流，从九区一号大门里面涌出来后从兴化西里一号楼与四号楼之间穿过，然后顺着马路向东而去。依我目测，这股自行车车流数量应该在五六十辆。据说最多的自行车流可以汇聚一百多辆自行车。要知道，那时候的自行车可是寻常百姓之家的奢侈品呀。

这股自行车流涌向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肯定去造反了，也可能去打架了。那时候，伴随着公检法的瘫痪，北京整个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大乱了。北京西城区发起组织了红卫兵纠察队，大行其道，成了红卫兵各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纠察者和维护者。比照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据说九区一号和化工部大院以及和平里一带的红卫兵也成立起了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东纠）。于是，北京城里四九城起码有两个区成立了红卫兵纠察组织。

然而，狂热的不受拘束的东纠或者西纠，他们后来也成为打架的主体。你想想，别人打群架，你去纠察别人。如果别人不服，要与你打架，你怎么办？因为红卫兵纠察队并不是国家的专政机关，谁也不怕你。你只能用武力征服对方。于是，在一九六六年的秋季和冬季，北京就成为打群架频发的季节。当时名扬遐迩的小混蛋被红卫兵捅死的事，就发生在这个季节。

东纠和西纠与别人打群架，或者两大对立团伙打群架，专用词叫茬架。就好像下战书一样，约好了某一地点和某一时间，双方开战。你可以带各种冷兵器，如果你有机枪大炮等热兵器，那就是你的本事。电影《老炮》和电视剧《血色浪漫》都有此时的经典镜头。

当然，遇到了这类茬架，双方团伙聚拢的人越多越好。于是便一传十，十传百。有时候东纠给西纠站台，有时西纠给东纠助阵。其他类型的茬架双方也是这个样子。人多了，相识率也就增大了。双方布阵，楚河汉界，举着大刀和匕首，手握大板砖，找一个美声大嗓门：哥们儿，怎么茬儿？对面说：你丫对某某某非礼！美声大嗓门这边说：对某某某非礼不可能，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喝二窝头呢！对面的人说：怎么，你们认识某某某？那你们认识不认识另外一个某某某？美声大嗓门这边说：当然了，他是我发小。于是，大家长舒一口气：哎呀，原来是自己人。和了。双方约好，下次有茬架，互为补台。

这是那个时候的茬架路数。红卫兵以及茬架双方的大兵团作战，没有汽车，也不可能靠着两条腿走路。于是，自行车便成为常规运载的交通工具。鉴于茬架之时，人越多和解的机会就越多，所以每次茬架，尽可能多地招呼老三届的兄弟参加，甚至有时候带着姐妹们。这是很壮观的景色。九区一号的一位老三届人说：一般茬架地点在地坛公园、九大窑、青年湖和土城。而土城的茬架次数是最多了。我计算了一下，从九区一号大门到和平里中街到北面的土城，距离大概在五公里左右。你说，没有自行车怎么能行？

一九六八年初，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知，让北京市的全部中小学的学生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被收拢过来，各回各的校，各闹各的命。我至今不知道复课闹革命是从哪里下达的指示。有人说是领袖说的，有人说是周说的，还有人说是中某央文某革某位领导说的。但不管怎么说，经历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文革风暴的荡涤与洗礼，北京的中小学学生们重新走进了经过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口水仗武力仗之后的残破不堪满目疮痍的教室。

有人建议说，北京市初中和小学的这帮半大小子，其破坏力相当大，其手段也相当恐怖。如果不把这帮人聚拢到学校，如果任其在社会上乱窜乱跑乱打乱闹，家与国都会没有宁日。决策当局一听，此建议有道理，还是把这帮孩子们聚拢到学校吧，让他们复课闹革命。这样，文革爆发时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六年级小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地坛北门西北不远处地坛中学（后来的北京一四二中学）的初二学生（此阶段的事我有些断片，不知道他们是否上了初一年级，地坛中学的事我从留根那里听来）。于是，前花园的小伙子们受到了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联合军团的围剿。铁拳之下，前花园那些打打杀杀的学生们俯首听臣。这个阶段是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第一次紧密握手。

之后，在一九六八年的冬季，地坛中学兴化西里学生内部出现内讧，我们楼的胡康怡被二号楼的某同学及几个人围住痛揍一顿并在右腿挨了一刮刀，静脉血管刺破，血流如注。之后，几个人就往九区一号大门和兴化西里二号楼和三号楼方向跑去。好在，和平里医院治疗及时而把命保住。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胡康怡跑到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偏为一隅，躲开了是是非非打打杀杀热热闹闹的兴化西里和九区一号。

文革爆发时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和四年级学生到哪里了呢？兴化西里的小学五年级全部分配到了地坛中学，至于九区一号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分配到了哪里，我不清楚。反正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小学四年级学生（我本人就是这批学生之一）又实现了第二次紧密握手，一起被分配到了安定门外甘水桥一带的北京一四五中学，与它隔路相望的是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北郊木材厂。不知因为何缘故，化工部大院的学生也被分配过来。

幸运的是，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学生还有第三次紧密握手，那就是我们的下一级，文革爆发时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从这届之后，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学生再也没有同校为生，同校为友。

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从九区一号大门涌出来的学生，汇合了从兴化西里各个口子涌出来的学生，形成了一股车流和人流，先是向南方涌向了地坛中学方向，后是向西北方涌向了北京一四五中学方向。这股车流和人流整整持续了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最为震撼的是一九六九年的那年冬季，九区一号门口经历了生死离别一样的分手，从九区一号大门口延伸至兴化西里，然后延伸至地坛中学大门口，最后延伸至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之上。这种分手既凄惨又壮烈，既悲切又感人。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六九级毕业生除了和别人之外，全部连锅端，穿上军装被分配到了东北三江平原，说是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亦兵亦农。这里面我的发小 ——留根。于是，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瞬间便清静下来。

就我感觉来说，当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且在地坛中学上学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远赴北大荒当了光荣的农垦战士以后，九区一号大院大门口着实清静不少。至于九区一号的七零届初中毕业生在哪所中学上学，我至今不太清楚。在我印象中，地坛中学的七零届中不曾有九区一号学生们的位置。于是，九区一号的七零届学生们，像风又像雨，轻轻地飘过来又轻轻地飘过去；淅淅沥沥地浸透了大地而后又慢慢变成水蒸气一点一点地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