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和图书馆

最近谭维维翻唱了阿瓦古丽，很华丽的编曲。我第一次听到阿瓦古丽，是1982年，是我小学的一年级，在姥爷负责的少儿阅览室。

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小学在嘈杂的菜市场边，门口是一连串的荒废池塘，叫七星连池。这一片池塘先后被填平盖房子。校门口的南边修了座露天电影院；西边填出了个体校，里边还破天荒修了游泳池和运动场。在体校的外沿，有一排的平房。县里的第一个图书阅览室，便落在了这里。其实就三间房，一连串。有个借阅柜台隔开。姥爷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柜台后。我放学可以去找他。他是很严肃的，又很整洁。那时候学校组织小同学们去阅览室，还要排队去。大家都稀罕能有地方摸到外边世界的杂志，看图片。那时候《小学生周报》，人手一份。但其他杂志，比如流行的《文学》、《气功》，大人们一般不会订阅的，就到图书馆看。

姥爷是退了休被聘请来负责这个少儿图书阅览室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解放前是当了小学校长的，也不知道一家人解放后跟着他吃尽了什么苦头。退休前，他在城内的公园学校教语文，开始是代课，后来恢复了教师身份。他穿着中山装，钢笔插在上衣口袋。但文革期间落下来的体质衰弱，支撑不了他上课的热情。那时我虽小，但记得他开始锻炼计划，买了华佗五禽戏的书，有图的，还练起了太极。我上小学，姥爷就退休了。

我很高兴他来了阅览室。因为我可以在他的办公室，也是他晚上睡觉的地方，摆弄一台唱片机。灰色的盒子，支开盖子，有转盘和唱针。唱片的歌，我最喜欢的，就只一首：阿瓦古丽。我学会把唱针直接放到阿瓦古丽，听完再挪回到唱片上的准确位置。那时候虽说刚上小学，但小朋友们已经会说谁是谁的老婆了。我也会把妹妹的橡皮绳带到学校里，偷偷送给同桌的女孩，感谢她帮我削出细细的铅笔头。

但这首阿瓦古丽，却是超出一般的感情，朴素的歌声，清淡的配乐，却很有节奏。那时我不仅向往着歌声里飘扬的长辫子，我更向往的是外边的世界，草原和无边无际的东西。那时候露天电影院放《红莲花》，舅舅在里边工作画海报。我与姥爷一起坐在露天的水泥板凳上看电影，我不停地问各种问题，这是什么，那个干嘛，直到把他问恼了，让我安静点。我当时还有点不忿他的不耐烦，自己又把电影看了好几遍。

县里在行宫（镇上的地名）修了新的图书馆，新楼后边是旧的庭院。少儿阅览室便落在这个旧式院落里。那些年全国时兴智力竞赛，我那时小学4年级了，代表实小与其他小学的代表队PK。现场决赛的抢答现场，就在图书馆的院子里挑灯夜战。二中的一帮老师与县里培训学校的人一起主导，我们实小也是吴校长做了动员的。那晚上，我表现出彩，替实小抢到了冠军。后来还有全县的智力笔试，我也拿了第一名。这两个表现，让我姥爷之后对我有了不一样的期许，虽然表面上还是一样严肃。但在图书馆院子里的那个晚上，在姥爷的印象里，是我这辈子的一个重要标注。

那时放学后总到图书馆的院子里玩，成群的小孩。那个院子还修了个小池子，养了鱼的，旁边有假山石，很新鲜。捉迷藏经常躲到后边。春节约了小朋友买了年画送完老师后的去处，也经常是图书馆。去图书馆，是口头禅。84年第一次的奥运会直播，就在图书馆看到的。图书馆的新楼有五层，最高楼藏了一部台湾同胞捐献的四库全书。但我最常去的是二楼的杂志阅览室。电影画刊的演员照，还有气功杂志的特异功能练习，很刺激想象。那时也开始拜读梁羽生和金庸。图书馆和电影院是小镇的两大时髦去处。新修了电影院，不用露天了，但经常听到的却是打架。后来的电影，也慢慢俗气起来，学校也很少再组织小孩去看了。姥爷用心经营的少儿阅览室，却获得了省里的嘉奖，他还与陈馆长出差去领奖。在阅览室的前面廊亭，有个宣传栏，那时候奇怪姥爷每次都把前言叫做“写在前面的话”。

那时候的图书馆，就像那些年的气氛，明亮，充满朝气和希望。

上了初一，开始忙着打架。小朋友一见面，便冲上去抱头卡脖子。87年，88年，89年，初中毕业考试时，六四刚过，我保送免了初考，考试期间当跑腿，与初中老师一群人在办公室前听他们聊李总理的笑话。那些年，开始有老师停职下海，开始羡慕万元户和挣钱。姥爷也再次退休了。晚上还去豆腐厂边的一家杂货铺帮看夜，挣点零钱补家用。后来，舅舅一家搬到了载棚顶。姥爷在院子种了芭蕉、蔷薇，每年都有不同品种的菊花。

我读中学的六年，图书馆反而慢慢陨落了。

2017年10月15日12:28 pm

姥爷和图书馆

PS：

姥爷过世了，97岁。

国庆假期回家，去看他。他刚从卫生间出来，我让他上床躺着，他说你来了我得坐一会。但接着就自己摸索着上床躺下，还自己拉了被子盖上。他的胳膊和腿，几乎没了肌肉，只剩皮肤和骨头。我当时还有点不敢扶他，就想到了风烛残年，怕一动就碎了。看到他躺下，我也就下楼了。不知道什么念头，我还想着能在他清醒的时候再与他好好聊聊，问问他抗战前风华正茂的经历。亲耳听他说那个年代的一手感受。我还一直与他说，争取活过百岁。

母亲通知了姥爷的去讯，虽然高寿不再伤痛，但马上想起好多事，在家乡的时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想起活着和死去之间那条无法验证的隔离。

附：

汤兆云老师出生于1921年8月。他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喜欢读书。1937年考入苏峰中学，后因战乱缀学。1940年6月起，先后从教于漳浦县古雷乡油澳国民学校、古雷乡龙口国民学校、东山县马銮村国民学校、东坑国民学校。1945年秋，到厦门大同小学担任总务部主任，兼小学语文教员。1946年春，被县政府委派到樟塘小学当校长。1947年秋，到铜陵衙顶国民学校当教导。1949年到澳雅国民学校当校长。1950年东山解放后，衙顶与澳雅两校合并为第三小学，汤兆云老师继任校长。

汤兆云老师重视教学方法，在东坑国校任教期间，发明了尤如现代幻灯的“纸灯教学法”，受到县教育部门的肯定和推广，省里还派人前来观摩学习，东坑国校也因此被评为全省优秀学校。

1945年，他在厦门大同小学任教期间，创新“复式教学法”，解决了学生多教室少的矛盾，此方法曾一度被厦门市教育系统推广学习。

汤兆云老师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积极参与有益的社会活动。民国期间担任东山新报社记者、民声报社编辑、福建团讯特约记者，同时还被漳州华声通讯社、漳浦民报、云霄新报、诏安青年正报等聘为特约记者，反映民情民声。

汤兆云老师在“三小”担任校长期间，亲自编导话剧《兄妹开荒》，受到上级领导表扬。抗美援朝时，撰写《粉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文章，由李立士参加全县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他发动教员、学生参加《赤叶河》、《刘胡兰》话剧下乡巡回演出。还开展毕业生“返校日”活动，组织教员和学生参加校园义务劳动，为教育系统做出榜样。县教育部门也因此发出“向三小学习”的号召。

1957年12月，汤兆云老师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劳动教养”；1962年被“清理回家”；1970年被迫到平和县山区进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致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幸得1976年粉碎“四人邦”，他得以“平反”，恢复从教工作，直到退休。由于汤兆云老师“教龄”达到30年，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

1984年3月，汤兆云老师应陈汉波馆长的邀请到东山县图书馆工作，负责少儿图书室，他满腔热情倾其余力发挥余热，开展爱读月、智力竞赛、作文比赛、读后感评比等一系列读书活动。期间陈汉波主政的图书馆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全国少儿馆长会议也在东山召开，这与汤兆云先生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也得到了少儿读者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汤兆云老师写了大量的诗作与文章，集成《翩翩堂随笔》、《闲弹点滴》以及自传《风雨兰馨》等，体现了他热爱新社会，热爱教育事业，精益求精的求学精神和教学态度。他兢兢业业，诚实纯朴、不计得失、敬岗爱业，是教育界优秀的老前辈、好教师，他是我们永远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