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0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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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都以罗马天主教徒的身份出生和长大，但两人都没有任何宗教倾向。德国有58%的新教徒和32%的天主教徒，任何表现突出的宗教信仰都会对获得民主支持产生反作用。在1933-1934年，希特勒致力于包容德国基督教传统的两个分支，命令纳粹冲锋队官员参加教堂仪式，与天主教会签署协约，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帝国教会来监督各个新教教派。

1945年，正如我们所见，法国期望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将这个战败的国家重建为名义上的民族主义天主教国家。戴高乐的宗教背景是他实施中间偏右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主要原因。他曾在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去了巴黎的圣灵感孕耶稣会，这所学校凭借私人信托公司的身份无视宗教教育的限制。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重要牧师辩论中，戴高乐同情的是军方，而不是德雷福斯。后来，天主教徒在1944-1946年的戴高乐临时政府中担任了三分之一的高级职位。

法国及时地围绕欧洲一体化达成了共识，因为法国（像联邦德国一样）面临着无神论苏联社会主义的“威胁”。事实上，对于战后的法国来说，考虑到苏联人的逼近和法国共产党在选举中的表现，社会主义接管法国成了长期的焦虑。在苏联与西方展开经济竞争之际，来自苏联的这一致命挑战是天主教法国和天主教路德派德国进一步凝聚的原因。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欧洲宗派主义是伙伴关系的另一个来源，第三势力英国也再次被排除在外。

正如我们所见，基督教民主在建立法、德同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罗马条约》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欧洲一些新教徒发现了欧洲统一体中的“耶稣阴谋”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欧洲内外的穆斯林都抱怨存在一个更为普遍的“基督教俱乐部”，它让土耳其牢牢地留在了自己的位置。

欧洲人民党的成员来自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盟国家的政党，英格兰圣公会保守主义与欧洲基督教民主依然脱节。现在英国的宗教“特殊主义”很可能会继续存在于欧盟之外。

撒切尔夫人的观点渗透在英国传统的经验实用主义中。这牵扯到从特殊事件中学习，并怀疑自诩有推理能力的“知识分子”制订的宏大“计划”。撒切尔夫人的遗产是欧盟的单一市场。讽刺的是，在撒切尔夫人去世三年后，这个单一市场吸收了“人员自由流动”，正是“人员自由流动”对英国决定离开欧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于在俄罗斯或美国周围几乎没有谈判资本，英国这个老牌帝国在欧盟之外的生活可能并不容易。英国的地位持续下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似乎越来越名不副实。在1945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还与罗斯福、斯大林坐在“三巨头”位置上，戴高乐还在接受丘吉尔的恩惠；而现在，英国正努力寻找自己的角色。伦敦金融城作为英国最强的谈判游说团体，在英国脱欧辩论中占据显著地位。这表明，英国可能会转而依赖帝国及伦敦金融城的经纪与代理职能。

把制造业委托给德国和法国，退出欧盟，回到经纪业和服务业，对英国来说风险重重。英国将没有代表出席欧元区会议，19个（以及越来越多的）欧元国计划向更接近欧洲合众国的方向发展。欧洲央行的经济影响力将超过英格兰银行。

德国面临着比英国或法国更严峻的人口挑战。由于目前的低出生率，德国人口可能会下降。因此，德国的赡养比将比其他地方恶化得更快。德国继续需要东欧移民补充纳税人口。对比之下，英国凭借年轻化的人口和更具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在40年内超过德国。事实上，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可能主导着各方的长远决策：德国需要获得移民劳工，因此拒绝了英国对欧盟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