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见过亲生母亲，是老爸一辈子的痛
【九洲芳文】
下午接到大弟弟的视频，说老爸进了重症监护室，看着老爸戴着氧气罩，气喘吁吁地想和我说话的样子，我忍不住打断了他，让他好好休息，不要激动。
北京朝阳区这几天是中风险地区，马上问长沙的酒店入住要求，在网上查北京出城的相关消息，以及对方城市要不要隔离等，二弟弟打电话让我不要着急，老爸的情形没那么坏，医院也不让陪床，只有两个时间可以探视，老妈也有他们兄弟几个照顾，最怕的是我刚到长沙就要隔离，反而惹来更多的麻烦。
晚上几个弟弟又轮流安慰我，说老爸生命力顽强，这次肯定也会挺过去，具体情况也要等明天探视时才知道，因为医院不让老爸带手机。
写文章的心情是没有了，找出一篇老爸写给我的文章，略作修改发出来（文中的我即是老爸自己）。
屈辱的童年
我三岁时，负责照顾我的秋云姐带我去沟边洗衣服，镇上的女人都喜欢聚集在那里洗衣服，最喜欢聊一些家长里短。有个人问：“秋云，这个娃就是何家那个红花女的伢吧？”
秋云姐怒气冲冲地对她说：“你莫乱讲！”
一个女人说：“长得还蛮好看，怪不得人说红花女生的崽好看。”
秋云姐指着不远处说：“弟弟，你到善义祠去吃桃子，我洗完衣服就带你回去。”
我蹦跳着吃桃子去了。
回到家后，我仰着脸问伯娘；“伯娘，他们讲我是野崽，是真的吗？”
伯娘抱着不更事的我说：“你有娘，大妈就是你的亲娘。”她责怪秋云姐，“交代你好多次了，以后不要随便带他出去玩。”
伯娘摸摸我的头，拉着我的手亲昵地说：“玄生，我带你上楼吃花生去。”
妈妈王澄
当我童年时备受同辈人和年长的人在背后指点，嘲讽我是黄花女娘崽、野崽、杂种的时候，我虽住在镇上，却再也不敢上街去玩，怕看见别人，被人在后面指点嘲笑 ，因为在当时大圩镇上只有我是首例。
有一天，父亲在家，我鼓起胆子含着眼淚问他：“爸爸，我有没有妈妈？街上人都说我是野崽，杂种……”
父亲脸一沉，一把抱紧我，脸紧贴着我的脸，轻轻的说：“儿子，你有妈妈的，你妈妈还在长沙。”
父亲抱着我上到三楼书房，找到一张照片和一面蓝锦缎的锦旗。
在三楼阳台上 ，父亲紧紧抱着我，轻轻的说：“满崽，你有妈妈 ，你看看，你妈妈很漂亮，很优秀 ，她也很想你。她很快就会回来带你的。”
父亲展开照片，一个婷婷玉立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你妈妈叫王澄，很漂亮又聪明， ”接着展开那蓝锦缎獎品，接着说：“她是周南女子中学的学生，这是她在长沙女子中学英语比赛获得第一名的奖旗。”
父亲展开刻有“长沙女子中学英语比赛第一名 王澄”字样的蓝锦缎奖旗。
我高兴的抢过照片和锦旗，紧紧抱住，口里喊妈妈妈妈，父亲紧紧的抱着我，眼里含着泪水说：“满崽，你放好，想妈妈了就看看，莫搞丢了。”
从此，我不再难过了，想妈妈了就拿出照片和锦旗轻轻喊妈妈。
以后，每次我出去玩，总有一个大人远远的跟着，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黄培福，是父亲安排他远远的看着我怕我受委屈。 他也成了我的保护伞。最大的遗憾是：黄培福叔叔在土改时被划成是我家的狗腿子，还坐了两年牢 。
2017 年春，当我50年后返回故乡时，我问伙伴黄培福叔叔还在吗？他们告诉我黄叔叔过世已经几年了。我心中黯然，晚上想起当年黄培福叔叔当年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潸然泪下……
1940年夏天，父亲喊我到客厅，很高兴对我说：“儿子，今天我要去桂林接你妈妈了 ，你等着你妈回来。”
看到爸爸坐上双人抬的轿子走了后，我一蹦一跳的到伯娘跟前，兴高采烈的告诉她：“伯娘，我爸爸今天去桂林接我的妈妈了。”伯娘抱着我，高兴地说：“崽啊！以后你就好了！”
伯娘也流下眼泪……
天天盼，夜夜盼，好不容易等到父亲从桂林回来，我追着喊：“爸爸爸爸，我妈妈在哪里？”
爸爸和等着他的一大批客人，进到客厅，他把我抱到他腿上，拿出一封信，全是英文写的，打开向大家说：“接到王澄的信，我们紧赶慢赶，花了四天赶到冷水滩，坐火车赶到桂林军校，我到门卫问：‘国防部去重庆的人走了吗？’”
门卫答：刚刚坐车到飞机场去了，你赶快去机场追。
父亲叫了部黄包车赶到机场，见到机场的人就问飞往重庆的飞机起飞了吗？
机场的人回答：刚刚起飞。
父亲十分难过的叹了口气，摸着我的头，眼泪掉下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王澄在长沙周南女中毕业后，正赶上七七事变， 满腔热血的她 ，毅然报名参军，到军队后，因她英语很好，被上级看中，把她调入国防部二厅，抗战时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是负责战时情报工作的，她不让父亲张扬出去，所以一直没有公开。
1948 年秋天，我问大哥何定一我妈妈为什么没有消息了？大哥说：“抗日战争后是解放战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今后别再说你妈妈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那会更加麻烦。”
从那之后，我不再提妈妈的事。
1967 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大圩镇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运动，我们全家被奇迹般的保护下来。害怕运动再次重启，我写了个到长沙寻妈妈的报告，因为全镇都知道我一直没见过亲生妈妈，所以破例给我开了个到长沙寻母证明，就这样，我匆匆的离开生活三十三年的家乡。
这些年，我没间断地托关系寻找母亲，毕竟事隔多年，物是人非，最后一位年长的台胞给我打电话，他说：“何先生，我为你母亲的事找了一位政界的朋友，他说因为你妈原来在国防部二厅，她的档案很难接触到，只有等全国统一后，才能有机会到台湾国防部档案馆去查询。”
我坚信只要妈妈活着是会来找我的！
遗憾的是：父亲交给我的妈妈的照片和妈妈获长沙第一名的蓝锦缎的奖旗，在1951 年抄家封门时都被焚烧了！
已经87岁的我，写到此仍是泪流不止，还是少年时想念妈妈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