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健忘者的悲哀

六月初,略显尴尬的时节,早晨寒气略重,中午暑气略浓。若是想出门的话,备用的衣物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也只能忍受晨寒或热暑了。而傍晚与入夜是极好的,没有逼人的寒暑逆差,只是夜会有些黑,不能随着性子去白日想去的地方。因为隔着黑暗,有些地方会有路灯引导,提示哪些地方该去哪些地方不该去。呵呵,免受自然束缚的行动权无意中被路灯给剥夺了,它是一种指引,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警告,一围藩篱。出了界,黑暗的气流就会裹挟而至。不过,人们早就已经习惯与黑夜打交道,藩篱之外的世界不去涉足,人们自觉的交出藩篱外的野性地方,暴露在灯亮下。
今天街上很平静,就像昨天,就像前天,以及前天以前,没有什么特别。午时的太阳准时输送暑气,行人低头躲着灼热的阳光,不敢稍作停留。
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即便是有,存活率也极低的。有人说当下是一个极度缺乏“营养”的时代,因为贴出来可见、可存留的更多的是鸡汤文章。自古有唇枪舌剑的说法,作为唇舌的延伸,笔也可以视为为武器,但是比如匕首,它是中性的,不设立场的,它可以被自己使用,也可以被对方利用。否则,若武器有了对正义与否的感知与判断,那岂不是省去了很多麻烦么,没有那么多的揭竿而起了,人们不必冒着风险走上街头了,历史书也可以再简化一些了。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只适合存留到心底,说出来免得笑话。
一支笔和一支枪谁更有力呢?
从现实效果来看这种比较结果是一目了然的。笔指向人心,枪指向肉体。有些人没有灵魂和人心,对于一个死人来说,一支诛心的笔与一根火柴是没有区别的。而人没有肉体是无法存留下去的,所以在人心与肉体之中,他们选择肉体,免于枪的威胁,这是动物本能,当没有心时,人只能根据本能做事,趋利避害。被“诛心”的人没有同情者,人世间没有过为禽或者兽开追悼会的例子。枪口之下,行凶者暴露了自己的野蛮。这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持枪者不在意灵魂有无继续存在,而持笔者没有肉体却不能存在。比赛的最后变成一个文人对战一只张牙舞爪的野兽,哪来的文明可言。
街上行人都是小心翼翼的,他们被无处不在的电子特务无时无刻地窥探着,举动稍有特殊,便会被锁定,变成被特殊照顾的对象。穿制服的人在街上游荡,说到制服,这个制服在中国升级了好几次,才显得不落俗套。不过,升级的也只是制服而已,就像很多再版的图书不过是换了个封面,却想让老读者感觉是新书一样。不过有些书需要再版,而有些书的再版则略显多余。
读余华先生的书需要勇气,需要勇气去面对书中的另类世界。初读《兄弟》,其中害人的血腥场面不忍卒读,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来冷静解剖这种场面啊,而身在事件中的当事者需要多大的勇气经受住不堪的种种呢?
当年的肇事者脱下了沾血的制服,换上新装,试图让噩梦只是一个梦一样,被人淡忘掉。事实也如此,人们无从了解到被时间冲洗、被谎言洗礼背后的故事,这些事以故事的形式存在,它们注定慢慢变成传说,慢慢变成尘埃,最后被人轻轻掸去,没有一点发生过痕迹。有些人说时代进步了,这个老气横秋的国度有了飞机坦克大炮甚至原子弹,但是这些中性不设立场的武器有时候却是野兽的獠牙。
有一个成语叫做:死灰复燃。其实我觉得死灰是不会复燃的,之所以复燃是因为灰未死。大清灭亡后确立了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制,而后袁世凯却登基称帝,我们称之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死灰复燃。然而非也,专制集权制度并非死灰,反而是“接力棒”,所有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棒落谁手”罢了。只是为了区别前棒手,才对其变换称谓,涂改颜色,以示今古不同。
杀人从来都不是古人的专利,即便对象是学生,历史也可上溯千年。古代有焚书坑儒坑杀数百儒生,近代有段政府刀下的刘和珍君。这些被害者被记住的原因除了他们做过什么外,还有当局做过什么。其实亡于白刀下的人数不胜数,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被这样记住,主要是是谁主刀。所以泰山与鸿毛两种死法,或留名青史或如烟风散,其间轻重赖于当局高下之底线。
今天注定是不允许多说的,只能比昨天少,而不能比昨天多,哪怕多一个字都会被赋予额外的意义,产生意想不到的化学效果。其实也不必多言,现实就在脚下,你选择睁开双眼,就没人能阻止你接近光明。
其实最可悲的并非流血,最可悲的是世人对流血者的漠然甚至嘲讽。流血的价值只能等到再一次需要流血的时刻才能体现出来,这是历史健忘者的悲哀。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