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培训记事 3

1990-12

晚宴将结束的时候，大家手里拿着包正准备散去，他却端着酒来到我们的桌上。大家只好重新端起还残剩着啤酒的酒杯，准备和他干杯。谁知他旁若无人地径自走到那位物资部经理跟前，涨红的、泛着酒气的脸上撑起一点谄媚的笑容：“刚才真对不起呀，我是实在不行了，现在我来敬你一杯吧！”。大家有些尴尬，都放下酒杯离开了餐桌。剩下他们两人还在拉拉扯扯的，相互说恭维话。

我们们四个男的和两个郊区来的女孩子一起说说笑笑地走出了餐厅。外面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天上没有一点星光。我们都将脖颈深深地埋在衣领里，不住地打着寒颤。当我们走到招待所大门口分别时，两个女孩说还早，才六点半，便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们的客房里坐坐。我急着说要回家，潘金龙和金康犹豫了片刻后决意要去玩玩。潘金龙拉住我的胳膊，边走边说：“走吧，还早呢，进去坐坐吧。”

她们的房间在三楼，一进门就感到有股暖烘烘的热气。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有两张席梦思床，中间的床头柜是个组合音响，上面有一只液晶显示的电子钟在幽暗的房间里闪烁着红色的阿拉伯数字。床头上有两只壁灯散着柔和的黄色的光。

大家在沙发上和床上坐下来，她们忙着为我们泡茶，还拿出桔子分给我们吃。男的都点燃了香烟。潘金龙出口又是一串引人发笑的话，两个女孩又咯咯地笑开了。吴山英指着他说：“我们刚见到你，就看得出你最活络，你的话真有趣！”我拍拍他的胳膊说：“今天都靠他撑场面，要不我们太清冷了。”金康也活跃得很，红通通的尖脸上酒意尚存,那双不停转动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他先发表了一通议论，对当前的世风大为不满；“现在的人要往上爬，都靠两样东西：一靠关系、二靠吃和送。有些人刚进公司屁事不懂，照样当业务员、当经理，削尖了脑袋出国去。而我们这些没有后台的人，只是给他们垫底的。他娘的！我可不卖账，现在社会上就是谁也不卖谁的账。”

他又问两个女孩是不是高中生？在厂里干些什么工作？两个女孩一一作了答复，他又说：“那没什么关系，你们以后会懂的。其实他们今天讲了那么多，有许多东西都没用，你们涉及不到。”潘金龙也安慰似的说：“我也什么都不懂，我在外贸公司里算是文化最低的了。你们想想看，我们厂那么，大学生那么多，可厂长却调我去公司。厂里的同事都以为我是开了后门才进去的。厂长也亲口对我说：论文化你还远不如人家，我是看中你头子活。”

她们都笑了，“你这么活络，做生意肯定行的。”他又坦率地说：“老实说，工作了那么多年，连杭州、南京我还没去过呢！像出差呀、跑业务呀这些事儿我一点都不懂。”接着大家又海阔天空地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金康是个出国迷，出国梦都做了好几年了，无奈他没有关系和后台。他经常削尖了脑袋在打听出国的途径和窍门，以及出国的须要办理的手续。什么兑换黑市外汇的行情呀，某某人在大街上搭讪老外，最后骗得外方担保出国啦，某某人借了巨款出国学语言啦，这些信息充满了他狭隘的脑袋。他对那些能够出国的幸运儿又是赞叹、又是垂涎。虽然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但还不考虑婚事。问起他的婚事时，他搪塞道：“女人有啥稀奇，等赚了大钱，还怕找不到？”

他极健谈，一开口就就是三句不离本行，首先介绍了出国的途径和行情。然后介绍某某人在国外鬼混的情况。他连续举了好几个例子：某旅游局的导游借出国机会不回来了，并写信回家与新婚的妻子离婚，真有魄力！还有他以前在英语角结识的一个人，他的英语是自学的，而且家境很贫寒。那人经常在宾馆门前兜，逮住了老外就凑上去和他们会话、陪他们玩。目的是想同老外交往，最后获得出国的经济担保。后来老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被他搭上了一个德国人，同意担保他出国，到了国外让他为他做家务。还有中国银行的几个美女，共同盯上了一个老外不放，结果拿老外看中了其中一个会讲英语的美女，并同她结了婚。另外几个姑娘缠着老外不放，恳求他为她们介绍外国对象，而且是无条件的，哪怕是老头也无妨，只要能出国就行。

金康对这一切都很羡慕，他对这些人的前途分析道：“人们都担心嫁给外国人会不会被人抛弃，其实这些都是政治宣传，没有必要担心。外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混乱、那么可怕。其实像人们所说的女人被卖给妓院之类的事是没有的，在外国妓女是正常的职业。”

他说话的时候，常常盯着那两个女孩，仿佛是讲给她们听的。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名叫王建珍的姑娘起来去开门。进来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长得挺漂亮，而且穿着入时。她身穿一件土黄色的宽松厚绒衣，秀美的头发垂到肩上，她的脸上戴一副精致的眼镜，一双大眼睛在后面闪着光。她操着一口上海话说：“我听见你们房里很热闹，进来玩玩。”

金康问了她的姓名、单位和学历。她是下面县里某合资公司的，毕业于电大外贸英语专业。她不声不响地坐在床上听人们交谈。李康又接上了未完的话题：“其实，女人出去比男人好混，有许多人都在红灯去当妓女。她们陪一次客人就能赚好多钱，吃的用的都是高级的。家里有彩电、录像机、小轿车，样样都有。”几个女孩子都点点头附和他，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金康看到她们都赞成他的观点，更加侃侃而谈起来。他直抒胸臆道：“人生就是应当有追求，我很佩服那些出国的人，他们敢闯敢干、有魄力；我最瞧不起有些人，肚皮里外语学了不少，可一旦结了婚，有了老婆孩子，就安于小家庭，安于过平庸的生活。老实说，在国内读书再多也没戏唱，再读下去会变成呆子的。”

后来话题又转到了工作，我们的饭都不好吃，到商检局来办事是求人家，还要看人家的面孔。潘金龙又点愤愤不平地说：“我这人从来不习惯向人点头哈腰的，在厂里我是民警，大盖帽一戴，厂长也见了我也挺尊重的。人家看见厂长都很谦卑，一迭连声地叫厂长。我可不习惯呢，我就叫他的名字，厂长照样挺客气，人家都吃不透我。今天我看见许多人对那姓余的检务官点头哈腰的，我真看不惯，那姓余的小子根本不在我眼里。”

我说：“到时候还是免不了求他的，他要是真的不给你开放行证，咋办？”他大大咧咧地说：“同这号人打交道不能一本正经的当回事，我可不怕他，最多给他扔支香烟。这已经蛮好了，还要怎样？他要不放我又有什么？反正都是为公家办事。”

后来又说道明天要考试，他说：“明天我们这些人都坐在一起，管他什么的，大家抄就是了。”大家都笑了。那两个女孩子说：“我们明天先抢好六个位子。”床头柜上的电子钟上已经是七点四十五分了，潘金龙拿出香烟又递了一圈，凑过来对我说：“到八点钟我们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