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太神圣，集体有罪过

龙应台女士在《亲爱的安德烈》中写道，一个欧洲青年与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什么是个人思维？背包族横游欧洲时勾引小姑娘、身无分文在农家骗饭吃、睡稻草堆仰望星空，懒散、拒绝追求第一名、肯定凡俗的快乐。总之一点，会玩。什么是集体思维？努力读书、奋发图强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效力于集体、回馈社会、报效国家，玩游戏也是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唱“团结就是力量”。龙女士希望儿子安德烈会玩，而不要被集体思维限制住，因为玩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龙应台，2008，38-42页）。

1.个性导致进步

个人思维也就是追求个性，龙女士举的例子似乎都是中国差生才会干的事情。勾引小姑娘是个性，公共场合不近女色也是个性；懒散是个性，勤奋也是个性；拒绝追求第一名是个性，追求第一名也是个性；肯定凡俗的快乐是个性，追求神圣的快乐也是个性。会玩是个性，爱静思也是个性。龙女士只强调前者，不涉及后者，似乎不妥。

密尔也强调个性，他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中有一章就是谈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他认为，没有个性，让中国几千年都原封不动，如果要改进，必定要依靠外国人（密尔，1959，77页），当然包括密尔在内的英国人，当时的英国还是霸道的日不落帝国。密尔本人就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多年，在我们看来这家公司是帮助英国掠夺印度，也许在密尔看来，他们在帮助印度摆脱野蛮的状态。

密尔说，让欧洲一直进步的，不是人们的优异美德，而是人们性格和教养上的显著差异使他们闯出了不同的路，每条路都通向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密尔，1959，78页）。一句话，个性导致进步。那么，这里的个性指的是不是龙女士所说的勾引小姑娘、懒散、骗吃骗喝、鄙视考试成绩等等状态呢？当然不是。刚刚所说的这些消极状态正是现在流行意见所认可的，勾引小姑娘俗称“撩妹”，懒散比如葛优躺，骗吃骗喝炫耀成交游甚广，鄙视考试对应读书无用论。这些流行意见就是密尔所说的“公众意见的王朝”，这些意见束缚个性，如果个性不能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即使有高贵的过去，也会沦为另一个中国（密尔，1959，77-78页）。

2.传统保证进步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龙女士如此肤浅到只会宣扬一些流行意见，因为她也说，有个性的玩，是学问的根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一门学问，要想做好学问，必须有点突破常理的游戏精神，不能按部就班，按部就班是执行者，不是创造者。会玩，才能把事情真正做好。这和密尔所说的个性导致进步是一个意思，都是一种乐观的态度。龙女士还举了席慕蓉和沈从文的例子来说明，不会玩，就画不好画、写不好文章。利用名人故事鼓励人们懂得玩，就像在心灵鸡汤前面加上“马云说”一样，道理不会因为名人效应而加分。流芳百世的名人拥有的任何特点，都可以在遗臭万年的名人身上找到。会玩，玩出花样，可以成就也可以毁掉一番事业。有个性，可以让人成为救星或者社会的毒瘤，所以才有英雄和枭雄之分。并不像密尔所说，单单个性导致了欧洲的进步，没有宗教道德的引导，个性发展就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没有古希腊的理论思维，个性发展只会有海量的经验积累，不会体会到简约的科学之美。

那么，宗教道德、古希腊理论思维从哪里来？从传统来，大家都跳不开传统，依传统行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集体主义，龙女士似乎不反对传统。她在谈论旅居德国的生活时说自己生活在一个传统无处不在的国家，在这里，两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老百姓热情地纪念海涅、舒伯特、歌德等等，有学问没学问的德国人喜欢动不动背上几句歌德的格言作为教养的装饰（龙应台，2001年，3-5页），不像我们这里，纪念古代文学家只是一些学者开开座谈会而已。当然，龙女士的行文向来有些夸张，仅仅针对文学家、音乐家的纪念活动，不足以说明传统的无处不在，传统更应该体现在思维方式与言谈举止上。

3.集体主义辨析

龙女士反对的集体主义是，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单单为了服务于集体、社会、国家而活。她所提到的出人头地似乎与集体主义无关，其实不然。集体的价值取向有两种，一种是自动半自动形成的，比如出人头地、买车买房、穿戴名牌都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这些与传统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种价值取向是集体刻意形成的，比如纳粹雇佣科学家宣扬种族理论，清除劣等的犹太民族。当然，如果传统或舆论没有某种价值取向，集体想刻意造就，是很难的。两种价值取向都会引导人们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集体。

有些人追求出人头地、买房买车而迷失自我，比如买了房之后，每个月工资扣去房贷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生活品质急剧下降；有些人为了适应公司的狼性文化，经常加班到很晚最终猝死，是集体主义典型的牺牲品。这样看来，集体主义的确害人，但不能因此就对它神经过敏，不能像龙女士那样，看到幼儿园小朋友游戏的整齐划一或者我们唱个“团结就是力量”，就认定其中体现了压制个性的集体主义。幼儿园学生们的动作能够整齐，我们应该表扬才对，因为他们平时的表现太让老师头疼了，动作整齐正表现了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这种精神是一辈子都需要的。我们现在唱“团结就是力量”，看重的是歌曲传递的正能量和旋律的振奋人心，这是任何一个公司或者单位在年会上都可以表演的合唱项目。

4.工作和生活中的集体主义

即使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求个性，集体也是如影随形。你想在商海实现自我，一般得开公司或者进公司，公司必然是一个集体，在集体中，适当妥协不可缺少，只要没有妥协到很压抑，就可以。《心灵的习性》这本书中说道，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摆脱任何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独立发现真正的自我，仅对这个自我负责，把这个自我的实现变成人生的根本意义，可是我们又花费大量时间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左避右闪，既操纵别人，又为别人所操纵（贝拉，1991年，226页）。龙女士似乎也看到了工作对人的扭曲，她对儿子工作的担心，不是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工作能给他多少自由。也许把兴趣变为工作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可是又有人说，兴趣变为工作之后，便乏味无比了。至少可以稳妥地说，绝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没有什么自由，所以龙女士又补了一句，自由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龙应台，2008，42页）。也许她的意思是，工作也许不自由，但生活是可以自由的。

生活可以自由吗？生活中真可以找到一个本真的自我吗？《心灵的习性》转引托克维尔的观点说，如果个人不再依靠传统或者权威，必然会环顾四邻以求确认自己的判断（贝拉，1991，223页）。一个人做什么，可以不求大部分人的认可，但至少需要少数人的认可。没有几个人内心强大到可以做事不求任何人的认可。如果与社会决裂过激，生活便失去了意义。（贝拉，1991，217页）求得别人认可，依然是一种集体主义。平时生活中行事越少求得别人认可的人，就越容易被不良的集体主义洗脑。激进的孤立性个人主义决不构成对集体主义的强制集团的防御，相反，孤立造成的孤独感倒会促成这类集团赖以生存的权威饥渴（贝拉，1991，246页）。这样的结果是龙女士意想不到的。

5.家庭与朋友的限制

既然生活必然需要获得别人的认可，那么我们就坦然接受某种程度的集体主义。我们好好工作，有条件买套小房子，尽量让孩子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工作之余健健身，与家人看看电影、下下馆子、旅旅游，所有这些，大致算中产阶级的标配，舆论都是认可的。舆论的集体主义当然会给我们一些压力，比如房子太小、工资太低、没钱旅游等等都可能让我们没有面子，但只要是尽力而为，就问心无愧。

但是，即使我们的生活符合中产阶级的标配，依然可能感到生活的无意义。既然什么都有了，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换大房豪车了，可是自己的工作能力有限，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于是每天就如行尸走肉般工作、生活，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即使有能力实现换房换车的目标，实现之后，又没有目标了。局限于小家庭、受制于舆论的集体主义，终究逃不过人生目标的缺失或荒唐。

有人会说，跳出家庭，可以广交朋友啊，那样生活就有了新的色彩。可是，与朋友在一起，基本上是消费、享受、娱乐。《叶子》这首歌唱道，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与这些朋友在一起，只是忘掉孤单，而不是消灭孤单。如此朋友圈子的集体主义，于我们，不是解药，而是麻醉药。真正的朋友能够说出我们内心的苦乐感受，可是人的感受又特别微妙、难以捕捉，所以知己也是世间罕有。人，注定孤独。这是很多人的结论。

6.公益活动中的自我拯救

除了家庭与朋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自我吗？先来举个例子吧，《心灵的习性》中提到一位名叫玛拉的女士，她说，大多数人就是图三件事，图钱、图方便、图消费，都觉得自己不是整体的一部分，孤独感成了一种国民感，许多人觉得空虚，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空虚，道理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动物，必须在共同体内一起生活、相互联系、共同工作，然后才能实现自我。（贝拉，1991，239页）当然，她所谓的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参加的工作，而是公益活动，比如她积极参加以环境问题为主的各种活动。当玛拉说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时，我们会觉得是老生常谈，因为上过中学的我们几乎都会背诵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一般都用这句话来苦口婆心地劝说年少气盛的年轻人不要离经叛道，再多的棱角都会被现实打磨掉，总之，社会已经规定了人的本质，适应社会就是发现自我。可是玛拉告诉我们，在参加公益活动的过程中，改造社会才能发现自我。改造社会无止境，发现自我也无止境。

公益活动是一种标准的集体主义活动，这是否会压制龙女士所看重的个性呢？她的态度有点矛盾。一方面，她写文章鼓励大学生应该懂得关心社会、辨别是非、敢于行动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龙应台，2005，96页），另一方面，她又说自己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因为她也懦弱、自私（龙应台，2008，68页）。她鼓励别人参加公益活动，自己却只是停留于鼓励。因为她的自我懦弱、自私，这样的自我不适合参加公益活动。讽刺的是，如此不适合加入扶贫机构的人，却在政府文化部门当了几年的领导。

当然，我们不否认，少数人天生害怕麻烦、喜欢安静，某些公益活动的复杂会让他们不知所措，不像上面所说的玛拉自我调节能力特强，就像橡皮球，有时几乎被压扁，总能再弹回来（贝拉，1991，239页）。但是，只要公益活动足够丰富，人们一般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角色。

7.个人的生活旨趣

根本上，龙女士写针砭时弊的文章，也是一种公益活动，只是这种活动的效果不是直接的，而且写文章是个人行为，不是与他人交流、合作以解决实际的问题，在对自我、他人、社会的认知上容易出现偏颇甚至固化，写出的文章也许不痛不痒、大唱高调、罔顾事实甚至滑稽可笑。认知一旦固化，作家便只有重复而没有创作了。有些作家的书，比如钱锺书、唐诺，每本读下来，感觉都不一样，另一些作家的书，比如巴金、龙女士，读一本，就行。作家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结果只能是重复再重复。

不管龙女士是不是在重复，至少相当的人（包括她本人）认为她写文章启蒙了很多人，这就是她的生活旨趣之一。陈嘉映先生把个人的生活旨趣看得很高，追求个性、实现自我，是从每个人的生活旨趣来衡量的，志在救生民于水火，志在悬壶济世，志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安心过好市民生活，或诚心要过反传统的艺术化生活，其自我实现的标准千差万别（陈嘉映，2015，210页）。前三件事情都与公益有关，我们不谈，后两件事情与公益关系不大，我们认为过好市民生活导致生活目标的丧失，彻底反传统让生活失去意义，但陈先生认可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只要大家和平共处就行了（陈嘉映，2015，295页）。我们周围彻底反传统的人极少，不成气候，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过好市民生活，而且除了这种生活，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可过。“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人最大的需要变成是去消费，好像是在报复没人需要自己的那份失落”（陈嘉映，2015，205页）。仅仅过好市民生活，依然会孤单、失落，所以通过消费来麻醉自己。除了家庭最亲近的人，为什么没人需要我们？因为没有一定的渠道去了解、帮助别人，不是别人不需要，而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有多样的渠道让我们选择，从而可以“做点儿于己快乐、于人有益的事儿——这让人幸福”（陈嘉映，2015，207页）。如果有些人只想过好市民生活，而且不感到失落，那么，就让他们自得其乐吧，至少我们应该为普通人多多创造造福他人的渠道，这些渠道不成熟，自由、民主永远都是抽象的。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观点。有进步必有个性，但进步需要传统的保驾护航。团队协作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压制个性。在团队中工作必须讲集体主义，生活中也需顾忌传统、舆论暗含的集体主义。既然摆脱不掉集体主义，干脆从传统、舆论中发展出适合自己个性的生活旨趣，适合自己的，不代表就是独特的，可能别人也发展出同样的生活旨趣，我们和他们更容易成为朋友。生活旨趣也许局限于狭小的亲友圈子，如此局限，必有失落，唯有创造渠道，让造福他人成为举手之劳，才是幸福。

参考书目：

龙应台等：《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约翰·密尔：《论自由》，陈崇华 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03月

龙应台：《百年思索》，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06月

罗伯特·N·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翟宏彪等 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

龙应台：《野火集》，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