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吹不黑，说说清末中国外交
读书：不吹不黑，说说清末中国外交
小时学地理，老师说世界有七个大洲 ，但摊开地图问题来了。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不但边缘清晰而且相对独立，看只有欧洲和亚洲明明属于同一个大陆，却硬生生被分为两个大洲。
当然，我们可以说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构成了亚欧之间的地理界限，但你看喜马拉雅山脉高耸入云，把南亚和亚洲其他部分硬生生分开了，我们也没把南亚单独当成一个大洲啊。
所以，“亚洲”并不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地理单位，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什么是“亚洲”呢？
亚洲也就是所谓的“亚细亚”As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东方”,原本只是希腊人用来称呼他们东边的小亚细亚半岛，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地区的，但后来这个词指代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今天的整个亚洲。
既然“亚洲”是“东方”的意思，那么“东亚”的意思其实就是“东方的东部”。
但欧洲人给东亚还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远东”，这是因为他们把靠近欧洲的土耳其一带叫”近东”，把更远一点的西亚的阿拉伯地区叫“中东”，把离欧洲特别远的的东亚叫做“远东”，这就是彻底的欧洲视角了。
“东亚”虽然比这要隐蔽一点，但其实也是欧洲人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创造的词汇，于是这就导致出现了两种脱离现实的认识。
第一种认识是认为欧洲文明高高在上，东亚人都是野蛮人。
比如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黑格尔就说，如果用人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来比喻各大文明，那么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文明就像是心智未开的儿童，埃及和叙利亚文明是人类的少年，希腊文明是青年，罗马文明是成年，而日耳曼人的基督教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峰，最终全人类都会走上这条道路，没有例外。
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有着类似的思想，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脱亚论》，认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摆脱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愚昧落后的邻居，与西方文明国家做朋友。
第二种认识与此相反，认为东亚文明在道德上要比西方文明优越，甚至可以拯救西方文明因为现代化而带来的种种弊端。
比如日本在二战时期就弄出一个“亚细亚主义”，主张东亚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拥有道德优势，应当由日本领导亚洲，反抗西方的殖民主义，建设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有意思的是，由于现代文明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西方人自己也产生了把东亚浪漫化的倾向，希望能在这里获得心灵上的拯救。
无论是认为西方文明更为先进，还是认为东亚文明更具道德，本质上都是西方人的视角，把东亚文明放在西方文明的对立面，认为东亚文明本来不够“现代”，是在西方文明的压迫之下才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时的东亚基本上是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其主要成员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一个岛国——日本，与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半岛上的朝鲜，这几个国家虽已以中国为“宗主国”但彼此主权是独立的。
明朝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超级大国，周边国家不同程度地承认自己和明朝在地位上的差距，在这个基础上和明朝进行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东亚朝贡体系”。与此同时，明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并不包括今天中国西北、西南、东北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明朝只是委托当地土著首领，让他们做中央政府在当地的代理人。
16世纪末，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的前因后果并不复杂：丰臣秀吉试图取道朝鲜，侵略明朝，最终完全吞并明朝，在东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天下”体系。他当然是没有成功，但这次战争却引发了一系列后果，使得今天的现代东亚初露雏形。
第一个重要后果，是日本作为东亚朝贡体系边缘的国家，公然挑战作为“天下”中心的明朝，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于朝贡体系的冲击。
有趣的是，东亚三国对于这场战争的称呼都不能统一。
明朝称这场战争为“朝鲜之役”，将其视为一场平定边境叛乱的局部战争。朝鲜用战争爆发之时的干支纪年，把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倭乱”，就是壬辰年间由倭寇引起的一场骚乱，显示出朝鲜对于日本的政治优越感，因为朝鲜自认为距离明朝更近。而日本却将这场战争称为“朝鲜征伐”或者“征韩”。
要知道古代用字是很讲究的，《孟子》里解释这个“征伐”的“征”字时说，“征者，上伐下也”。
也就是说地位高的进攻地位低的才叫做“征”，所以日本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是高于朝鲜的。这种称呼上的分歧，说明东亚朝贡体系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
在19世纪西方殖民者使东亚地区接受了民族主义以后，这场战争又被东亚国家分别赋予了新的意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一步步蚕食乃至鲸吞中国的土地，路线刚好和当年丰臣秀吉的计划一致，所以中国就将当年的朝鲜之役视为日本狼子野心蓄谋已久的铁证。
而日本则把自己在16世纪入侵朝鲜的历史，视为在20世纪殖民朝鲜的合法性来源。需要注意的是朝鲜和韩国在分别独立以后，也把“壬辰倭乱”改了个名字叫“壬辰卫国战争”，视为朝鲜民族捍卫民族尊严和主权的象征。
民族主义在东亚地区兴起以后，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16世纪的这场战争视为一个历史节点，正说明这场战争本身冲击了东亚朝贡体系，强化了各国作为主权国家的自我意识。
这场战争的第二个后果，影响更大，那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女真族人的崛起。
明朝为了援助朝鲜，将防御蒙古人和女真部落的辽东兵马派往朝鲜。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建州女真趁机崛起，建立了后金政权。之后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名为“大清”，顺治年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清朝。而清朝取代明朝，不止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还意味着中国内部治理方式变化以及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
先看中国内部治理方式的变化，早在皇太极在位时期，后金政权就已经是一个容纳满人、蒙古人和汉人的多元政权。清朝建立以后，这种性质进一步强化。清朝通过通婚建立和蒙古上层的联系，同时尊重和容纳各种宗教和思想体系，建立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同时，清朝在中央设立了理藩院，对边疆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这是清朝和明朝最大的区别。
于是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不同身份便极为复杂：对于中原及东亚诸国，他是天子；对于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对于蒙古，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通过这种多元意识形态的混合，清朝实现了对于边疆地区的直接治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和多民族的现代中国很相似了。
与此同时，清朝取代明朝，还引起了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清朝以在东亚地区压倒性的国力，也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但这个“天下”体系与明朝时期又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明朝是“天下”体系的绝对中心，但清朝的身份却相对模糊。朝鲜、日本虽然服从于清朝，但与清朝的关系却更为微妙。因为他们认为，既然满族人可以入主中原，从夷狄变成中华，自己也同样可以。朝鲜和日本都认为自己才是“道统”的继承者，以“小中华”自居。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相比明朝，清朝在文化上的权威性减弱了，而周边国家的自主性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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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第二点，清朝因为与俄国的接触，还接受和容纳了来自欧洲的条约体系。1689年，为了解决在黑龙江以北地区的领土争端，清朝与俄国代表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用今天的眼光看，《尼布楚条约》大概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的国际法文件，这里的“中国”显然不仅指中原，而是包含蒙古和东北在内的整个清帝国。可以说，将东亚大陆上包含内地和边疆多个地域的这块土地称为“中国”，最早正是出自《尼布楚条约》。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尼布楚条约》是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而且，签订条约的清朝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条约方式确定边界和规范人员往来，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体系的专利，但清朝作为一个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能成为国际条约签订的主体，这正说明发源于欧洲的条约制度也是可以被清朝主导下的“天下”体系所容纳的，“天下”体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包容性。
至此，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冲击了明朝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甚至间接引发了清朝的建立。清朝建立以后，一方面确立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理，建立了多元一体的帝国，使得我们熟悉的现代中国初露雏形，另一方面也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变化，朝鲜、日本在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有所增强。同时清朝还因为和俄国的接触，接受和容纳了来自欧洲的条约制度。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发生在1840年也就是所谓近代史开始之前，说明东亚地区以“条约性”为标志的“现代化政体”，早在西方大规模入侵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雏形了。
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直与西方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那东亚和西方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中，又是怎样的关系？
有一种说法，我们都非常熟悉，说东亚地区曾经长期“闭关锁国”，最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这种说法的根据一般有两个：
第一是在文化上，东亚地区曾经禁止过基督教的传播；
第二个是在经济上，东亚地区曾经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和外国进行海上贸易。
这种说法的言下之意，是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要等待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才开始，是一种被殖民者“恩赐”的现代化，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首先，在文化上，传教士曾经有过长期在东亚地区传教的历史。青年时期的乾隆皇帝有一幅著名的身穿朝服的画像，出自郎世宁之手，郎世宁就是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事实上，郎世宁不是唯一一个服务于朝廷的欧洲人，除了他，还有很多受教会派遣而来的教士。这些人中包括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测绘师等等。从明末到清朝中期近两百年，欧洲天主教会中仅耶稣会一个教团，就先后有四百七十多人在中国服务。
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利玛窦。利玛窦也是意大利人，他当年从澳门北上，见到了万历皇帝，还在北京居住了十年。
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以他为首确立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利玛窦规矩”，也就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能以天主教的规则来否定儒家祭孔和祭祖的仪式，而天主教应当融入中国的文化。
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下，东亚地区对天主教一度表现出相当的包容性。在中国，有一大批士大夫接受了天主教，受洗成为教徒，其中最著名是明朝的徐光启，他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1692年，清朝康熙皇帝颁布了一道名为《容教令》的诏书，允许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这等于是官方承认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位。
可是，为什么后来日本和中国又开始禁止传教活动了呢？
在日本，主要是因为天主教介入日本政治，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猜忌。丰臣秀吉在侵略朝鲜前夕，会见了耶稣会在日本教区的负责人埃科略，问他能否帮忙借来两条葡萄牙战船协助作战。
当时埃科略为了传教，吹牛说由于军队是听教会的，所以他可以很快调来印度的葡萄牙军队参与作战。
而这种轻率的表达反而引起了丰臣秀吉的猜忌，他怀疑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侵略日本。于是在不久以后，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日本国内的传教士。
再看中国，据《明史》记载从明末开始，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并不限制教徒的习俗，远在罗马的教皇也是十分开明。但就在康熙颁布“宽容赦令”的第二年，欧洲教派之间的争斗波及到了清朝。
对此，最具代表性事件的是时任福建宗座代牧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当(Charles Maigrot)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算是正式拉开了“礼仪之争”的大幕。
在这场“礼仪之争”中，罗马教廷与康熙、颜当通过多次书信，还曾两度派使节来华，但最终还是谈崩了，因为罗马教廷完全无视康熙的看法。
于是，介于这种情况，清朝政府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下令将部分不顺从中国礼仪的传教士驱逐出境。但教令在颁布以后也是时松时紧，所以乾隆时期，郎世宁还可以担任宫廷画师。
这段期间还有个极有趣的插曲，就是康熙在与传教士交往时，竟然喜欢上了西方的葡萄酒。但由于驱逐传教士致使葡萄酒不够喝，便在1709年便全国下令征集葡萄酒。于是各地方官“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但一个月也才筹集了一百瓶。所以就有传教士建议康熙，不如直接投资酒庄。而被选中的这家酒庄便是鼎鼎大名的拉菲酒庄。
拉菲酒庄
可见，虽然日本和中国都曾经禁止天主教传教，但根本原因并不是两国僵化保守。在日本，是出于对殖民侵略的警惕和防范，在中国，则是由于天主教挑战了中国的伦理底线，导致清朝皇帝不得不禁止传教。
所以，所谓东亚地区在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经济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本地并不盛产白银，但在明朝以后，中国居然能够实行银本位制，以白银为主要货币，这是由于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经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之手运到了中国，交换中国的瓷器和茶叶。
大家熟悉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总共倒进大海340箱茶叶，全部产自中国南方，其中占大头的是240箱福建武夷红茶。可见，中国并没有隔绝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之外。
那么，所谓中国“闭关锁国”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首先是由于康熙对待海禁问题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比如1684年在清朝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就已全面解除了海禁，但这只是为了防止台湾侵扰内地。而康熙皇帝于1717年主持了用三角测量法和经纬度实测全国的工程，制成了当时全世界最精准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其中“皇舆”二字也只是取唐朝张说 在《东都酺宴》中所说:“皇舆久西幸，留镇在东京”之意。
康熙解除海禁以后，设立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个海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四个海关并不代表对外通商口岸只有四个，四大海关下面各有若干个口岸，这是一种类似于德国的典型的分权式管理制度。
随后为了统一管理，于是乾隆皇帝在1757年把“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也就是效仿法国，把对外贸易统一交给广东打理。
这只是管理制度的调整，但就是这种调整，却被视为清朝彻底闭关的标志。
其实，所谓的“一口通商”其实只是把其他三个海关涉及与西洋贸易的业务划归广东海关管理，往来琉球和日本的船只仍然可以在这三个海关自由出入，贸易依旧很繁荣。
19世纪初，不法英商开始寻找对华走私渠道。马克思曾指出，它使“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官员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从而使“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所以袁鹏飞说英国唯利是图，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只搅屎棍子”不无道理。
关于“闭关锁国”，还有一个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说法，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奉命出使北京，觐见乾隆皇帝，结果因为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的事情，和清朝争执了很久。最后，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被乾隆全部拒绝，乾隆还表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要与英国发展贸易。这成为清朝僵化保守的一个重要论据。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清政府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极为礼貌与有礼节的。比如，随同马戛尔尼来到中国的副使斯当东在《枟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枠》一书中说，清政府接待大臣和坤“自始至终殷勤地尽到招待责任，体现出一位有经验的廷臣的礼貌和上等教养”。
书中对中国高层的政治素养给予了极其正面的肯定，甚至专门强调当时和坤“态度和蔼可亲，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后来，即使马戛尔尼一行因礼仪问题被驱逐，书中也表示使团受到的是清政府“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也就是后世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下跪礼节的争执”一事，以英方亲历者自己的角度看，也不过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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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下跪事件”发生后的1817年,被英国军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仔细研究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文字材料，并认真听取了第二使团阿美士德爵士关于中国之行的介绍。当了解清楚情况后，拿破仑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
而让拿破仑觉得更为荒谬的是，当英国第一个使团因为礼仪之争无功而返而派出第二个使团时，第二使团竟然没有就礼仪问题与清政府达成某种定见，以致因同样问题再一次遭遇失败时，拿破仑明确表示这是“英国外交的笑话”。
为了加强表达效果，拿破仑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说法来阐明这个道理:“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圣赫勒拿岛
即使将拿破仑这些话认为是身处牢狱的恶毒的妒忌，但由此不难看出，乾隆拒绝与英国继续交往完全和下跪的礼节无关。因为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英国提出的要求本质上是不平等甚至是无理的。
对此，拿破仑对此事的评价很中肯：英国要求中国在舟山附近划一个海岛给英国商人用来居住和存储货物，这几乎等同于让中国同意英国对其进行正式殖民。
因此，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中国并没有锁上与世界交往的大门。所谓的“锁国”，也只是西方为了证明自身文明的优越而制造出来的想象，以及中国各阶层面对世界的集体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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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当世界全球化出现端倪时，中国不但依以原先的“亚洲”思维来思考“全球化”问题，甚至从来就没有关注过自己文明圈以外的地方。
但如果我们把因此而表现出的种种不可理喻与少见多怪叫做“愚昧落后”的话，那么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表现出的态度就是短视、小器、固执与唯利是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时现代化道路才起步，大家都艰难的走在各自的道路。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美国，或者朝鲜与日本，都只能以实践行动来逐渐完善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而这其中各种血腥、暴力与非理性的行为层出不穷。
可你能仅凭一段时期的没落就说中华民族不行吗？
这是包括鲁迅、胡适、钱钟书、王国维等众多学者需要检讨的地方，也是我终生敬仰钱穆先生的原因。
因为只有以全面、公正、平和的态度去看待世界与中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历程中面临的困境。
天佑中华，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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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资料：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郭海燕，2007.1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外交浅析》，李红莹，2012.2
《拿破仑与转型时期的欧洲各国》，亚历山大·格兰布，2016
《清朝外交变化动因:观念还是物质》，周方银，2006.12
《金允植“属国自主”观的形成与实践（1881～1887）》，王弈斐，2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