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行书”，三种书风，三种心境！

在行书18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三帧里程碑式的开山巨作：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北宋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成为行书标杆性的经典作品，被后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

这三大行书，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的不同书风，同时，也各自代表着作者的三种心境：

晋代：韵度唯尊

行书产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经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推陈出新，糅进楷法，才成熟完善起来，并形成一种不同于汉魏质朴书风的妍美流便的尚韵书风。这种书风与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心灵姿貌相适应，追求笔墨技巧之外的生命情调，其代表作就是被历代公推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乐悲之书

《兰亭集序》全文共28行，324字，抒发了作者对人世生死无常、好景不长的感慨之情。此时，王羲之年已50(王羲之生年有303年、321年两说，按后者推算王羲之写《兰亭序》时是32岁)。

面对良辰美景，王羲之乘兴写道：“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由于时代和家族的双重重负，王羲之不可能物我两忘，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故而，序文在描述了兰亭美景和修禊之乐后，转而对人生忧患发起议论：“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几许凄凉，几许无奈！

好像作者已经快要参透人生的虚幻无常了，可是笔锋一转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又彻底否定了庄子超迈旷达的人生观。王羲之的悲哀，在于面对明山秀水时始终难以释怀的生命关怀。正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言：“晋人虽超，未能忘情。”

唐代：秀壮并存

唐代行书由两个系统构成。一个系统是王羲之书风。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唐代掀起了研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形成了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柳公权等为代表的“崇王”书家群。另一个系统是颜真卿、李邕的创新书风，他们突破“二王”藩篱，开创了行书的独特面貌。其中，颜真卿变王羲之行书的纤秀妍媚为丰腴雄健，其代表作《祭侄文稿》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分别代表了行书“阳刚美”“阴柔美”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祭侄文稿》——悲愤之书

《祭侄文稿》全文共23行，268字(涂去34字)。今观其迹，颜真卿的忠义之气和失侄之痛仍跃然纸面。

全文从追记颜季明往事开始，此时作者情感释放仍不失理性，因此字势平稳，行笔稍缓，笔调比较含蓄。随着文章的逐渐展开，作者的情绪也开始跌宕起伏，字势逐渐打开。当述及常山孤城为敌兵所围而“贼臣不救”时，颜真卿的字迹就变得十分凌乱，写错涂抹的地方也开始增多。

至“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句，颜真卿肝胆俱裂，用笔顿挫增强，字形忽大忽小，笔墨时断时续。再至“抚念摧切，震悼心颜”8字，大悲大愤之情喷涌而出。

结尾处“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作者精神上似乎进入了恍惚状态，字形几乎难以辨认，字势向右下方欹侧连绵，悲愤之情达于极点，不过此时已是欲哭无泪了。

宋代：尚意抒情

行书经魏晋的黄金期、唐代的发展期后，到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这种尚意书风充分发挥行书的抒情达性功能，突出行书创作的至情宣泄，产生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他们均以行草或行楷见长。最能体现这种尚意书风的，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悲怆之书

《黄州寒食诗帖》为两首五言古诗，共17行129字，一扫苏轼往日的清词丽句，读来苍凉惆怅，字字含泪。

第一首诗为：“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该诗描写了苏轼困居黄州三年的清苦生活。三年的时光，何其漫长，然而又如流水转瞬即逝，把诗人的年华无情带走。面对凄风苦雨，诗人感叹韶光易逝，发出了“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的无可奈何的喟叹。

第二首诗为：“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这首诗延续了诗人在第一首诗中的凄苦情调。春天的江水高涨要漫进室内，小屋像一叶渔舟漂泊在苍茫烟水中。空空的厨房里煮着些蔬菜，破灶底燃着潮湿的芦苇。看见乌鸦衔着纸钱，才想起今天已是寒食节。面对此情此景，一种悲怆的穷途末路感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那是“君门深九重”的欲归无望，“坟墓在万里”的欲吊不能，“死灰吹不起”的欲哭无泪。

“天下三大行书”是行书发展的三座里程碑，它们虽然在形式、风格、境界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均在行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