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5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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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国之门》
第2章 第2节 基督教与世俗社会
第2章 第3节 基督教文化的演变
经过几个世纪的艰难发展，基督教终于在用殉道者的鲜血和尸骸铺垫的道路上走向了历史的前台；而骄横暴戾的罗马帝国则在外部的日耳曼蛮族入侵和内部的奢靡风气腐蚀的双重作用下土崩瓦解，蜕化为一堆不堪入目的历史朽骨。“
当狂热的基督徒正准备为信仰而殉道时，他们却沮丧地看到，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殉道者了。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们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
当“殉道”一词的含义不再局限于直接的献身行为时，它就采取了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与人欲横流的世俗社会彻底决裂的禁欲生活。在这种表现形式中，殉道者的敌人由手执利剑的罗马统治者变成了在自身之中蠢蠢欲动的肉体欲望。“另一些狂热的基督徒则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感远离文明的罗马世界，走向瘴雨蛮烟的化外之地去传播上帝的福音，从而为日后入主罗马世界的蛮族普遍皈依基督教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两座城的对峙不过是两种人性倾向的对峙，是向善之心与为恶之心的对峙，是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上帝的采邑）与肉体（魔鬼的采邑）之间的对峙，演绎开来，则是以耶路撒冷为象征的基督教文化与以巴比伦为象征的异教文化之间的对峙。
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修道院数量的增多和所辖田产的扩大（来自于富人的馈赠和对穷人土地的兼并），修道士们在道德方面也开始堕落，修道院和教会一样成为藏污纳垢的渊薮。基督教用罪孽意识和唯灵主义的圣水浇灌出了一朵禁欲主义的苦难之花，这朵花焕发出一股令人陶醉的怪味，它压住了异教文化园圃中的一切芳香。“
伏尔泰曾尖刻地讽嘲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谈不上是帝国。在这种分散而彼此闭塞的封建社会中，帝国的权威逐渐被教会的权威所取代，凯撒的王国让位于上帝的王国。“上帝之城”只能建立在“尘世之城”的废墟之上，正是由于世俗的帝国崩溃了，人们才普遍地把目光投向了天国。
正当罗马主教对北非的问题感到束手无策时，一次意外的浩劫使拉丁基督教世界彻底摆脱了这个既无法医治又不能割除的“痈疽”——新崛起的伊斯兰教在其迅猛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北非。
一切可能滋生异教文化隐患的危险策源地——希腊、亚洲和北非——都退出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罗马教会从此可以为所欲为地摆弄那些缺乏教养和理性精神的北方蛮子了。
779年，查理大帝在一项敕令中将缴纳什一税规定为法兰克王国的每一个居民应尽的基本义务。到10世纪前后，修道院已经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庄园主，寺院经济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西欧经济的命脉。许多大修道院都占据着成千上万处庄园，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张。
吉本转述了一个本尼狄克派修道院长关于遵守三大信誓的结果的坦率自白：“我那清贫的誓言每年给我带来十万克郎；我那服从的誓言把我提升到一个君主般的地位”，但是吉本却忘记了他关于遵循贞洁誓言的结果了。
随着宗教僧侣日益同化于世俗封建领主，他们所代表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精神和唯灵主义理想也就荡然无存。
托钵僧团很快就取代其他修会而成为修道运动的中坚，法兰西斯修会和多米尼克修会一方面成为罗马教廷镇压异端运动和推行各项宗教政策的得力工具，另一方面也在促进欧洲的大学教育和慈善事业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通过发展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来加强基督教在精神上的影响力。
确切地说，中世纪教士阶层的腐败与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人们的腐败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正如中世纪的西欧人在高雅的文化品味方面远远比不上古典时代的人一样，在放荡形骸和声色犬马方面他们也同样地相形见绌。
一面唱着拯救灵魂的高调，一面却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使基督徒的堕落行为除了邪恶之外，又平添了几分令人恶心的伪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比较容易原谅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腐败，却对基督徒的堕落深恶痛绝的原因。
如果说罗马文化是对希腊文化的拙劣模仿，那么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则是对这种拙劣模仿的拙劣模仿。所谓“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充其量不过是把处于普遍文盲状态中的欧洲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而已。
如果说西欧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那几个世纪里陷入了一片鸿蒙未辟的愚昧状态，这并非基督教的过错，而是蛮族入侵的结果。但是将蛮族从普遍的蒙昧状态中带入文明生活，使欧洲文化不至于因为一场蛮族入侵的浩劫而彻底湮灭，换言之，使古典文化的柔嫩根芽能够在蛮族的铁蹄践踏之下坚韧地生存下来，并最终以扭曲的形式开出一朵惊心动魄的苦难之花，这却是基督教的历史功绩。
这种最初源于蛮族武士的粗鲁野性、后来却在基督教的熏陶之下变得文明高雅的骑士精神，成为中世纪盛期文学作品讴歌的主要对象，其结果就产生了名噪一时的骑士文学。
一个优秀的骑士应该既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战士，又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情人。在骑士文学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心心相印和纯洁得近乎神圣的爱情，既是对中世纪的缺乏爱情基础的封建政治婚姻的一种反抗形式，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圣母玛利亚的精神之爱的一种折射形式。基督教已经把古代日耳曼人的“粗犷的荣誉感”净化为中古时代法兰西人的文雅的荣誉感，新生的罗曼谛克的骑士精神在法国找到了最广阔的驰骋场所。
在法国和西班牙，骑士精神所衍生的贵族风范却大相径庭——在法国它表现为崇高典雅的罗狄克，在西班牙它则表现为滑稽可笑的唐·吉诃德。
感召力。信仰是一种有别于理性和感觉的精神基质，它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超理解和超感觉的。
经院哲学力图用理性和逻辑来证明种种信仰对象，用亚里斯多德主义来诠释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以显示这些信条的“合理性”。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最后竟流于更加异想天开和骇人听闻的企图——用感觉来对宗教信条进行直观。
有限的理性是不可能洞见上帝的奥秘的，对于无限的本质或上帝，人类唯一可依凭的途径就是信仰。理性是人类制定的准则，信仰却是基督制定的准则，如果基督教的教义（三位一体、死而复活等）在理性看来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那只能表明理性本身的局限性；理性意义上的不可能性恰好说明了信仰的超越
善意只是获救的必要条件，上帝的恩典才是获救的充分必要条件。善意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而获救则是上帝的双重恩典。上帝在创世之前已经根据凡人无法揣度的理由把人分成被拣选和不被拣选的两部分，对于这种预定的拣选，理性无法追问它的根据，人们只能对救恩抱有。
用理性来论证信仰、用形式逻辑来论证教义的风气自安瑟伦开创以来，在经院哲学中逐渐发展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完全无意识地把信仰的圣殿冲得四分五裂。
安瑟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中世纪神学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构成了从以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早期神学（教父派）向以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逻辑论证为特征的后期神学（经院哲学）过渡的中介环节。
鉴于安瑟伦在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中的这种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他被后世的哲学家们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信仰被理性所代替，信仰变成了对理性的信仰。经院哲学家本想把理性当作信仰的奴婢，然而结果却使理性成为真正有实力的权威，信仰反而隐退到幕后去，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观众，观赏着理性穿着它的袈裟表演另一出戏。
用理性的逻辑去论证纯属信仰的神学教义，其结果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典型地表现在那种被强拽进神学体系内的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之中。
基督教道德与其神学一样，侧重于内心的信和爱。这种强调内心的信和爱，轻视外在的形式和效果的道德观构成了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唯动机论。基督教的道德观最初是动机论的，基督教正是凭藉这一点战胜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把外在的强制性的律法变成内在的自觉的道德律令，这正是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摄住人心的力量。
在灵魂与肉体所进行的这种交易活动中，教会成为发放精神债券的大银行家，信徒则成为精神债券的认购人，只要购足了赎罪券，生前可以恣意放纵，死后灵魂也可以顺利地进入天国。
密室忏悔、出售圣徒遗物、兜销赎罪券以及十字军东征等实践活动充分表明了基督教道德的沦丧和蜕化。内在的动机论道德观转化为外在的功利性道德观，虔诚的信仰、爱和深沉的负罪意识都淹没在种种替代性的和虚假的赎罪手段中。
14世纪开始的英法百年战争和遍及欧洲的黑死病使大量人丧生，许多失去依靠的妇女迫于穷困到修道院当修女。结果，女修道院就成为神职人员的半公开的妓院，各种伤风败俗之事层出不穷。
到了13世纪以后，当教会开始把法国人当作主要对手时，教皇就遇上了一些与他同样具有文明的拉丁文化遗传因子、同样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信仰和同样精于算计、擅长权谋的敌人。
这个“新世界的形相”就是以历史的合题形式包含了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近代文化，而那个光芒万丈的太阳则是体现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变革中的自由的理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