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王小波的“趣”味

回家的路上闲翻了几页《沉默的大多数》，看到一段话，差点没笑喷出来。

“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

据他自己说，这些自记事起“话语的熏陶”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对话语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且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越是不信。“世界还有阴的一面，自我懂事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等等。同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好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很自然的，在新媒体时代的催化点火中，曾经歪着脖子的“丑八怪”王小波已经成为“有趣人生”的第一代表，文章的论据多半是引用他写给李银河的趣味情书。

王小波很有趣，这一点当然毫无疑问。但正如“世界还有阴的一面”，如果仅用情书来证明王小波的“有趣”，在我看来，原本十二分有趣的王小波，大概也就只剩下了三四分的样子。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王小波的趣味，固然有来自恋爱中“光明”的一部分，但如果缺乏“不光明”背景的反衬，那他的趣味之光看起来就要暗淡和贫瘠多了。这并不是什么道理，只是生活常识，因为白天点灯和晚上点灯，对于灯的输出的功率没有丝毫影响，但留给看灯的人的明亮感觉却是大有区别的。

如果可以简而言之，那王小波的趣味，又是怎样的一种趣味呢？在我看来，他趣味的支撑，除了文字本身的逻辑思辨趣味，更多的是来源于他的诚实，而他的这种诚实在“不那么诚实”的话语氛围里，必然会引发尖锐的讽刺效果。我之前曾说幽默有很多种，发疯的形而下的幽默是滑稽，而话中藏针的形而上的幽默，便是一种讽刺。王小波的趣味，多半是一种讽刺性幽默。

我们可能都知道，王小波的很多作品看起来都很黄。所谓黄，不单单是因为里面出现了许多明目张胆的毛茸茸性器，而且多是男女间的流氓之事。因为描写的特别生动细致，以至于我看了《黄金时代》很久之后的今天，仍然能记得陈清扬白大褂下面坚挺的乳房。再比如他还有一本书，叫做《革命时期的爱情》，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这样的嚣张姿态简直是往“正人君子”裤裆里猛踹的一脚。因为你会轻易的发现，在王小波的大部分书中，总是有许多“正人君子”的身影，无论是厂长，X代表，校长，都是一面光明正大的言语，一面偷偷摸摸的风流，仿佛假道学先生白天一本正经地讲着四书五经，晚上又插上门窗，有滋有味地翻开了春宫图。

或许，王小波以“性”为道具，这跟他的老婆李银河是性学家有着关系，但我总觉得，即便没有李银河，诚实的王小波估计仍然会拿性说事。因为这本是人的生活中不可避免而又无比重要的一部分，但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在这件事上，表现的又特别的心虚和扭扭捏捏。

除此之外，我们大概还会发现，王小波的男女故事很多都是置于某个特殊的时期。王小波从那个特殊时期出生，在那个特殊时期成长和怀疑，也时刻听着那个时期的特殊语言，在自己有了表达技巧的时候，自然会以文人的特有方式反戈一击。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连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现实中那么一棵病秧子还曾放出狠话来：假以天年，如果允许我完成自己的作品，我必定为之打上复仇的印记。

王小波看没看完普鲁斯特，我并不知道。但是看过普鲁斯特确是真的，因为他本人的一部作品，名字就叫《似水流年》。

复仇不一定只是针对特殊时代，因为那个时代过去后，文学界仍然残留着许多过去的阴云。比如在我出生那年的前后，多次就提出“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某某代表发言说：“这几年，我们有些文艺作品宣传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对人们的思想起了严重的腐蚀作用。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糟粕对我国的影响有两点：一是自由民主，二是色情。”

王小波曾倒置福柯“话语即权利”的名言，改成了特别具备中国情调的语句：权利即话语。然而，王小波并没有什么权利，但他也并不在权利之下夹着尾巴装孙子，他仍然借他插队的破鞋陈清扬，夜奔的红拂，以及龟头血肿、小转玲，挺直他的脊梁。

但是，这些趣味在今天新媒体的文章中似乎都被阉割掉了，仿佛热爱打折的我们阉掉了王小波自己的阳器。有时候我一面欣赏“有趣王小波”的趣味，一面又替他感到惋惜。因为外面的“高音喇叭”，仍然在“每日每夜地乱嚷嚷”，对我们纯洁的小朋友进行着“话语的熏陶”，呼吁我们奔向“幸福快乐的鸡汤生活”。

只是，我不知道，怀疑“这么多好事，怎么都让我赶上了”的朋友，还有没有？

希望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