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龙岗战斗中，全歼了国民党军张辉瓒第18师，缴获半部电台（发信机损坏），有10名通信人员自愿参加了红军。

时隔4天之后的1931年1月3日，红军又全歼了国民党军谭道源第50师，这次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

以这1部半电台为基础，红一方面军组成了无线电队，人民军队从此有了无线电通信。

在讲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历史时，谁也绕不开这个“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对于稍微了解西电的人来说，这个故事已经耳熟能详，详细情节不再重复。

这里，着重讲讲“半部电台起家”还没有说完的几个小细节。

碰见猪一样的队友，张辉瓒其实是个冤大头

半部电台是张辉瓒第18师的电台，作为一个蒋介石亲自任命，统帅约10万大军的前线总指挥，他怎么会被只有4万人的红军活捉呢？活捉之后为什么又被直接处死了呢？逻辑上明显有些不合情理。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主席填的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让人记住了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也让张辉瓒以这样不光彩的方式被后世所知。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实际上，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原因可以分为敌我两个方面：

一方面，因为红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当时召开的军民抗敌誓师大会，舞台两边贴了毛泽东同志亲拟的两幅标语，也即是游击战和运动战两大战略：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另一方面，也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互不协调有一定关系。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张辉瓒被活捉，也就是敌方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

1930年12月19日，红军主动撤离了江西吉安的东固镇，敌28师未放一枪就占领了东固镇。占领了东固的28师，前脚还没站稳，就马上向南昌的蒋介石报功。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没通知张辉瓒部，而张辉瓒计划第二天攻打东固。

第二天，当张辉瓒率领着自己的18师攻打东固时，居然与已占领东固的28师打了起来。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当然是个严重的失误。可这能全怪张师长么？他碰到的是猪队友呀！

不分青红皂白的蒋介石，发电对张辉瓒一通臭骂，而且还同时表扬了其实并不地道的28师。

就这样，憋着一肚子窝囊气的张辉瓒又干了两件蠢事：

一是下令大烧大杀东固镇三天，这件事直接让张师长后来丢了老命。张辉瓒被活捉后，蒋介石原本是要营救的，已经联系了红军方面进行谈判，承诺可以给红军武器，或者释放政治犯来换他的命，但谈判还没进行完，愤怒的东固老百姓就已经直接把他枪毙了。谁让你烧了人家的房子？

其实，蒋介石是真心打算营救张辉瓒，给出的条件挺优厚：向红军捐送20万元现洋、20担医药，释放由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提供装备5000余人的枪械弹药等。

张辉瓒干的第二件蠢事是，直接率领着52、53两个旅和师直属部队向龙岗镇扑去。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

29日晚，乘着满天大雾，红军共2万多人静悄悄地埋伏到了龙冈附近的山中。30日早上7时许，张辉瓒率领18师开始登山。遮天盖地的大雾，着实让张辉瓒分不清龙冈的深浅，稀里糊涂就钻进了红军设下的大口袋。

这一战，我军歼敌18师15000人，俘敌3000余人，活捉师长张辉瓒，缴枪万余支、子弹130余万发。最重要的是，红军缴获了半部电台。

红军优待技术人员，给出了“天价津贴”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被俘获的张辉瓒部电台人员，只有台长李三毛没有参加红军，其余10人均自愿加入了红军，这其中就包括王诤和刘寅。

以这批电台人员为基础，没过多久，当红军无线电队成立的时候，队伍已经扩展为100余人，除无线电技术人员外，还有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等。

此时，原来的报务员吴人鉴已经改名王诤，且被任命为无线电队队长。随台学习报务的实习生刘达瑞，则改名刘寅，担任了教员。这一年，王诤只有22岁。

因为深感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红军最高层对于这批电台技术人员视若珍宝。参加红军4天后，也就是1931年1月3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就在红军总部亲切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

为了照顾技术人员，上级给王诤每月的津贴是50块银元，其余人员分别为40元、30元不等。

对比一下当时红军战士每天3个铜板的伙食费，就可以知道50块银元意味着什么。当时，大约100个铜板可以兑换1个银元，也就是说王诤每月的津贴是普通红军战士的50倍。

红军给养实行的是供给制，一律不发薪饷，只发很少的伙食尾子，也就是津贴。查阅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相关资料，只有零散记载可以参照：

江西中央根据地时期，前线和后方分开，后方的供给标准明显比前线部队要低。红军战士每天吃3钱盐、4钱油，后方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只能吃1钱盐、2钱油；红军士兵的伙食标准每天1毛钱，而后方省一级干部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

抗战之初的延安地区，师长以上，政府主席、委员和边区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大学校长等，每月津贴一律5元；旅长、专员、处长及各中学校长等4元；团长、县长、县议会议长及科长等3.5元；营长、区长、各小学校长等3元；连排长2.5元；班长、伙夫、马夫及通讯员等2元；学员、战士及勤务员等1.5元。

红军通校毕业生、原北京邮电学院党委书记老红军秦华礼曾回忆道：对电台技术人员的生活给予优待，发给津贴费，红军自己培养的报务员1个月给3块大洋，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给得更多，沈毅力是60块，刘光甫是100块，以后他们都要求减少，另外还给电台5块钱的夜餐费。

关于津贴还有一段趣事，那就是王诤等人后来曾一再主动要求“降低津贴”。

第二次反“围剿”前夕，全体电台人员给总部写信，要求减免津贴。左权表扬了他们的风格，适当消减了他们的技术津贴。

《王诤传》则记载：1936年9月25日，中央军委以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三局局长王诤的名义，颁布《关于无线电技术人员津贴之规定》，将电台技术人员依其技术熟练程度分为5等，最高每月15元，最低2元，以示优待技术人员。

《王诤传》

半部电台起家之后，蒋介石何时知晓？

《红色摇篮——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历史回顾》记载：从1931年2月至1934年10月，“半部电台起家”的红军通信学校，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办学：

《红色摇篮——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历史回顾》

共培训无线电报务、机务和有线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其中无线电专业学员330余人。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的通信实力是：军委三局33人；无限电营344人；电话队151人；通信队91人；通信教导队425人，以上总计1044人。

这就是当时红军通信方面的全部家底。

这一切，作为敌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知道么？他是怎么应对的？效果如何？

现有公开的历史文献显示，蒋介石最早有可能知道红军拥有电台，并知晓红军能破译国军电台密码的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5月2日。

这一天，时为滇军高级将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的龙云发急电给蒋介石，电称：

“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红军长征期间发生的这个插曲，后来被称为“情报员陈仲山掉队被俘事件”。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

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和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

电台每天都更换密码，有用么？

长征胜利结束后，军委二局一科副科长、被称为破译工作三杰之一的邹毕兆统计了一下二局的工作成果：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二局在万里转战中，相继破译了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的180余种密码。

可见，国民党各军之间通过电台的通信联络，对红军完全是透明的。正如刘伯承同志所说：“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敌强我弱，敌军轻敌，国民党部队的译电机关和指挥官都不懂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组成复杂，他们很难对电台及其密码实行统一管理。

而红军方面是怎么做的呢？王诤是这样回忆的：

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开始时起，就注意到了无线电保密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性，并在以后长期工作中养成了十分注意无线电保密的习惯。

共产党如此重视人才和重视技术，国民党如何能胜？

更不用说在反“围剿”转移途中，为了防止电台泄密，以及怕电台缺了零部件不能工作，便要自己携带真空管，让警卫员携带电键的毛泽东总政委了。

什么叫领导重视？红军半部电台起家的发展历程，就叫做领导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