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家巷到福城巷
从陈家巷到福城巷
在我小时候，陈家巷是没有巷的，四栋屋子的中间，隔着一个大园子，园子的南边，是我父亲四兄弟的两栋屋，而东边，则属于另一陈姓的两兄弟以及从肖家迁居于此的肖姓人家。我家同二叔住着一边屋，另一边是灶房，我三叔四叔一栋屋，屋的旁边是大菜园子，用乱砖码成的园墙上爬满了叫不出名字的老藤，盘根错节，绿绿葱葱，在园墙之外的路旁，野草总是茂盛地生长着，什么灯芯草，湖膩腻，霸根草，酸究究，有种叫蒌子的草是最多的，随处可见麻麻密密地占据着路的两边，通常在夏天，祖母会用晒干的蒌子草做鸡窝。
在我们屋场前，有棵大枫树。枫树已经很老了，老得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老，三四个大人才抱得拢的枫树，树腰上烂出一个罗筐大的洞，从洞口往上看，树的空心已经到了上面的枝桠处，洞的底部，是一些掉落的腐败了的木屑。高处的粗枝折断于经年的雷暴风雨，只有一些细小的枝叶还簇拥在折断的枝桠处，顽强地厮守着这老树的风烛残年。
年复一年，我们总以为枫树就要死去，但一到春天，那些细瘦的肢条上，又顽强地生发出许多嫩黄的新芽，并随着门前的稻秧一起，变得越来越葱绿起来，到了秋天，枫树还结出许许多多的枫籽。当秋冬交替，风一遍遍吹过村庄时，一些黑褐色的枫籽便连同枯枝掉落在屋场上，每天，我们争相捡拾着那些枫籽和枯枝，把它们推在灶前，当作做饭的柴火。
在陈家巷的南头，有一口井，井圈是由一整块黑褐色的麻石开戳而成，井并不深，不是清澈见底的那一类古井，春上天，下大雨的日子，井中的水很充溋，有时会满到井沿口，水质混浊，需要数曰水才能变清，而到了深秋，水又有些不够供应，挑水晚的人往往打上来的就是浑水，因此，每到枯水季节，陈家巷的男人们便会商定一个日子，放下各自手中要干的活，搬来梯子，提着吊桶，下井的人穿上雨衣，上面两三个人轮番着提水，尽管井每年都清洗一回，但泥沙，瓦片，碎砖这些东西都照样有，有时，居然也能掏上来几枚硬币。在这一天里，大家齐心协力，关系很融洽的样子，把该清的全清上来之后，烧茶的女人就提了茶壶过来，男人接过茶壶，很庄严地把一壶热气腾腾的茶水斟在井中，然后盖上罗筛。整个过程，女人不能接近井台，小孩子也靠边站着，仿佛在做一个庄严的仪式，水的充溋也预示着生活的富足和生命的生生不息。
陈姓的另一家族，火根，思保两兄弟，他们虽然和我父亲年纪相仿，但轮辈份，却比我父亲长一辈，这里的渊源我一直弄不清楚，他们的儿女同我们年纪也相仿，平时玩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辈份之分，但我们两家簇的关系，总有些面和人不和的感觉，这主要表现在大人之间，虽然逢年，或是做喜事相互请喝酒，但明争暗斗的事情总能牵扯到方方面面。比如地界问题，我家屋边的菜园是我们的，但菜园之外，一些荒地，却全属于他们家，按理，陈家巷的楼门是公共的，理应为大家所有，虽然自我记事起，楼门已不复存在，但还有墙脚可以证明，但因为楼门落在他们的屋前，他们就理所当然认为那就是他们的，在楼门前还有一棵属于共有的桃树，长得枝繁叶茂，每年也会挂许多果，但每年去摘挑子，总要听他们的闲话，被他们赶，大人们仿佛有什么理亏似的，并不为这些事去理论，但我们小孩子心里就有些不服气，往往等大人们开工去了，就大胆地爬到树上去摘，楼门前的墙脚也趁大人们不在时把砖挖起来搬回家，对于我们这家小孩子的强势，有时候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只有冷言冷语，在外面说些我们的不是了，因此，在别人看来，是枫树下，仗着人多，欺负了他们。然而，在我的感觉中，我家的长辈对他们总是有些迁就，陪着一些小心。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后来，慢慢从祖母的口中似乎听出了一些端倪。我祖母陈根秀出生在樟树的陈木匠，六岁就到陈家巷做了童养媳，待要长大成人时，男人去高车桥辗米时碰到什么邪气，突然就一病不起，看了郎中，求过神也不见好转，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那时，老祖母又瘫痪在床，生活一时就陷入困境，没有男人的家事事艰难，想支撑谈何容易，祖母想一走了之回去娘家，但亲情难却，总于心不忍，最后，在下边亲戚的撮合下，一个逃壮丁住在杨家作田的浙江佬入赘这个破落之家。这个浙江佬后来便成了我真正的祖父，说起来，我父亲这一辈和陈家巷并无血缘关系，也就是因为这种身份，我们这一家族才或多或少被被自认为正宗的另一簇陈氏所不待见，有时甚至被生产队所孤立，但我祖父到底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在社教中听说是个积极分子，做人又比较仗义，在杨家，严家，饶家都结交了不少的兄弟，因此，作为外来人，所受到的歧视并不那么严重。
应该说，我祖父的到来，给枫树下这块地带来了生机，我父亲四兄弟成家立业，很快，我们这些孙子辈开始陆续出生，枫树下开始了人丁兴旺的一个时代，在短短的几十年，便发展到几十囗人了，只可惜我祖父在我三岁多时，因为打摆子，把分三四天吃的药一次就吃了下去，死于药物中毒。
枫树下小孩子多，打闹也是常事，但大人们却是十分地团结，从来不起争执。可以说，在整个龙潭，没有比我们这一个大家族更和谐的家庭。那时，我父亲巳经是长兄如父的身份，由于祖父的意外离世，我父亲要统筹家簇中的一切大小事物，处处以身作则，先兄弟后自己，把侄儿们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我父亲退伍分在了县邮电局，每个礼拜都会买一些糖果回家，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比堂兄弟们多得过一块，我父亲对枫树下的孩子一视同仁地相待，他为着这个家族做着表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们这一家族中最公正无私的主心骨。
那时候，二叔四叔都在外工作，只有三叔在家务农，三叔的个性，听说像极了我的祖父，说话办事有时很草率，又喜欢唱高调，队里很多人看他不顺眼，总想着办法看他的笑话。有一天的晚上，一帮巡逻守夜的人，竞抨了三叔和四叔家的屋门，还在门外的条石上磨刀霍霍，那一次，我三叔表现得特别英勇，端着禾叉，一定要冲出去拼命，幸亏我三婶娘拼死苦求才没出大事，次日却得知，原来是一场恶作剧。我三叔是狗蚤脾气，动不动就发火，他总说自己是六月天生的，热不得，平时家族中动静大的就是我三叔三婶了，三叔喜欢骂三婶娘，三婶娘就给三叔取了个"骂人王"的绰号，隔三差五还动动手，有一次，我堂弟文仔对哭着的三婶娘说，"莫哭莫哭，等我长大拿刀杀掉三叔"为什么说杀掉三叔而不是爸爸，因为小时候，他跟着我们一起喊，喊成了习惯。到现在，我的堂姐和三个堂弟还把爸爸当作三叔叫着。
在家族中，我哥龙华是长孙，听说我的祖父对我哥疼爱有加，总让我哥骑在头上到杨家下边串门去，在我哥之前，我母亲生过一个小孩，因为染病而夭折，刚好我父亲一个熟人介绍了一户人家要把刚生下的女儿送人，问我父亲是否愿意收养，我母亲去看时，没作过多的考虑便抱了回来，这便是我的姐姐桃仔。因为是桃树开花的季节，所以取了这么一个名字，那时，我母亲的乳还没回过去，这个奶妺仔，吃着我母亲的奶，带到了七岁，才被她的父母接了回去，那时候，我大概刚出生不久，待我长到七八岁时，桃子巳经是十四五岁的半大姑娘了，因为不是经常在一起玩，所以和她说话总有些不好意思。在记忆中，大概是星期天不上学的日子，她总是从街上走着路来，她有一张圆圆的脸，脸上总带着甜甜的笑，我们都很喜欢她，很多人说她像极了我母亲，每次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井台挑水，家里那口大水缸，要五六担水才能装满，那时我们兄弟还小，胜任不了挑水的活，最多能做的是跟在后面提一提吊桶。桃仔的到来，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欣喜，有一次，她居然带了一幅扑克牌来，教我们打清一色。
那时的曰子是欢快的，除了玩，我们开始也做一些事情，去场站的草地上割毛草，去水沟里捞鱼，去放牛，还去田里去捡禾散。
在陈家巷村口的井台边，有一条辅着麻石的小路，当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从这条路，背着书包到福城巷上学去。
福城巷是个大村子，比陈家巷大了不知多少倍，巷子有好多条，左弯右拐，通付家，又通下房，巷道上大都铺着麻石，有些还嵌着鹅砾石，有些房子很气派，四面的墙就有几丈高，像付家，下房的那些房子，听说都是有钱人住的，后来把有钱人赶跑了，都分给了和我家一样的穷人。
最早的福城小学就坐落在整个福城巷的中心地段，两排共四间教室，分属一二三四个年级，中间一个活动场，在两排教室的东北面，是一栋有着四面高墙的老屋，青条石做的门脸，黑漆漆的大门，门上两个大铁环像一对眼睛似的瞪着，有些庄严肃穆，进门所见是雕花的窗格子，厅堂，就是五年级的教室，楼板严丝合缝，看不见半根柴草的影子，老师的办公室就在厅左边的铺有地板的房间里，那时候，我的四婶娘还在小学里教着书，校长是下边村的杨嘉桢。
属于小学阶段的记忆很模糊，记得最清的是老屋灰暗的高墙上，那一年，贴满了许多白纸黑字的批林批孔的大字报，那大字报上有画着弯着腰伸着脖子的，长了老长胡子的孔老二，那年我太约十岁，有一点不明白，死了二千多年的孔老二，为什么会和林彪搞在了一起。
还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读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为什么老师一直把我和一个脸上長满了土麻子，比我大四五岁的女生坐一张桌子。
读书是枯燥无味的，每个礼拜的体育课也常常被一些老师借故占用，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课间休息的十五分钟，那时很是流行丟木官子，所谓木官子就是皂角村上结的皂角，剥开果皮，里面的籽粒就是，成熟的籽粒是黑得发亮，如果没成熟就有点青黄，有一次，几个同学相遨中午去釆摘，这东西只有五六里路外的塘背村才有，那一次我们爬在皂角树上摘到不少，每人分了一百多个，想着可以尽情玩耍，上课的时候也爱不释手，结果被教算术的杨老师发现，全给缴了，想起来真是太伤心。
那时候，整个福城大队唯一的代销店开在福城巷里，虽然那时候口袋里没有半毛钱，但上学放学总喜欢去看看，看别人买东西，有时也替家里打一瓶酱油，那里面最诱惑人的自然是糖果和饼干了，但现在想起来，有一次我身上终于有了一毛钱的时候，我居然不是买糖果而是买了好多盒火柴！我似乎是想买吃的，但当做雇货员的珍仔一本正经的问我买什么时，我可能觉得买吃的有好吃的嫌疑，因此临时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那么胆小，看见亲戚，老师也怕叫。进福城巷的第一户人家和我二叔是亲戚，我跟着堂兄弟喊姨爷姨娘，但碰面主动也很少叫过，姨娘是裁缝，总看见她挑着缝纫机出门给人家做裁缝，看见我们总是一张笑脸。每年，我们这一大家族也会请她做好些个工，祖母总夸燕梅仔的手艺好，活又做得快。有姨娘到我们家来的日子是喜悦的，那个时候，母亲从衣橱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三五块折得方方正正的布，一小块的花布属于妹妹，一些青的蓝的是属于我和哥哥弟弟。母亲开工前告诉姨娘要做什么衣服，我和兄弟姐妹，就急不可奈地等在旁边让姨娘替我们量身材了，于是，一整天，心情都是愉悦的，看着一块块的布料，在缝缝纫机哒哒的响声中变戏法似的做成了过年穿的新衣，于是，在期待的喜悦中，总是盼望着，快过年吧，过年吧。但过年的等待总感觉是那样漫长，慢长得要经过无数个风霜雨雪的曰子。
小学时大懵懂，读书也不怎么认真，父母也从末管过学习成绩如何，放学了，就一个心思玩。
后来，因为修马路，从陈家巷到福城巷那些石板都被搬走，做了黄家圳马路上的桥墩，从此，小路便日渐荒芜。
在新修的马路两旁，因为取土留下的水沟，在早禾快成熟的日子，黄花鱼仔总是特别多，小鲫鱼，小黄鮎，还有尾巴泛着金黄的小鲤鱼，这些小鱼儿总是诱惑着我和小伙伴们，放了学，也顾不上吃饭，拿着士箕就在沟里掏呀捣，正起劲时，屋场上，传来母亲的叫喊，"天收个，快回来吃饭呐"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福城小学新建在进福城巷的马路边上，我的儿女相继在这里毕业，之后到更远的城市读书去了。陈家巷和福城巷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新起的楼房改变了村庄的容貌，一些老屋都被隐藏在村庄的最深处，陈家巷真正是名附其实了，她巳经有了不止一条巷。只是在这种变化中，在某个春天，枫树不再发出新芽，它顽强地立在那里好多年之后，终于在一场春夏之交的风暴中轰然倒塌，属于我们的“枫树下”再无枫树。
从陈家巷到福城巷的马路，也终于修成了水泥路，我们都把它叫做福城路。路是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生的见证者，背着书包赤脚的少年，拖着板车流淌汗水的青年，骑着自行车疲备的中年，还有开着三轮车，满头白发的老人。这留在这块土地上太多数人的命运。
从小到大，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循环往复，在我年轻时，我总想沿着这条路，头也不回，义无反顾地走出去，走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或许是一座城市，一座大大的工厂。我总希望着，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接纳像我一样，千千万万个想逃离现实的人。有些人逃出去了，义无反顾地逃离，而有些人到死都不曾离开过。
现在，我到了已知天命的年纪，我依然没有走出我的村庄，这是我的悲哀，如果在这悲哀里，还存着些许的安慰，那么，我从来没有让我的儿女成为留守儿童或许是我大半生中最大的安慰了。
厮守着村庄，总是有许多的艰辛，但渐渐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我在懒散的，还算自由自在的劳作中度着平淡无奇的时曰，不必听命于谁，也不必讨好谁。虽然每天辛苦劳碌，所得的报酬并不能使我衣食无忧，且时常陷入的困顿让我感觉现实的无奈。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属于社会最底层最卑微的农民的宿命。
在空闲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坐在门前，感受着清风穿堂而过的惬意，飞虫自由来去的悠然，看柚子树浓密的枝叶在阳光里投在地上的倒影，四月的雨季，枯叶和柚花纷纷飘落，柚香飘散在村巷里，新生和死亡稍然而至。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黑狗躺在我的身旁安静地睡着，我的陈家巷寂静无声，我的兄弟们大多离开了陈家巷，他们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在开店，还有的在开小工厂，留下来的几个，还在土地上刨食，继续做着勤劳能致富的美梦。
所幸我的儿女，以及他们这一代人，已经义无返顾地离开了陈家巷这块土地，他们不应该属于这里，外面有广阔的世界，那里才有他们想要的生活，我为他们感到欣慰的同时，却又体味到透彻心底的凄凉，我祖辈生活的村庄，将在他们的逃离中陷入永远的寂寞和荒凉，若干年后，当我归于尘土，我的村庄，谁来继续守护？
20190123初稿
20190420修改
20220609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