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你站在不胜寒的高处

1923年12月22日，从南方休养回到北京不久的胡适带着大儿子胡祖望住进了北京西山“八大处”证果寺西侧的秘魔崖下，那里有他朋友胡垣的一处别墅。或许是“月色绝佳”因而使他“颇多诗意”，所以，当晚九点半的时候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秘魔崖月夜》，“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的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就在这里，熊秉三夫妇送了他一盆兰花草，他开开心心地收了，后来还赋过一首诗，“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这首诗原名叫《希望》，后来被陈贤德、张弼谱上了曲子，改成了众所周知的那首《兰花草》。

写这首诗的时候，胡适刚刚跟曹诚英分手不久，他的情绪异常低落，他想念着“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可到底是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继续着与发妻江冬秀的感情。有人说，民国史上有令人津津乐道的“七大奇事”，其中之一就是一生“不受左右”、曾气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慨记录“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的胡适之被家里那位包办婚姻得来的小脚太太管的死死的。我却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用胡适自嘲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胡适的一生啊，有着太多的“苦中作乐”，他已经在委屈和将就中练就了一副海般豁达的心胸，人人在他那里都可以不受委屈，畅所欲言，而他，就负责笑呵呵地听着，然后将所有的剑拔弩张化为和风细雨。

很多人都觉得胡适圆滑，可不是吗，毕竟胡适那么会说话，那么会做人。你看他，对鲁迅的挖苦视而不见，反而大力推荐鲁迅的《随感录》。他说，“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对于苏雪林攻击鲁迅“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则严厉地告诫她“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并提醒苏雪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方式理应是“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对于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亦“慨予俯允”，二话不说，丢下手中事，立马出面推荐，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你以为他跟迅哥儿是至交好友，其实他只是迅哥儿“横眉冷对”的千夫之一。即便无个人私事，只是因学术而对立，可能做到胡适这般无半点嫌隙，反而为迅哥儿的身后事奔波效劳的，除了至亲，恐怕也没有几个了。或许你以为他是忌惮鲁迅的名望，可一个连蒋介石都敢于“致训”的人，又岂会因惧怕早已不在人世的鲁迅而“左右逢源”？他只是凡事都留有余地，客观公正，绝不会“有失偏颇”半分罢了。鲁迅先生说的是，他自然“有则改之”，君子之交必然是应淡如水的，但即便是“忠言逆耳”听着膈应也并不必过多介怀。

他智慧，他有是非观，他知道摈除表象之后方为真心，所以，对于一切的批评他都是“笑纳”的。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觉得很是恰当，因为他真的是将我国的传统文化美德发挥到极致，比如说心怀天下，比如说君子正身，又比如说中庸之道，可他同时又不腐朽，与同时代既沾了“新时代自由恋爱”的光，又享受着“旧时代大男子主义”特权的男性不一样，他是既承担着“旧时代的责任”，又不忘却捍卫“新时代的自由”。羽戈的形容很能说服人，“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或许并非赞成你说的话，但他一定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然后温和地消除你身上的怨气。我觉得这一特质除却大智慧与高情商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心深处有大爱，正因为知道“众生皆苦”，所以才说任何话都留有余地，生怕一不小心“覆水难收”从而伤害了旁人。

有人说，也许是社会变复杂了，大家都被“套路”怕了，所以宁愿相信“真小人”也不喜欢“伪君子”，可我却觉得，一个人若能一直地“伪君子”下去，那他便一定是个“真君子”。所以，即便你不了解胡适的伟大，但就肤浅地凭借他的行为，亦是可以肯定他的温厚和善良的。“心是一杆秤，秤出的是自己的言行；言行是一面镜，映出的是自己的心灵。”而胡适的心灵，定是温润和雅，让人如沐春风的。他这样的人，若不是有着极大的智慧，必然不会过得太好，因为负累太过，因为顾及太多，太为他人着想难免累了自己，好在，他是有着那般的智慧的。可即便如此，他的内心依旧时时苦乏，这点可在他的《尝草集》中窥见一斑。

胡适并非有着“包容万物”的本钱，他不是生在一个事事不用操心的家庭，相反，他是生在一个一地鸡毛的市侩之家。他自小丧父，母亲一人将他拉扯大，还要应对两位难缠的嫂子和给不争气的哥哥。他在《我的母亲》里写道，“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这样的过年是指“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可即便是生在这样一个充斥着“鸡毛蒜皮”之琐碎小事的平凡家庭，他亦是养成了一身“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才是真纯洁，而胡适，就是那朵自污泥中破土而出的绝世菡萏！

《我的母亲》可算是我最早接近的那个真实的胡适，哪怕后来我已经忘了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可书中的一句话到现在却仍是记忆犹新。他说，“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这是他对于嫂子给妈妈“摆脸色”的不满和抗争，我原先只是觉得说得好，待后来年岁越长，真真是体味到个中滋味，再待后来逐渐了解到胡适的一生，看到他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的一句话“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才于感动中了解到先生之好的冰山一角。因为啊，他真的一辈子都不曾把生气和脸色摆给旁人看，他一辈子都在“不受人惑”、“不受苦难惑”地对人诚恳且热诚着，哪怕自己再生气再委屈再疲乏。终其一生，胡适都在践行着“知行合一”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从未变过。

当年的民国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倒不是类似于如今的“我爸是××”那般显摆或往脸上贴金的行为，而是在简单陈述一个真实的情况。数几十年后再看来，胡适的人缘可真是能称之为“桃李遍天下”了。胡适的交友有多广泛呢？远在我真正去了解他之前，胡适这个名字就早已如雷贯耳，他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各个民国人物的生平故事里，然后“踩着五彩祥云”，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比如，资助林语堂念完哈佛，比如帮助卖烧饼的袁瓞治病。他在资助完陈之藩400美元之后，因为怕他有负担，写信给他说，“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他告诉他，“嗯，我不欠你，我很市侩，我是因为看好你，投资你的未来。”后来，他干脆直接不告诉别人，比如林语堂，在林语堂学成回国找校长蒋梦麟道谢的时候，方才如梦初醒，原来一直资助他的不是学校，而是胡适。胡适就这样出现在每个人的人生和故事里，发挥着他或“和事佬”或“红娘”或“投资人”的身份，一度颇让我有“飞雪满孤村”、“乱叶舞纷纷”之感。待后来看多了倒也习惯了，我也就知道在那个年代，每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每一对求而不得的才子佳人背后都会有这么一个稳如泰山的身影在默默地推波助澜，我于他才颇有些“日久生情”的“老夫老妻”感。

有时颇有些好奇，这个“八面玲珑”的“红娘”啊，他难道就真的这么闲吗？可事实上他真的很忙，他一面研究学问，并获得了36（他自己只承认35个）个博士学位，一面帮助落魄中的知识分子，一面还要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奔走呼号。

胡适这一生在很多大事件中都留有身影，毛主席曾亲切地称他为“老师”，蒋介石也不止一次想让他“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可他却从不曾入仕，甚至连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欲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也以“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为理由拒绝了，这让人很多人不得其解，因为他看似很活跃，可实际上却又“万花丛中过，片也不沾身”，没有人能真正懂得他“八面玲珑”之后的意图。他到底想要什么呢？在权利欲望面前，有人毛遂自荐，有人自命清高，有人欲拒还迎，可实际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所谓清高之士或许会为了八斗米折腰，又或许只是耍了一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策略，总归在一定的利益和权利面前是会待价而沽的。可唯独他，有着先天以及后天的本钱，他声望高、有学识，只要他想，必然能手握重权利、叱咤风云，可他没有。那他既不爱虚名为何又要出入朝堂，既想“种豆南山”为何又要“身兼重担”？我想，可以先从他最具争议的一件事说来。

胡适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曾与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存在与全民抗日的目的相反，他们企图维护最后的和平，因而被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可事实上，胡适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比很多纸上谈兵的“爱国之士”要高得多。他在国家危难之时抛弃了自己极端珍视的“自由”，应召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说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而后全心投入到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中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毕尔曾在《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如此总结道，“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总统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来偷袭珍珠港。”此说尽管不尽正确，却可窥见一斑他的处事方式，他从不会做无用的抵抗，也不欲牺牲任何一条无辜的生命，他想按兵不动用“借刀杀人”的方式不费一兵一卒地不战而屈人之兵。

越是往后，我们越会感叹于他的远见卓识，折服于他绝世的智慧，他眼光卓绝，站在那个时代的顶峰，他“超越当时代”的见解注定不会被这世上的大部分人所理解，一腔孤勇无人陪同，最后只能自己身先士卒，是否会成为《无间道》里到死都不能得到一个“勇士”称号的陈永仁他不知道，但我想，他一定不会介意。

后来，1933年华北停战以后，汪精卫依旧一味对日妥协，而整个国内也是气势消沉，向来不怕唱低调的他，却毅然地站出来唱高调，提醒政府不可只顾眼前安宁而承认侵略合法化，牺牲掉我们在国际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和我们将来翻身的本钱。有人会奇怪他的反复无常，你不是号召和平吗，怎么在我们眼见着打不过的时候又出来“鼓动”了呢？那是因为抗战已然全面展开，我们该付出的代价已经付出，“拉弓没有回头箭”，彼时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

他啊，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走一步想三步，你以为他要认输，其实他正在蓄谋着“一击而胜”的策略，可是他笑盈盈地，你实在是看不出来一点杀气啊。他与汪精卫等人求和的原因并不同，汪精卫是对国内形势不自信，也有着自己的私心，而他不是。他指出“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他一直对中国的必胜抱有极大的信心，一切也都朝着他预计的方向发展，只是他的“心怀天下”让他看到了征战之路的惨烈，他不愿付出如此代价，不愿看到生灵涂炭，所以才想走一条更好的路。

我想，随着历史离他越来越远，我们的后人会给他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佛性的文人，智慧、豁达、博爱，他爱这天下每一个人，见不得任何人受苦。早年，在与鲁迅兄弟二人谈《西游记》时，他说第八十一难应该这样改才最合佛教精神，“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大唐。自己念动真言，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我想，能说出这番话的，除了他，怕也是没有别人了，当然，能有资格说出这番话的，除了他也是没有别人的。他啊，是真正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

有些人爱拿他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说事，可我却觉得，这多么像一个将自己的母校骂的狗血淋头却不允许别人说半句坏话的“护短学生”啊，这与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他的感情不在言语，一直在行动中罢了。

我这一生为三个人所深深折服过，他们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周总理，还有一个，便是“和而不同”的胡适之，而其中，又以胡适之为甚。我多么喜欢他“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的君子之风，和“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忍辱负重啊……先生之好，我穷其一生之力亦不能诉出九牛之一毛，千言万语只有一句，如果胡先生还在，我多想见他一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