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21）

2011年2月23日

        洪水在慢慢退却，房屋没有被淹没的人们陆续回到自己家里，母亲也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避难的粮站仓库。那时我还不知道满目疮痍这个词，但是，今天回忆当时的形景，这个词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街巷被淤泥覆盖，散发着动物腐尸的刺鼻恶臭，随着洪水的消退，越来越强烈。下半条街的那些人们无法淌过齐大腿的淤泥，只好呆在上半条街，我看到他们聚集在一起，茫然无措。 

        一九八一年的七月十四日，当小镇被洪水洗劫之后，人们欲哭无泪。很庆幸，我家没有进水，米缸里还有米，母亲的泡菜坛还完好，至少不会饿肚子。

        现在想来，当时的救灾反应是迅速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获得了分发下来的空投食品。虽然交通中断了，但道路的抢修进行得很快，从水路运来了大量的木料和油毛毡等救灾物资，人们开始搭建临时的居所。街道的清淤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小镇的人们空前地团结。姑婆一家子在油毛毡房未搭建好之前挤到了我家里，而母亲毫无怨言地接纳了他们——虽然姑婆的儿子在我这个小主人面前显示了其非同寻常的霸道与蛮横，但他仅仅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母亲和姑婆放映电视的工作被迫终止了——场地被水淹后积下了很深的淤泥，最关键的是当物质匮乏的时候是不会有人肯花五分钱去追求精神娱乐的，他们更关心政府的救济，更关心重建家园。

        父亲从广播中了解到了水灾情况，他赶紧请假往家里赶，却发现那是奢望，他被大水堵在了合川县城。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和家里联系，我想父亲当时一定对心急如焚有最真切的体会。然而，我和母亲很快见到了父亲，像是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浑身湿透，双手空空，没有我熟悉的“上海”挎包。当母亲听完父亲的叙述后，不禁责怪父亲的鲁莽，由于道路不通没有汽车，父亲是绕道从县城回来的，而途中必须过涪江，没有渡船，父亲竟然扔掉了包泅渡过江。我现在能够理解父亲的心情，当他看到母子平安时，一定觉得冒险是值得的。父亲只呆了短短三天，便回厂了，他一生最遵守规定。

        小镇的抗灾自救持续着。母亲因为在我们所在街道的威信而被临时委以“重任”，小镇的官僚派母亲负责带领民工清理街道淤泥，并负责重建我家所在的下新街（这时候，红旗街已经改回了从前的老名字下新街）被冲毁的通往江边的石梯和公共厕所。现在很难揣度小镇的官僚们当时是出于何种考虑把这样的“重点工程”交给根不红苗不正的母亲的。但是，母亲领受了任务，我想，与其说是由于她对这项重建任务的重大意义的理解，毋宁说是由于看在薪水的份上——小镇官僚告诉母亲这个临时的工作价值每月三十元，这在当时是不菲的月薪，比母亲放映电视每月二十四元还多六元。

        母亲很是尽责，每天都坚守工地，晚上还认真记录材料的进出帐。带弟弟的任务自然由我来完成，淤泥未清理干净之前，我们的活动范围少得可怜。只有在晚上乘凉的时候，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孩子们才有了欢笑，可以玩捉迷藏，也可以听那些大人们聊各种传言。那个时候传言就是人们的精神食粮，什么谁谁在合川大桥上抢夺浮财被解放军击毙了，谁谁又看到天空中出现了火龙，说得最有鼻子有眼睛的就是江边守窑货的老头，他说他涨大水前两天夜里，亲眼看到江心灯火很亮，三个白胡子老头在喝酒，还听到他们说要发大水。还有人说，这水说不定还会再发，因为他做了什么什么梦等等。这些夜晚，我和许多孩子一样，被包裹在这些神乎的传言中，以至于我渐渐不敢独自带了弟弟回家睡觉，总担心那水又发了把我冲走。

        当小镇街道的淤泥清理干净的时候，人们陆续回到自己的家。母亲继续忙碌着她的临时工作，做一个称职的监工。半年后，当我放假回来，走在母亲督造的通往江边的石梯上时，我感到很骄傲。而母亲虽然随着石梯和厕所的完工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这份实惠的临时工作，不过，她因此给小镇官僚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受到居民的尊重。几年后，连一个正式职业都没有的母亲竟然稀里糊涂地被提名为小镇人大代表候选人，并且毫无悬念地当选。母亲不会议政，只会举手或者不举手，我记得母亲曾经对念中学的我说，当人大代表好呵，有会议补助。我从未对母亲这样地看待中国特色的政治感到难堪，反而认为在当时窘困的经济条件下，母亲仅仅是因为开人代会能够领到几元钱补助贴补生活而乐意于这个在如今十分吃香的身份，令我多少看到政治中的一丝温存。

        这个暑假就这么在大人们自己吓唬自己的荒诞传言和我怕被大水冲走的恐惧中过去，临近开学的时候，我忽然提出不想回皂角小学大姨妈那里念书了，我依然不舍得和母亲弟弟分离，我想就在小镇的学校念书。太和镇小在洪水中被淹没，但现在淤泥已经清理干净，校舍也得到维修，我去看过，比皂角小学要大要气派，我告诉母亲，我想到那里念书。母亲答应带我去那里报名。然而，我和母亲都没有想到，一件强烈刺痛我和母亲的事情即将发生，这件事将影响到我对老师已有的看法，如同皂角小学我的恩师潘峻一老师的高尚行为对我十一年后开始的从教生涯产生正面影响一样，那一天，在强烈的对比中我用仇恨与蔑视对这件事的当事人做出了回答，并深刻地在心里烙下印记，永远不会原谅。

        临近开学的时候，我向母亲提出就在家乡小学上学的要求得到了母亲的同意，这对我而言，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情，我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在假期结束前几天用哼哼唧唧表达不舍离开的心情了。我有理由相信，就这事母亲和父亲在信上一定商量过，我更有理由相信，出于常情，母亲是不忍心让我到远离她温暖的地方去上学的。九岁的我是难以理解父母的苦衷的，毕竟让我在家乡上学从现实上会让本来困窘的家庭产生更大的压力，多了一张嘴的开支，而且母亲会因为四处做零工而无法照料我。无论如何，母亲还是决定让我在小镇上学了，并为此写信向姨妈和姨爹做了解释。姨妈和姨爹并不赞同，认为最后一学年不应该转学，但依然尊重了母亲的决定。我猜想，父亲本来也不怎么同意，但是他也不例外地尊重了母亲，这意味着他肩上的压力增加了。尽管后来发生的事让这个决定落空，但我依然感谢父母在那样的环境中仅仅因为不忍心我孤身寄寓于姨妈家而宁可加重自己的负担让我留在小镇的决定。

        让我尽情欢呼吧！我再也不会孤单，再也不会想家了。我会和小冯霞、袁群她们一起上学了，我长大了，懂事了，不会再和小冯霞比划罗家刀和冯家拳了。我再也不要乘坐那带我离开家乡的可恶的汽车，再也不会声嘶力竭地哭泣一直到大佛寺（离小镇十公里的一个小站）。我想，我要让弟弟瞧瞧我是怎么念书的，我要让他小脑瓜子里充满羡慕，我还可以充当他的老师，卖个关子逗他心痒痒的。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盼望着开学，盼望着到新学校去报名。那些天，母亲依然忙着重建工地上的事，我则尽心带着弟弟，我不知道，在弟弟心里是否感觉到我心里的欢乐，和因为欢乐而对他的特别的友善。

        母亲常说一句话，“欢喜麻雀打烂蛋”，接下来发生的事应验了这句话最可怕的正确。

        现在让我回顾那件刻骨铭心的事，我将在叙述中尽量保持平和，但绝不隐瞒仇恨。

        八一年的九月一日，母亲领着我去小镇那所最气派的小学报名插班。我穿上了新衣服，母亲给我买了新书包，我把写得工整的暑假作业和大姨妈寄来的上学期的成绩通知单一起小心地装在书包里，当然，我特地把那篇记叙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大洪水的习作——它后来被大姨爹拿去作为范文给初二年级的学生们念过——放了进去。母亲事前托她在这所小学教书的朋友打听过关于老师的情况，在母亲心里一定认为由于我的视力缺陷，她必须把我交到一个有耐心和责任心的老师手里才会放心。母亲得到的消息是有一对夫妻搭档，女的姓吴，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男的姓刘，教数学，据说他们教学很认真也很负责，关键是小镇的孩子家长们都这么评价，认为他们教得很好。母亲对这对夫妻搭档并不陌生，毕竟小镇太小，低头不见抬头见，她甚至乐观地认为他们没有理由不收下我——看在是街坊的份上，虽然这可能会给他们增添不少的麻烦。然而，母亲想错了，错得离谱！

        那天学校真热闹，家长们都领着孩子来报名，那些孩子比皂角乡下的孩子穿得要好，尽管刚经过洪灾，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我有些新奇也有一丝胆怯，小心翼翼地跟在母亲后面找到了五年级一班的教室，吴老师正忙碌着检查原班生的作业，刘老师则在一旁帮忙。母亲拉着我上前，说明来意，让我叫老师好。其实母亲不需要提示我问老师好的，以我那时的嘴甜，加上迫切希望插班的心情，我会用最真诚的语句表达我对老师的善意。让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吴老师对我情况的了解出乎母亲的意料——当然不是对我前四年优秀学业的了解。

        下面我将尽可能按照记忆的逻辑复述当时我听到的她和母亲的对话，这番话我会一辈子记得，我相信，自尊的母亲也会永远记得。

        “哦，我听说过，他眼睛不好，坐在第一排都看不见黑板上的字。听说他以前在姨妈的学校读书，我看还是在那里读书比较好，您看呢？”

        “孩子小，不想离开妈妈，您就收下他吧，他成绩很好的。”母亲一边央求一边拿过我的书包掏出成绩通知单。

        “呵呵，这个我就不看了，教师子女成绩都好，这个分数，呵呵，还是有些水分的。再说了，我们班上人多，他又坐第一排都看不见黑板，我不可能单单来照顾他吧。这样下来也会影响我们班整个的成绩，毕竟是毕业班了。”

        我看到母亲眼圈发红，嗫嚅着还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我看到吴老师那张无情的脸还带着职业的微笑。我看到母亲手里攥着我的成绩单怔怔地站在那里，而吴老师不再搭理她继续和其他家长攀谈。我听到她的丈夫刘老师对母亲说：“还是让他到姨妈那里上学的好，姨妈可以照顾他。我们班真的人太多了。”够了！我用最仇视的目光扫了这对夫妻一眼，从此记下他们的嘴脸。我拉着母亲衣角说：“妈妈，我们走，我愿意去皂角读书了，走的时候我再也不会哭了。”

        走出这所学校的大门，我感到无可抑止的悲伤。万事不求人的自尊的母亲，连为自己的工作都从未低头求恳别人，为了我却不惜低声央求，而这央求竟然并没有打动这对老师夫妻。我很奇怪，当时我居然没有泪水，但那一刻起，仇恨埋在了心里。从那以后，我无数次回到小镇，无数次从这所学校大门经过，却再也没有踏进大门一步，即使我的弟弟后来在这所学校念书，甚至那一年春夏之交我的大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停课后我回到小镇，去这所学校接弟弟也只是站在门口。

        我真的懂事了，这对我来说，就如同皂角小学陈世禄老师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陈兴中一样，懂事意味着痛苦。

        就在那时，我悲哀地发现我的眼睛缺陷将成为我一生的障碍，会给我带来无穷尽的挫折。也就从那时起，我对视力检查感到恐惧而有意无意地选择抗拒和自我安慰，甚至对医院和医生都感到恐惧，像鸵鸟一样逃避。这些感受我无法告诉母亲和父亲，只有我自己知道。现在想来，经过这件事，母亲的感觉应该和我是一样的，她不得不面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甚至考虑得更远，那就是自己儿子的生活将因为这缺陷的视力而充满变数与波折。

        一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当年皂角小学唯一一个考入当时的省重点中学合川一中的学生，而那对夫妻搭档所教的班却没有人考上。考虑到我刚满十岁，无法独立生活，母亲断然放弃了这个在当年让无数家长艳羡的机会让我回到小镇的中学念书，当时，这个决定在小镇引起很多议论，都认为可惜，但我并不后悔，而是感到终于能够和母亲弟弟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八一年的秋期开学第一天，太和镇完全小学的吴老师和刘老师用他们的自私与偏狭为我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就像提前捅破了一层纸，让我过早地明白了残酷。当我沐浴在皂角小学姨妈的同事们的温暖中时，我无法懂得现实的严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似乎应该感谢他们。但是，我不会感激，只有仇恨，因为，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他们手里终结了。当我在第二天破天荒地背着书包行李独自乘车去皂角的时候，我没有像以往那样抱着母亲哭泣不肯松手，而是拒绝母亲像以往一样送我到车站，我甚至挤出了笑容告别，而那笑容背后有我幼小心灵中铭刻的对这两位老师的厌恶和憎恨！后来，我无数次在小镇碰见过这对夫妻，我不会招呼，只有冷冷的目光。他们的女儿后来成为我高中的同学，经常邀请同学去她家玩，但我从不踏进他们的家，因为我无法原谅。当然，我的母亲有更多的机会在菜市或者是小街上碰见他们，母亲和我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昂着头擦肩而过。据说在我考上大学后的某一天，母亲在街上碰见了吴，吴向母亲表示祝贺，而母亲却淡淡地回答“他眼睛不好，连老师都不愿意收留，考上了全是运气。”

        多年以后，当我给中师生讲授教育心理学时，我曾经谈起这件事，我想让他们明白，教师对孩子灵魂的塑造并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时候主观的判断和言行可能会永远刺伤一个孩子的心灵从而影响到他的所有行为。值得庆幸的是，这件事虽然使我对我现在所处群体的道德产生过种种怀疑和嘲讽，却让我在从教生涯中在和家长孩子打交道时细腻地顾及他们的感受，尽可能不伤害孩子无辜的心灵，这成为我的一个起码的原则。

        新学期开始了，这将是我在皂角小学生活的最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