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校长们一一读《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

那些老校长们一一读《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之立，在于有魂，而大学之魂又在于大师中的大师——校长也：一名校长在一所学校中所起到的作用，自然是毋庸赘言的。

      民国，一个新旧交替、中西冲撞的非常时期，一个积贫积弱多灾多难的多事之秋，一个靠弱政府经营难以兜转全局的奇特时代，各种思潮缤纷涌动，各色人等纷纭登场。有太多有见识有担当、有理想有抱负的启蒙主义者渴望开启民智，疗救国人，渴望一拯内忧外患，一改颓败国势，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深深地投向了教育。

那些老校长们一一读《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

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大，竺可桢之于浙大，任鸿隽之于川大，罗家伦之于清华与中央大学，胡先骕之于中正大学……一本由智效民所著的《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为我们讲述了民国时期最令人激赏也最令人唏嘘的校长故事，不仅勾勒了校长们在教育史上的卓越贡献，更展示了他们一腔热血为国为民的精神气节，以及令人倾慕与仰望的人格魅力。他们仿佛一道道彩虹，绚烂了朗朗晴空；又仿佛一座座城池，每一座都让人惊慕于它的华贵与幽深。他们一手擎着自由与民主的火炬，一手托着科学与进步的大书，一步一步引领着莘莘学子们迈向光辉的未来。正是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坦荡耿介的操守，为五千年文明保存火种，为爱国救亡而教学，弦歌不绝，孜孜浇灌着学术的幼苗。多难兴邦，多难也育才，培育出一代代品学兼优、人格健全，有担当有作为的栋梁之才。

不难发现，民国时期的校长们无一例外地倡导“通才教育”，把大学作为研究学问之所、培养独立思想与健全人格之所，并不欣赏在其中搞职业教育、专才教育。蔡元培就明确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蒋梦麟说“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是养成健全的人格，二是发展共和的精神”。竺可桢说：“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师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张伯苓在南开校训中提出“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罗家伦则提出大学应该承担起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以及把握时代的精神需要等任务。民国校长的志笃至此，反观当下从社会到教育界到家庭，一早就把目光对准未来的职业出路，片面追求分数，过度强调竞争，过度强调实用主义，把学生训练成“有知识无文化”、“有专业没思想”的“一代新人”，“通才教育”早被抛之脑后，令人不禁生出今不如昔历史倒退之感慨。

当年的中国，国民体弱多病，被洋人耻辱地骂作“东亚病夫”，难怪留洋回国的校长们会把健全体魄作为建校的头等大事，但他们对体育精神的认知远超于此。校长们认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种合作，不仅适用于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梅贻琦说：“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张伯苓说：“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庶不致发生流弊。”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召开，并担任了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可以说，张先生对中国现代体育运动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此外，大学校园里的各类社团的活跃也令人大开眼界。为什么要成立学生社团？校长们认为一可培养学生的兴趣，二可抵制功利主义的影响，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三则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培养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队精神。以南开为例，校长张伯苓自编自演了南开公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以身体力行来支持学生社团活动。另外，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上贡献很大，也是南开出身的大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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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五四运动”肇始于北京大学， 校长们并不希望学校成为运动的活跃地，认为社会问题应该由成年人处理，学生就应该安心求学，“罢课与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群众的心理，同时养成逃学和盲目从众等习惯。但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偌大的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无论言者如何谆谆，听者却是何等藐藐，大大小小的学潮此起彼伏，不曾停歇。校长可以搞掂学问上的事，但当学生的触角早远远地伸出了校园，他们也就只好无可奈何地一声叹息。

其实校长们自己即为文章报国的中坚分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社会发展与人生命运紧紧相连。罗家伦是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学生领袖之一，据说当天散发的唯一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他写的。而胡适这员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一生中总是不断发出争民权争自由的战斗檄文：《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他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制造专制的暴力革命，而应该采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由于其思想不为当局所容，胡适离开中国公学转而至北大，终其一生，胡适都在为争自由争独立中保持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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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们带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努力向西方学习，致力于校园改革，努力改变大学陈旧落后的面貌。修整校园，聘用名教授，扩大学生数量，修建大型图书馆，树立良好的学风，争取学术独立，呼唤民主自由，诚如罗家伦所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带着这样崇高的理想与牺牲精神，他们把为国人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终生追求，同时也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可悲可叹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大多壮志未酬，如流星一般在大学的天空一闪而过，留下了毕生的遗憾，但他们的绝世风华，永远辉映着人类进步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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